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用（懲治叛亂條例）2條1唯一死刑起訴我，我在等待判決的時間，只要躺下來眼睛一閉，就想到槍斃、砍頭，我忍受不了這種恐怖。可是他們（看守所）也很聰明，找了幾個軍事犯，關幾個禮拜就回去的那種來輪流看管我，怕我自殺。就這樣我渡過了那段等待判刑的時間，後來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
長期擔任景美人權園區導覽志工的陳欽生，今年7月在「綠島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為學生導覽時，講述當年所遭受的情境，語氣平和的讓人感覺過去那段12年黑牢歲月，彷彿只是一段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但講到他的母親從馬來西亞飛到台北、再到綠島，只為了與關押在綠洲山莊的兒子見面的往事，卻又是一段讓人淚流不止的悲傷故事。
陳欽生長期在景美山莊擔任導覽志工。圖／張家銘
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被冤入獄
「為什麼我會發生這些事情，我不知道，可能跟我常常到美國新聞處看書有關，我的中文程度很差，因為我在馬來西亞是受印尼教育的學生，所以我沒辦法趕上成功大學的功課，我必須要用更多時間，到美國新聞處看英文版的教科書，我才能趕上功課。」，陳欽生說。
他說，就因為他常常去那個地方，台灣調查局懷疑爆炸案與他有關，當年包括台南警察局、保安局、調查局抓了5批的人，其中一個就是他，跟一個中興大學的同學、還有李敖他們。
陳欽生回憶，後來經過2個禮拜，他聽到李敖擔了幾個案子，「照理說我沒罪，應該要放我回去，但是他們（調查局）卻把我送到景美看守所。我在調查局被整的很慘，全身都是傷，在看守所休養了2、3個禮拜，我以為是他們在處理手續要把我放回去了，結果不是，他們要我寫一些東西。我說不管你要我寫什麼，只要可以放我回去的我都願意配合，就因為這樣，我根據調查人員的一些說法，寫下了不該寫的東西。」
陳欽生指出，當時他寫下，16歲的時候在馬來西亞參加共產黨，接受了馬共的命令到台灣企圖顛覆中華民國政權，他反問，可能嗎？交給你的話做得到嗎？一個18歲的僑生來到台灣，可以顛覆中華民國政府，這不是很離譜嗎？更何況馬來西亞根本沒有共產黨。
陳欽生說，「當年如果爆炸案成案在我身上的話，我恐怕早就不在了。可是到今天都還沒有破案，所以我跟促轉會的人講，這個才是大案，你必須找出來當年（台南）美國新聞處跟台北花旗銀行爆炸案到底是誰做的，為什麼要栽贓到我身上，這是我希望促轉會做的事情。」
綠洲山莊會客室，圖為遊客與當事人無關。圖／張家銘
陳欽生母親來台面會：我一天見不到我兒子，我就不回馬來西亞去
「12年的回憶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會客室。」，陳欽生說。
陳欽生提及，1975年老蔣（蔣介石）死了以後有個減刑條例，所有的政治受難者都可以減輕一半刑期，可是經過立法院審查以後加上但書，凡是（懲治叛亂條例）被2條1判刑的人不在減刑之列。「減刑一半的消息傳到我家人耳裡，但他們卻沒收到但書的訊息。」
他說，1975年底時，監獄官告訴他，說有人要來面會，他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心裡面覺得不可能，那麼多年無消無息的他，沒有人來看他，後來才知道，母親跟弟弟的信被獄方扣留，所以他不知道母親要來看他。
「我母親一個人要來這裡，不知道花了多少精神、金錢，才申請准許到台灣，本來我弟弟要陪她來，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不允許。我母親她會講客家話、廣東話、馬來話，但是卻不懂中文，居然一個人搭了飛機，到了松山機場，然後坐火車自己到台東，然後搖呀搖的坐船來到綠島。」
「結果第一次我母親走錯了，走到關押刑事犯的綠島監獄，卻找不到我，很可惡的是，獄方沒有提醒我母親應該到綠洲山莊找我，她就抱著失望的心情回到了台北」他說，據他母親表示，她當時回到台北的心情實在很無奈，也不知道怎麼辦，她說：「我一天見不到我兒子，我就不回馬來西亞去。」
陳欽生描述，母親原本住在圓山飯店，後來搬到萬華最便宜的旅館，每天早上不知道做什麼，就走路到植物園，每天在那裡閒蕩。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有一位好心的將軍，應該是姓丁，他早上到植物園跑步，每天都看到他母親在那個地方，忽然有一天問了她，「老夫人到底怎麼回事？每天都看到你在這個地方，一臉憂愁。」，於是他母親就把陳欽生的事告訴他，這個好心人就把他母親又一次帶到了綠島綠洲山莊。
他說，當年自己完全不知道這些事，直到監獄官拍了他肩膀，要他趕快著裝，說有人來面會，他說不可能，他在台灣沒有親戚，「你是不是再查清楚，監獄官說不用查了，我確定就是你，監獄官也不肯跟我講要見誰，我只好跟著他走到會客室。」
「我站在會客室門外邊的時候，不敢進去，擔心如果走進去不是我認識的人，那種失落感會更重，我從門口角落看進去，裡面似乎站了一個老婦人，這個老婦人似曾相識。」
陳欽生娓娓道出，當時他已經將近15、16年沒看到母親，印象中母親很年輕漂亮，所以第一眼看到那位老婦人時，完全不認識，她那麼憔悴、落寞的樣子，根本不是他母親，後來走近一點才看清楚，「我愣住了，怎麼可能，我整個嚇呆了，我母親怎麼可能一個人來到這麼遠的地方？」
陳欽生說，當時是監獄官推了他一把說，要他趕快進去，會客時間有限，只有15分鐘。
「我只好坐下，我跟母親兩個人看著對方，好像認識又不認識的感覺，監獄官又提醒我要拿起電話，我才拿起電話，卻不知道要講些什麼。母親也拿起了電話，問說：『好嗎？』，我說很好，接著說我是被冤枉的，我沒有做錯事，但旁邊馬上傳來一個聲音，不要講案情！」
「我心裡想，如果我不講案情我要講什麼，難道說，我今天早上喝了豆漿配饅頭嗎？愣愣的看著我母親說不出話。監獄官催促我說，『時間不多，你有什麼話要交待趕快講』，我最後只蹦出了一句話，我說，『媽媽請你好好的保重自己，兒子一樣的也會保重自己，我答應你一定會活著回去馬來西亞跟你們相聚』。」
陳欽生說，母親只能一直點頭，他講這句話，不敢流淚也不能傷心，卻看到媽媽開始哭了，他只能忍住眼淚，一直跟母親說，不要哭，要好好的。監獄官說時間到了，他忽然發現母親伸手出來，把手放在會客室透明窗戶上面，他知道母親想摸摸他，想知道他是不是活著的人，他也伸出手來，「這是我12年裡最接近我母親的一次。」
後來母親站起身離開，一直走到他完全看不到她以後，他說，自己再也沒辦法忍受，跌坐在地上大哭起來，監獄官好像良心發現一樣，把他扶起來說，要好好保重，答應他母親的事情要做到。
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欽生談與母親在綠洲山莊面會經過
廖冠毓攝（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提供）
2017年第二屆人權辦桌。圖／郭文宏
出獄後流浪街頭成「人權辦桌」的緣由
2016年2月29日，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志工主辦第一屆「人權辦桌」，宴請政治受難者與街友共桌吃飯，地點就選在青島東路與鎮江街口，緊臨白色恐怖時期的軍法處東所（現喜來登飯店），除了地點以外，人權辦桌的緣由也獨具意義-源起於陳欽生的生命經驗分享。
陳欽生說明，在綠洲山莊時期，曾經在廚房服外役監，「我們廚房每一個工作的人、尤其是被判了無期徒刑的前輩們，他們的手藝都非常的好，什麼都會做。包括年糕、月餅、小點心、油條、饅頭，我也在這個地方幾乎把他們的手藝都學在身上，就是因為我有這個手藝，再加上我回台灣以後，流浪的時間跟遊民接觸，所以才有後來的人權辦桌。」
陳欽生回憶剛出獄的那段日子，「最嚴重的是我回來後的那段時間，因為我是馬來西亞人，我應該要回到馬來西亞，我也要求政府把我驅逐回馬來西亞，可是中華民國政府不讓我出去，他們說我身上事情太多，如果讓我回去，會造成馬來西亞跟台灣很大的困擾。」
他說，若沒記錯，當年弟弟也準備要來把他接回去，可是他沒辦法回去，從那時開始，他就變成了無國籍、無身份的流浪漢，「我在1986年拿到身份證以前這段時間，居無定所，常常在龍山寺那一帶流浪，就因為這樣，我認識了一堆遊民，非常照顧我。」
「當時我大約36歲，我們不是乞丐，所以我們從來不跟別人乞求，不伸手跟人要錢，有工就去做，沒有飯吃，我就到飯店後面餿水桶找東西吃，從來不求人。有些人知道火車站那裡睡覺比較不會被趕，就會告訴我，所以我很感謝他們，就因為這些故事，才有人權辦桌。」
2017年第二屆人權辦桌。圖／郭文宏
流浪街頭 卻只擔心母親知情
陳欽生表示，他的家人、尤其是母親已經知道他被放回台灣，母親想來看他，被他用各種不同方式拒絕，這是他出來後受到精神壓力最大的地方，「我很想我母親，可是我回不去。」
他說，兄弟姐妹都知道他在台灣很困難，可是母親不知道，有一次，他弟弟寫了一封信給他，說已經沒辦法阻止媽媽到台灣，請他要有心理準備，他收到這封信，真的很沉重、很難過，「媽媽看到我這樣一定會傷心，看到我怎麼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陳欽生後來想到一位在綠島跟他很好的難友，拜託他讓自己借住幾天，假裝是向他租房子，他會擺一些自己的東西，好像真的是住在這個地方，白天他會出門，假裝去上班。
後面幾天，陳欽生騙母親，說跟公司請假要帶她出去玩，母親也相信，他帶她到烏來、到很多地方玩，直到最後送她回去，心裡才放下大石頭，「每天看她玩的越開心、我就越難過，這個故事我不太想講，因為我欺騙了自己的母親。」
這件事結束沒多久，陳欽生就拿到了身份證，他說，他在1986年5月左右拿到身份證，他的生活從那時候才正式開始，1988年終於帶著妻子回到馬來西亞，2009年開始在景美當志工，今天他願意來當志工是因為「我跑遍了全世界幾十個國家，發現台灣還是最值得我留戀、付出的地方。」
他感傷的說，雖然國民黨剝奪了他12年的青春，可是他從台灣親朋好友的身上，看到了台灣人是那麼的善良，也發現了年輕人對過去那段歷史是多麼的陌生，他為他們感到難過。他說，到今年自己當志工已經10年了，發現年輕朋友一個一個比他想像的更能認同這塊土地，也一個一個比當初的他更有膽識的為自己的前途、自由、未來奮鬥，「這就是我們這群年長者最大的安慰。」
「我跟其他前輩已經立定了志向，我們會做到最後一分一秒，全力付出為這塊土地。」，陳欽生堅定的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