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雄醫學院讀大三、大四時，發生一個重大事件，就是台灣退出聯合國，我們都知道二戰後台灣過去用「中華民國」的身分在聯合國是有合法的席次，當時蔣政權口口聲聲還說：「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是唯一有代表性的政府」不過中國大陸被中國共產黨佔領後，從1945年至1949年取得政權一直到70年代，經過近20年之後，世界很多國家開始認為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是事實合法存在的國家，不能再以「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權」代表中國。應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代表才合理。所以，後來在聯合國每一年都在討論到底中國的代表權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退出聯合國─台灣命運轉折點
當時，很可惜，世界上有很多對台灣友善的國家如美、日、英、法、沙烏地阿拉伯…都希望台灣留在聯合國但不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搶中國代表權。當時台灣駐聯合國大使返台向老蔣報告，如要留在聯合國，咱應該要放棄中國代表權，咱就是代表咱台灣就好。當時咱台灣有個先知就是台大政治系主任彭明敏教授，彭也是當時台灣在聯合國的顧問。彭也提出台灣自救宣言，台灣就是代表台灣，中國就是中國，也就是「一中一台」的呼籲。他希望蔣介石政權放棄對中國的代表權的爭取，但是用新的「台灣」國家留在聯合國。這其實也是當時國際眾所歡迎之事。可惜在當時那個年代，蔣介石是獨裁統治者。不願聽別人建議甚至其一直堅持要反攻大陸，他感覺他是被共產黨趕出中國，心中不甘執意要重返中國。所以老蔣堅持要反攻大陸不願意面對現實，表明「漢賊不兩立」。簡而言之，就是他和共產黨不能同時存在聯合國裏面。所以，直到1971年聯合國最後投票，台灣就被趕出來，也就是「中華民國」這個政權在國際組織不被承認是一個國家。聯合國決議中國代表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代表，台灣因此變成國際孤兒。這個事件對台灣國內造成很大的衝擊。
一方面蔣家過去對台灣人民教育咱要反攻大陸，咱就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權，但是國際社會已經否認這個事情後，台灣人民當然會開始想，那咱到底要代表甚麼？所以在台灣社會有看見幾個很明顯的運動或說討論，其一就是中央民意代表是否應該要全面改選。老蔣過去一直要反攻大陸，所以凍結憲法，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指稱台灣與中國還在戰爭所以國會不能改選。不論國民大會或立法院都要等待反攻大陸後才來改選。因為他說要代表全中國的政府時，就非台灣一個省，還有中國30多個省都要選出民意代表。所以，70年代以前，我們的中央民代都沒有全面改選。都是從中國跑來的老國代、老立委，就是過去所謂的「老賊」。也因此，台灣社會開始出現「國會應該要全面改選」的聲音。因為，台灣代表台灣，不再代表中國，這是在政治上一個非常大新的挑戰。
另外，文學上、文化上開始有所謂鄉土文學的運動。過去主張台灣代表中國時，「台灣文學」就等同是「中國文學」，沒有人會懷疑這種觀點。但是，退出聯合國後，台灣就已不代表中國了。所以台灣的作家、台灣文化人開始反省：自己的作品還能代表中國嗎？
中國自有其文學作品以及思想與社會反映他們人民心聲的作品。所以在台灣文學、文化方面很多人開始提倡「鄉土文學」運動，簡單講，就是台灣人所寫反映台灣人想法就是台灣文學。不一定就是中國文學。所以鄉土文學運動在70年代對整個台灣社會有很大衝擊。
再來，就是在校園內開始有很多大學生走上街頭！為了關心台灣社會很多較弱勢或在較偏遠地區未受到照顧的民眾，實際上的生活與問題。所以，在大學校園內開始有服務性的社團，如去農漁村服務、去山地原鄉服務或關心礦工等各社會階層的社團。我當時在高雄醫學院讀大四、大五時就因而組織「百達山地服務團」，就是採用我高中所住的「百達宿舍」為名，許多住過百達宿舍後來畢業到各地讀大學的學生，後來每年寒暑假都會在台南聚會。
袁國柱神父在我們高中常帶我們去屏東三地門露營，所以就建議我們組織「百達山地服務團」而三地門再上去的霧台鄉也有我們認識的天主教傳教士以及原住民杜靜男會帶我們去霧台六村落去實地訪視原住民所需要的幫忙。當時第一次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們百達一位同學洪良志，我們兩人隨杜靜男從三地門到霧台走六小時。當時交通還是很不方便，攏是石頭路。隨後每個村落都要走三個小時，走一座山頭後再翻越另一個山頭，攏是用雙腳走路，相當耗費體力。印象很深的一幕是，杜靜男走到石板屋門口坐在石椅前，拿了一桶近百顆台灣土芒果吃了起來，而我與洪良志則合吃一桶，不僅補充體力，也首次感受到台灣土芒果實在有夠好吃。
當時在勘查霧台鄉後，我們決定每一個村落要組織一個駐村的隊伍，約五、六個大學生為單位。駐地可以深入幫忙原住民如農業種植的教導，或由讀工程的同學替他們修路，而讀師大或文組的同學就幫忙原住民子女加強功課；我則組織醫療隊帶領醫學系學生到每個村落巡迴進行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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