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追尋祖父的足跡 瞭解自己的歷史
文／蔣理容
1991年我的人生觀受到很大的震撼。政治解嚴（1987）還沒多久，社會上並不怎麼意識到解嚴的意義。那時我將近四十歲，從師大音樂系畢業已經十五年，在教育職場和孩子的教養上，都是盡心盡力、負責稱職的老師和母親。具備了頗多經驗之後，撰寫專欄、彙編學術刊物，組織教育協會，秉持著「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也要別人的孩子一起好」的信念，任重道遠，投注心力在兒童啟蒙教育的耕耘。那是一方有美、有愛，溫暖的園地。
走出舒適圈
那一年我的姑姑們，六十六歲的梨雲和五十二歲的節雲，把她們父親蔣渭川1947年2月28日到3月27日的日記《二二八事變始末記》（蔣渭川在第一頁親筆寫的標題）請人打字，自費印刷了一千本致贈給認識與不認識的學者。（梨雲的先生高欽福博士是1986年民主進步黨創黨黨員也是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撫卷讀著七萬多字的日記，那是我出生前五年的事！我沒聽過的名字，完全沒經歷過的情節。但是日記中鉅細靡遺，哪一天的甚麼時間、甚麼場所，哪些人、他們說了甚麼話，思考的是甚麼、懷疑甚麼、結論是甚麼……清楚的躍然紙上！我不由得讚嘆起來：「這就是我的阿公！思慮周詳，凡事一絲不苟，奉行誠實和勤勞的嚴訓，即使在生命每一刻都遭受著威脅之時，他仍然堅持做他認為對的事。」
然而日記出土、送出了千本，對於二二八事變的研究和解讀引不起多少重視。反而在愈來愈多的二二八研討會和紀念會上，姑姑們常被另眼看待和排擠：「你們不是受難者家屬！」、「蔣渭川的日記『太主觀』了，片面之詞不值得參考！」我的遭遇則是更難堪：「妳的阿公沒死而我的阿公死了！出賣同志，交換條件，謀取榮華富貴……」
被噤聲四十多年的二二八因為隔閡已久，累積諸多的曲解和誤會，不僅傷痕難平，家屬們還互相畫下更多的新傷。那是一段令人感到無助，而非常痛苦的時期。我們不像一般受難者的後代那樣，可以哭訴他們祖先的冤屈和苦難，可以大聲的嗆執政者奪人性命、奪人財產，他們更有資格進入體制尋求法理上的補償或賠償。
1993年姑姑幾度赴美，踏上尋找證據之路。位於美國首府華盛頓的「國家檔案局」存有已經解密的二二八前後美、中、台三方往來電文，國家級的檔案足以佐證蔣渭川受陳儀之邀出來會談，以及他在二二八期間的行為言動。還包括了為甚麼蔣介石來到台灣以後任命他為官……
1996年，由陳芳明教授協助整編，將這些電文連同蔣渭川日記、親手寫的報告書、回憶錄，以及相關報導集結成《蔣渭川和他的時代》一冊及附冊，由前衛出版社出版。2009年更在堂表弟妹們通力合作下，辦演講、展覽、音樂會，也架設了《蔣渭川和他的時代》網站。
這份鍥而不捨尋找真相，不和稀泥、不妥協的精神，想必都是來自「蔣渭川」的DNA吧。跟著姑姑和表兄姊做了這些事，我從內心深處得到了救贖，和祖父的英靈相遇，當我有機會發表這段歷史時更有自信，以祖父為榮。
走進「秋霞」和「松柏」的年代
以「秋霞」為主述的這本書，本質上就是「爸爸媽媽和阿公阿嬤的二二八故事」。我的爸媽在1948年經媒妁之言，由雙方家長主持完成婚禮。那時二二八剛過一年，兩家共同的朋友醫學博士杜聰明和畫家陳清汾擔任介紹人，證婚人是二二八時候的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據秋霞的口述，他是個「一天到晚在我們家『蛇來蛇去』講話很大聲，我很不喜歡的人。」）
從婚禮後才「初識蔣家」的秋霞，從生活細節裡常常不經意地感受到無處不在的二二八陰影；她親眼見過吳國楨帶美國使節「每天」來訪，也親歷了接受民政廳長任命後蔣渭川遭半山派鋪天蓋地的羞辱；她知道二二八日記的存在，但是松柏告訴她：「這是多桑的救命符，何時適合拿出來？是福還是禍？沒有人知道，為了妳好，不要問。」
松柏是台大醫學院1947年的畢業生，5月的畢業典禮他已經和他父親分頭逃難，畢業團體照上他是和罹難或是失蹤的同學一樣，大頭照被分別圈起來的。婚後秋霞受婆婆囑咐每晚為公公溫一壺酒，陪父子兩人交心夜談。秋霞常有局外人的思考和疑問，從中能夠體恤日治時期渭水、渭川兄弟倆，戰後渭川、松柏父子倆，兩代人的思想和人格，以及國族情操。
秋霞從小喜歡閱讀文學作品，對歷史類尤其偏愛，文青少女時期曾投稿日文（當時稱國語）報章雜誌；也曾和手帕交一起坐「巴士」到城內、到太平町看書、買書。娘家父親更是對日本時代的蔣家兄弟欽敬不已，所以秋霞與松柏雖然婚前只見過一次面，是奉父母之命的古式婚姻，卻是建立在敬意和尊重的基礎上。
與婆婆的互動，讓秋霞對蔣家二二八的傷痛更賦予同情，也發覺到婆婆在渭水伯的時代所蒙受的委屈，點點滴滴都是苦難時代「台灣查某人」內心無法言說的苦楚。
1949長女慧容出生，為蔣家帶來莫大的喜悅。那卻是台灣局面最詭譎動盪的一年，二二八才過去兩年，省議會還在各擁派系糾葛不清的時刻，國府挾兩百萬人口大舉遷徙來台、蔣介石在台灣「復行視事」……
秋霞見證了蔣渭川在政壇上招忌妒打壓，也看到官場上諸多曲意奉承者。日治時期就主持「讀報社」、領導「台灣工友總聯盟」的蔣渭川，站在這個恐怖的平衡點上，支撐他剛正不阿的是甚麼樣的人生信念？秋霞了然於心。
雖非刻意「成書」，一切卻似水到渠成
媽媽在1984年，我爸爸逝後就移居美國，我每年數次往返台北舊金山探望她。2020疫情之年，感恩節前夕媽媽以九十二之齡仙逝。
阿公的日記1991年出土時，我爸爸離世已七年，媽媽看到我從台灣帶來給她、印成鉛字，厚達一百頁的日記，情緒相當崩潰！四十多年前，從少女到少婦，每晚溫一壺清酒，聆聽父子夜談的情景一幕幕回來了！她從未看過日記手稿，但她完全知道內容，有些部分因為印象切割而不很清楚的，如今看到真本，難掩內心激動，彷彿回到那個時空，身陷險境卻全然不懼的「多桑」在對她現身說法！
1998年我更長住美國，有更多時間和媽媽相處。媽媽和我一樣，回憶起和阿公阿嬤住在一起的時光，歡喜的感覺居多，那也是我童年最鮮明的印象。
我姊姊一歲時，媽媽抱著在第一劇場看顧正秋唱京劇、「太子」也在座；婆婆講過無數次的「阿甜仔」，實際見過一次；任顯群曾把他自己的座車借給內政部使用；家中訪客杜聰明、林衡道是不用說的，有特殊印象的還有高玉樹、謝東閔、郭雨新、余登發等人；有白恐相關家屬祕密來求救的，更不乏情治單位的監視者……我不認為媽媽瞭解多少「政治祕辛」？但因為耳濡目染受到「多桑」的影響，依據她的所見所聽，自然產生出她的判斷。
媽媽因為酷愛閱讀，文字的世界令她不出門也見多識廣，思路清晰又有自己的見解。我原本設定要她講二二八，認真的作筆記，但往往談興一發不可收拾，她跳躍式的思考也常常讓我「跟丟了」一部分線索。
二十多年的筆記累積起來也很可觀，有些在記錄的當下懵懵懂懂，幾年過後再翻閱忽然就豁然開朗，發現疑問也可隨時問媽媽。甚至我回台灣期間媽媽還會給我寫信、寄剪報，繼續想到甚麼就說甚麼（真是一位超級合作的口述歷史者！）
透過「秋霞」的口述，蔣渭川和他的時代歷歷如昨，在我們眼前展開。
這不是傳記、不是回憶錄，是以秋霞的視野看那個時代，雖是小說體裁，但情節屬實、誠懇，毫無虛構。
蔣理容的新書《秋霞的一千零一夜─多桑蔣渭川的二二八》。圖／擷自蔣理容FB、玉山社，民報合成
作者簡介
蔣理容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畢業，主修鋼琴、音樂教育，副修聲樂。曾任教各級學校團體課及鋼琴個別課，業餘寫作及演講，投入社會工作。為全國性的音樂教師組織「台灣奧福教育協會」創會者之一。任職第一屆、第二屆秘書長及第四屆理事長，積極推動教師在職進修。
主筆《奧福音樂教育論壇》十年。為台灣省教育廳《兒童的雜誌》撰寫專欄。為《國語日報週刊》撰寫親子音樂教育專欄。為國語日報《小作家月刊》撰寫青少年古典樂欣賞專欄。為光復書局策畫《經典音樂家列傳》叢書二十冊、CD二十片。
著作：揚智出版社《青少年古典音樂欣賞》四本、《如歌的行板》生活散文。
1990年起擔任「財團法人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董事迄今。
2010年參加「台北水噹噹姊妹聯盟」，擔任常務理事，主編季刊《四季水噹噹》。
2014年參與陳永興醫師創立之《民報》，任常務董事。
2018年執筆《民報》專欄三年，文章集結出版《典範》文論集。
2006年迄今擔任「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負責音樂與藝術活動。
2021年擔任「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