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零八憲章》發表之後，除了官方的打壓、左派的詬罵之外，還有這樣一種頗具代表性的批評意見：這份檔並無可操作性，中共當局也根本不會接受，這只是少部分自由派知識份子的「作秀」而已，所以在這份檔上簽名是毫無價值的。
那麼，簽名究竟有沒有價值呢？簽名是否只是一種少數人「出風頭」的行為？某些標榜徹底反共的人認為，與其這樣「不痛不癢」地簽個名，不如直接拿起刀槍去「革命」。在他們看來，只有楊佳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其他所有溫和的呼籲與努力都是「投降派」的作為；而某些虛無主義者則認為，簽名改變不了中國社會的現狀，「拯救」已無可能，還不如保持「逍遙」的姿態，好好過自己的小日子。
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讓我想起了當年兩名頗具代表性的捷克知識份子——昆德拉與哈維爾——之間的一場爭論。
昆德拉與哈維爾之爭
捷克以及整個蘇聯東歐的歷史進程，已然證明當年發生在昆德拉與哈維爾之間的那場爭論，誰是正確的一方，誰是錯誤的一方。由一次次的簽名、請願匯集而成的《七七憲章》，以及在此基礎上展開的民主運動，終於在1989年達到一個臨界點，看似固若金湯的共產黨政權一夜之間便瓦解了，多次坐牢的哈維爾也成為民主之後捷克的第一任總統。
而昆德拉認為，所有的請願書都是那麼無望和荒誕，他用殘酷的玩笑來消解抗爭的意義。他於1975年移居法國，以法語寫作在西方文壇贏得一席之地，卻與祖國同胞日漸隔膜。1990年代之後，昆德拉有幾次悄然回到捷克，行程極為低調，在酒店中甚至以假名登記，從不公開露面，也從不接受媒體採訪——最近唯一的一次打破沉默，卻是因為被曝出當年他在念大學的時候曾經充當告密者的醜聞，他被迫在媒體上作軟弱無力的辯解。
昆德拉與哈維爾之間的那場論戰，雖然已經過去二十多年，若放在今天中國的背景下來考量，仍然極具現實意義。
昆德拉對那些不能立刻產生效果的公民行為持先驗的懷疑態度，並認為此類行為只是發動者為了顯示自己有多麼了不起，「讓正義者的品德光耀於世」。在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有這樣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情節：主人公湯瑪斯的兒子要求父親在一份支援政治犯的請願書上簽名，父親拒絕簽名並說明不簽名的理由：請願書對政治犯們毫無幫助。「最重要的是，這是請願書起草者們的一種手法，要引起大眾對他們的注意，也使他們相信自己還能在歷史上產生一點影響。其實，他們已經處在一種已經失去一切而散發請願書不會冒任何風險的境地才這麼做的。他們沒有採用不太顯眼卻更為有效的幫助政治犯家屬的方法；相反的，他們實際上是寄生於政治犯們的痛苦中，並通過這些政治犯為自己樹碑，根本沒有考慮到這可能使政治犯們遭更大的殃。」
正如哈維爾指出的那樣，湯瑪斯在某種程度上是昆德拉表達其觀點的工具，湯瑪斯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昆德拉的觀點。湯瑪斯對簽名者的不屑與敵視，甚至不亞於對當權者的批判。他的某些看法似乎洞察人心，如同世外高人般看透人間萬象。然而，在此觀點背後，是一種徹底的虛無主義的人生觀，以及一種「絕對的相對主義」的世界觀。
昆德拉將一切追求民主自由的努力，都當作是彰顯個人的榮耀、滿足個人的虛榮心的「陰謀」。他認為，這些做法全都無助於改變糟糕的現實。當下糟糕的現實狀況（如共產黨的統治、蘇軍的佔領）是捷克歷史與傳統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個人在這種歷史的必然性面前無能為力。
那麽，既然改變不了這個國家，便離開它吧。昆德拉認為自己比所有人都聰明，尤其比那些留在祖國與專制政權鬥爭的作家朋友們聰明——他們長期生活在沒有寫作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環境之下，其寫作和思維必然受到傷害，他們已經無法寫出像他那樣輕鬆自如、幽默睿智的作品。
昆德拉在海外觀察國內的情況，具有一種「識得廬山真面目，只緣不在廬山中」的距離感。他認為自己的作品是可以傳世的，那些留守國內的作家的作品是無法傳世的，前者足夠文學，後者不夠文學。然而，吊詭的是，力圖擺脫捷克的昆德拉，卻正是以「捷克風格」的寫作贏得在西方的崇高地位。
哈維爾不同意這種似乎很超然的態度。哈維爾參與了1960年代以來國內的多次簽名請願活動，並數次坐牢、長期受到監控和騷擾，但他拒絕官方讓他移居國外的建議，堅持「像釘子一樣釘在捷克的大地上」。昆德拉所嘲諷的那次簽名活動確有所指，哈維爾在自傳《來自遠方的拷問》中，回憶了起草簽名信並組織簽名的過程：「對那篇請願書我記得很清楚，我曾幫著徵集簽名，那篇請願書寫得很謹慎也很禮貌，沒有對（獄中作家）所宣佈的刑期提出疑問，而只是要總統在耶誕節大赦時也把那些政治犯人包括進去。」
那是捷克知識界第一次集合體制內外的作家和學者的簽名活動。後來，在當局的壓力之下，一些具有官方身分的作家收回簽名，其理由與昆德拉很相似：這樣做只能激怒政府，那些被禁的作家只是想利用還可以公開發表作品的作家的名聲，利用浮在水面上的人來「做慈善」。
對於此種充滿惡意的誅心之論，哈維爾反問說：「但是真實情況是這樣嗎？我說不是。」那麼，簽名有什麼正面的價值呢？
簽名信能夠幫助受難者嗎？
哈維爾從三個方面做了細緻而讓人信服的分析：首先，對獄中的作家來說，簽名信究竟有害還是有益呢？
哈維爾指出，據他的瞭解，當這些政治犯刑滿出獄之後，他們都說，那篇請願書使他們感到了巨大的滿足。由於這篇請願書，他們感到坐牢是有意義的：它有助於恢復信心。「他們比我們在外面的人更知道請願書的意義已超過了他們能否獲釋的問題，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不會獲釋的。但是，當得知在人們普遍表現為冷漠無情、聽之任之的時候，仍然有人瞭解他們、有人公開站在他們一邊並對他們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這本身就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即使沒有別的理由，這種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請願書顯得非常重要。」
對於有著多次入獄經歷的哈維爾來說，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也真切表明：「外面的人對我表示聲援的消息，能夠説明一個人在獄中生存下去。」
而昆德拉從來沒有過入獄的經歷，他長期生活在言論自由、生活舒適、優雅浪漫的法國，自然無法理解獄中作家的真實想法，以及在國內的簽名者所要付出的代價。他輕率地認為此類呼籲活動會對獄中的當事人造成負面影響，這實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臆想。
昆德拉當然有權不參加簽名活動——沒有人拿著槍逼他簽名，也沒有人指責他不簽名便是膽怯；但是，在海外「站著說話不腰疼」地指責國內的簽名活動，並自以為是地揣摩簽名者內心的「意圖」，既有失於做人的厚道，也對捷克的民主運動產生相當的負面作用。
簽名信確實能夠幫助陷入孤立的獄中作家。近年來，獨立中文筆會所從事的呼籲中共當局釋放獄中作家的工作，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我們清醒地知道，政府回應呼籲、釋放囚徒的可能性極小——我們從來不會天真和狂妄地認為我們的言行能對政府產生即刻的影響，但這不能成為束手無策、無所作為的理由。只要中國的監獄中還關押著一名無辜的作家，就要不斷地發布書面的呼籲。這些資訊至少可以讓獄中的良心犯們知道，他們沒有被外界所遺忘。許多服完刑後出獄的作家紛紛撰文說，他們從親屬那裡知道筆會為他們所做的各種呼籲和聲援之後，他們在孤獨與隔絕之中感受到人間的溫暖與安慰。這就是簽名信不可忽視的價值之一。
簽名信對官方能形成壓力嗎？
其次，對於當局來說，這些簽名信真的是廢紙一張、無足輕重嗎？如果真的是那樣的話，當局為什麼會對簽名信大動干戈，甚至採取種種卑鄙的手段彈壓簽名者呢？當局完全可以不聞不問，將其當作不存在。當局的「過度」反應，正表明簽名信觸動了他們敏感的神經。官方不會公開表示認同與接納這些檔，這些檔卻潛在地對官方造成壓力，並引導官方向開明的方向變化。
對捷克1970年代以來的歷史，哈維爾做了如下回顧：「從那時起，出現了許多請願書，儘管政府對這些請願書沒有做出反應，但對於這有限的要求所造成的局勢卻不得不做出反應。這些結果是間接的、不過分的和大範圍的，但是它們確實是存在著的。」
他還舉出一個具體例子來說明：「七十年代初期，犯人動不動就被判長期徒刑，而且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都幾乎沒有人去注意它，所以政府能不受到任何指責。經過十五年長期不懈的、常常被看作唐吉訶德式的努力之後，儘管有人不斷質疑那些請願者們是想出風頭、想照亮『世界之全部痛苦』和他們自己的善良品格，但七十年代初期的那種情況終於發生了變化。現在，官方因政治原因只能把某個人關押四十八小時，而且世界各地的報紙會刊登相關文章；換句話說，已引起國際上的關注，政府必須對這種關注予以考慮，對於過去所能逃脫的指責現在已難逃脫。它不能再期望人們對其所作所為視而不見或無人敢批評。它必須——儘管有些不情願——認真考慮徵集的不光彩行為了。」
在今天的中國也是如此：當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發生時，有或者沒有簽名信、呼籲書的出現，民間和知識界有或者沒有發生抗議的聲音，簽名的人是多還是少，絕對是有意義的，絕對是會被官方感受到的。如果整個社會沉默無聲，暴政就會洋洋得意地肆虐下去；如果反對的聲音一個接一個地出現，並通過各種管道進入公眾視野當中，官方一開始會本能地採取鎮壓的方式，繼而會仔細權衡鎮壓的成本，之後就不得不與民間力量展開對話和談判，社會的進步由此而發生。
我們從不奢望政府會自動變「好」、會「自改革」，但我們相信，政府僅僅為了緩解國內和國際的種種壓力，也會被動地調整其統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某些讓步，至少讓自己顯得不那麼面目猙獰。這也是我們值得慶祝的勝利。
簽名信能形塑公民道德嗎？
第三，哈維爾指出，一封封簽名信，一個個關於人權的宣言，還有更深的意義：「這標誌著人們重整士氣，恢復公德心的過程的開始。這是七七憲章及憲章運動所做的一切的前奏，這個過程產生了不可否定的結果。」極權體制的目的，是讓每一個被統治者被孤立為原子狀態，每一個人都被恐懼所束縛。他們不知道別人在想些什麼，即便偶爾有「異端」的想法，也不敢公開表露。而簽名信以及簽名行為本身，是公開表達與當局不一樣的觀點，是讓「政治」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中來，是以勇氣戰勝恐懼。
在一個社會中，僅有一個孩子冒冒失失地說出「皇帝什麼也沒有穿」的真相，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社會各階層的人士站出來說出各自心中的真實想法，並營造出「活在真實中」的氛圍。哈維爾一直參與並感受到二十多年來捷克社會發生的每一點變化，他描述說：「想一想，許許多多的人在做七十年代沒有一個人敢做的事情，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嶄新的和不同的環境中。這並不是因為政府變得容忍了，而是因為政府必須逐步適應新的環境，政府不得不向來自下面的壓力低頭，即向看起來似乎是自殺性或『為出風頭的政治行為的壓力』低頭。」這些變化雖然是緩慢的，卻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今天的中國，每天也都在發生各式各樣的變化。當局不得不承認民間力量的發展壯大，並以某種「慢半拍」的方式回應之。比如，對於「民主」，從將這個概念妖魔化，到將其貼上「西方概念」的標籤，再到官方學者撰文聲稱「民主是個好東西」，最後最高領導人也左一口民主右一口民主，從敵視到偽善地認同，也是進步。
毫無疑問，每一點變化都需要有公民付出相應的代價。例如，孫志剛以他悲慘的死亡換來收容遣送的制度被廢除，這是一種比較極端的狀況，大部分時候付出的代價是可以承受的。所以，每個社會都需要一群愛「出風頭」的公民，他們是社會的脊樑；而那些因為「過於聰明」便什麼也不去做的精英人士、沒有耐心也沒有責任感的人士，只是這個社會的「多餘人」而已——昆德拉是其中一個典型人物。
對此，哈維爾不無風趣地指出：「習慣於『從上面』看社會的人往往是沒有耐心的，對他們來說，任何不能立刻產生效果的行動都是愚蠢的。對於那些受到道義因素的激發並因此要冒一事無成的風險、其價值要待數年之後才能評價的行為，他們是不大同情的。不幸的是，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只有甘冒被認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那篇請願書那種行為——不顧一切地想『出風頭』——的行為才能得到改善。」所以，每一次人數或多或少的簽名信的出現，都在改善整個社會的精神生態，都在鼓勵良知和勇氣的復甦。
當然，哈維爾對於人性的弱點自有其評估，他並沒有將每一個反抗者都看成是完人或聖人，他承認這樣一個事實：「自然，在每一篇請願書中，甚至每一個簽名都有那麼一點昆德拉所譏笑的那種成分。」但他對人性又有一種傾向於樂觀的認識，他在寬容人性弱點的同時，也承認自己身上的弱點，並願意與一群有弱點的人一起腳踏實地地走上光明之路。
在一個彎曲悖謬的時代，保持愛心和希望並非易事。聖經中說，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昆德拉冷眼看人世、自己也變成一塊堅冰。一個深陷懷疑主義的人，無法體驗到真正的幸福。哈維爾一針見血地指出昆德拉的病根所在：「我反對他，是因為他看不見，或故意拒絕去看事物的另一面，即那些不明顯但也更充滿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這些事物可能具有間接的和長遠的意義。昆德拉也許會成為他自己的懷疑主義的俘虜，因為這種懷疑主義不允許他承認冒著受人譏笑之風險而做出勇敢的行為可能更有意義。」與昆德拉自以為是的旁觀者姿態形成鮮明對比，哈維爾對唐吉訶德和薛西弗斯式的努力充滿同情和敬重——他們不是失敗者，他們以失敗積累了成功，正是這樣的人物參與並創造歷史。哈維爾也是此一序列之中的人物。
每個人都有選擇移居海外的權利，每個人都有不參加任何簽名的權利。但是，在海外安全的環境下，「過於聰明」地指責簽名活動，否定簽名的意義與價值，這是濫用言論自由，這是違背做人的基本良心。王蒙曾宣揚過「躲避崇高」，簽名的行為當然不必用「崇高」這個大詞來定位，但至少可以說是「盡責」吧。對於昆德拉們來說，你可以放棄責任、躲避責任，但不能居高臨下地去嘲諷和攻擊那些正在「盡責」的同胞。
在一個真與假、善與惡曖昧不明的世界，簽名當然有價值，每個名字背後對應著一個鮮活的生命。哈維爾不斷地參與和組織各種簽名活動，每一次的簽名活動，都是「良心共同體」的建構和拓展；每出現一個簽名者，便少了一個奴隸，多了一個公民。
《零八憲章》在今天中國的出現，如同當年捷克的《七七憲章》一樣，是一個古老國度走向公民社會的關鍵步伐。數千位署上自己真名的簽名者，大概都懷著這樣一份美好的憧憬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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