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1949年以後出生的人就讀國小時，都會從課本讀到「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對「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內容朗朗上口，但是，絕大多數人卻終其一生也不知道「蔣渭水」是誰。
1931年8月5日蔣渭水病逝於台北醫院（今之台大醫院），因其罹患的傷寒症屬於法定傳染病，當日即行火化。從事社會運動的同志們於8月23日為他舉辦了一場名為「故蔣渭水氏之台灣大眾葬葬儀」。那一天，大稻埕的商家自動休市、全台有五千多人參加葬禮，這還不包括同志在其他縣市發起的追悼會（如林獻堂在台中）。總督府當局為恐民眾群情過於激烈，而派出為數眾多的便衣和特高警察戒備，足見蔣渭水的精神與人格確實獲得了當時大多數台灣民眾的敬仰，甚至殖民者對他也懷抱著幾分敬畏。
為什麼稱為「大眾葬」？所謂「大眾」，就一般廣義的來說，泛指不具特定階級的「庶民大眾」，此說頗為符合蔣渭水「為弱勢民眾發聲」的特質；但也有學者認為是專指「無產階級的大眾」——這是以回歸到殖民時代的歷史脈絡，重新加以檢視的主張。蔣渭水是台灣民主運動先驅、社會運動實踐革命家，推動成立及領導的抗日團體近百個，將反對運動由知識份子為主體推展至全民運動，總督府視為最頭痛、最活躍、最有組織力的異議份子，「大眾葬」是一場號召無產大眾追悼蔣渭水之葬禮，應是毋庸置疑的。
以現代化的說法來看蔣渭水後期思想「左傾」，也可以從他的遺囑得到印證。但吊詭的是蔣渭水的遺囑從他逝世到戰後，到1957年間至少有六個不同措詞的版本，這也可見他在塵世的最後一刻，仍留給後人一個巨大的驚嘆號！
遺囑的成稿過程與內容有明確的史料、記載可循，但屈從政治意識形態，執筆人以扭曲的歷史觀任意竄改遺囑措詞的荒謬行徑，除了暴露掌權者的粗魯，更是所有自許蔣渭水「粉絲」或「接班人」，或者以「研究權威」自居的學者們，一門非常嚴肅的功課。
蔣渭水患病後入住台北醫院，同志們怕日本殖民政府對他不利，故自願輪值日夜排班擔任守衛；他的藥物及食品都需經過杜聰明檢驗過後才能服用，以免遭人暗算陷害。最後藥石罔效之際負責記錄遺言者有二人，分別為盧丙丁與黃師樵；黃師樵後來敘述，病逝前二天蔣渭水已時醒時迷，遺囑成稿後也未能過目、簽名，係由杜聰明、蔣渭川等六、七名核心同志認可簽發。
根據「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黃信彰博士的研究，蔣渭水過世後幾小時，遺囑即被張貼在大安醫院和民眾講座前公開，卻遭到警察機關禁止公告而撤除並且沒收。隔日，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便以報社改寫後的版本刊出。遺囑中關於「社會運動」、「無產階級」、「同胞解放」等關鍵字眼均遭刪除。
咸認以黃師樵擔任主編時，於1931年8月13日刊登在《新高新報》之版本為最真：「台灣社會運動確已進入第三期了，無產階級的勝利，迫在眼前，凡吾青年同志務要極力奮鬥，而舊同志需加倍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力求同胞的解放啊！」
蔣渭水的遺囑在日本殖民時代遭到禁止和竄改，及至戰後仍因白色恐怖而受到遮掩。以1952年8月由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落款設立的「革命先烈蔣渭水先生之墓紀念碑」為例，其下所鐫刻的遺囑也擅改了「社會運動」與「無產階級」，將「無產階級」的勝利，改為「吾人」或「台灣人」的勝利，修改的主要原因在於「反共抗俄」戒嚴體制下，執筆者不敢使用「無產階級」一詞。可見得權勢起落、政權更迭，「一個渭水、各自解讀」，極權政府箝制先覺者的思想，無論在其生前或死後，手段都如出一轍。
回顧1927年「臺灣民眾黨」被強制解散後，公開的組織活動暫時劃下了句點，蔣渭水曾說：「現階段的運動方針，須用全力組織訓練農工大眾，養成堅固有力的農工同盟，造就解放的基礎部隊。」蔣渭水思想左傾或採取較激進的運動路線，在時代的發展下幾乎是無可避免，衍生的結果也並不影響他成功地凝聚了台灣人意識的歷史定位。
20年代到30年代知識份子所引領的啟蒙運動對台灣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戰後，台灣人歷經祖國夢碎、二二八血洗、戒嚴與白色恐怖，台灣人變成了安於現狀的順民與愚民，任由官商勾結、財閥橫行、奸佞亂政，人民忘記了如何抬頭挺胸，忘記了自主的權利。
蔣渭水是藍是綠？他是國民黨秘密黨員？他有馬克思主義思想嗎？現代人以瞎子摸象的心態看待歷史，難免產生這種疑惑。其實甚麼黨、甚麼派都不重要，記取蔣渭水時代先驅者的名言：「我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和「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才是正道。一波波民主浪潮推進，民主鬥士前仆後繼，台灣民主化的步履血跡斑斑，延續的就是「台灣精神」。當太陽花學運大旗揮起、出關播種，我們看到台灣的文化動力重啟了、民主曙光再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