台北地院針對2014年太陽花學運，進佔立法院的被告，全數判處無罪，只是以所謂公民不服從來阻卻違法，其適法性與正當性為何，實有商榷之餘地。
由於公權力由國家獨佔，故現代法治國家，僅有在非常例外的情況，才允許人民行使自力救濟，而此種例外情況，就讓人想到所謂抵抗權（Widerstandsrecht）的概念。至於將抵抗權入憲的顯例，即是德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鑑於納粹對於威瑪憲法的破棄，於法律體系上竟無任何機制足以為反抗，故在基本法第20條第4項，即明文對於毀棄德國民主自由體制者，所有人皆可對之實行抵抗權。 只是關於抵抗權的實施，在客觀上，往往易與所謂革命、政變等非法制的權利產生混淆，故其發動也必須有一定的要件限制。
首先，只在有抵抗情狀，也就是對德國基本法第20條所揭示的民主、社會福利等憲法基本原則之破毀行為出現時，才得為抵抗權的行使。至於為此破毀行為，雖以政府機關，尤其是行政機關為常見，但此條文所明示的抵抗對象，卻不僅於此。故若有團體或組織為毀憲行為，人民仍有對之行使抵抗之權利。其次，由於抵抗權的實施，必然會衝撞現有的法律體制，甚至帶來社會秩序的嚴重破壞，故其發動就必須基於補充性原則，即最後手段性。這也象徵，即便有抵抗情狀出現，若仍有合法的途徑為反制，仍不得實行抵抗權，以免有人動輒以抵抗權之名，而來行奪權之實。
而與抵抗權相近者，即是所謂市民不服從（ziviler Ungehorsam）。此概念乃來自以「湖濱散記」聞名於世的小說家梭羅，於1849年美墨戰爭時，為抗議此不義戰爭而拒絕繳稅，並因此入獄所發表的一篇短文，之後，並為甘地、金恩等人所發揚光大，而成為公民運動反抗體制的典範。而此種權利所對抗者，僅是為單一法律或政策的不公、不義，且強調以和平、非暴力方式為之，這就與抵抗權不限定是溫和的行為，有很大的不同。惟關於兩者，皆來自於天賦人權的自然法思想，及在對抗不正法律之點，卻無二致，也造成兩者概念常被混用。
而就我國刑法來說，雖承認超法規阻卻事由之存在，但以公民不服從來否定行為的違法性，似未曾有之。故此次北院判決，在參考相關學理與資料後，即列出七大要件，以來檢驗太陽花學運的正當性。惟由法院自行確立的標準，實有使司法權凌駕於立法權之上，致踩踏了憲法權力分立的紅線。
其次，法院雖列出多項要件，但不外就是針對一個不正的法律或制度，人民基於公益理由，且已無其他合法管道為救濟下，就可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對國家進行合於比例原則的抵抗，因此所生不法，就可被正當與合理化。
只是法院所列要件，如所謂不義制度、公益或公共事務、非暴力或和平手段、比例性等等，皆屬極端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以太陽花學運所抗議的兩岸服貿協議來說，未能逐條審議的立法過程，確實違反程序正義，但民眾因此衝入議場，是否屬於最後手段、因此與執法者產生的衝突能否稱為非暴力等，恐會陷入人言人殊的狀況。
尤其在如此含糊，甚而可說是空泛無邊的界定下，警察於處理群眾運動的當口，又何能判斷公民不服從的適法性？甚且任何陳情抗議者，不都自認是在對抗不正的國家行為，故於未來，立法院只要審議爭議性極高的法案，若有人衝入議場，並執此判決為依據，第一線執法者既無所適從，亦害怕自己的治安維護舉動於事後被究責，致動輒得咎。
也因此，面臨模糊不清且屬超法規阻卻事由的公民不服從，必得由最高層級的法院判決，甚至是大法官解釋，以來明確化此等要件。若不如此，就使引用公民不服從與否，完全繫於法官的恣意與專斷，這必引發各界對其意識形態的猜測，致使人民對司法，更加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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