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時期的軍法審判案件，從1961年蘇東啟政治案開始，就有一些海外團體會進行救援。這種救援是國際性的，在國際上如果發生一些人權案件，還是有一些人權組織會進行救援。以美麗島事件來說，第一個展開救援的是12月14日，也就是大逮捕的第二天，國際特赦組織(AI)的倫敦總會副秘書長奧斯汀（Dick Ossting）立即發出電文給蔣經國總統，詢問高雄的這場示威遊行，為什麼抓那麼多人？到底是犯了什麼嚴重的罪？
接下來的1月11日，國際特赦組織(AI) 即發出緊急行動（urgent action）通告，希望透過這個組織來救援這些人犯。我們後來訪問位於美國新墨西哥洲的一位台灣人張希典，他是屬於AI101小組，他被分配到的是負責救援呂秀蓮，不同的州、不同的AI小組會針對不同的人進行救援。後來呂秀蓮出獄後還特別飛去美國感謝這個小組。
美國57名法律學者第一時間就致函蔣經國反對逮捕
除了AI之外，據統計有美國許多著名大學的57位法律學者，包括呂秀蓮和馬英九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老師孔傑榮（Jerome A. Cohen），聯名致函蔣經國總統，表達對台灣大舉逮捕反對人士的嚴重關切。今天在外交部的檔案當中可以看到這些救援的信件，所講的理由其中一點提到了「台灣關係法」，果然是法律學者，相當內行。那時「台灣關係法」才剛通過，因為中華民國和美國斷交，如何維持雙邊關係就靠這部法。「台灣關係法」雖然關心台灣的安全，可是也關心台灣的人權，如果當局迫害人權，美國可能沒有理所當然要幫助台灣。這樣的說法，應該會給國民黨政府帶來相當的壓力。
從外交部的檔案可以看到，1980年2月中，距離高雄事件才兩個月，來自世界各地的函件就有一千多封，外交部當然也做了篩選，有些重覆性太高，可能是組織動員，據說是來自歐洲比利時的一個單位，一個國家就來了幾百封，這些不必回覆，可是也有必須要回覆的，比如說美國的參、眾兩院議員的來信，這些國民黨就不敢忽視。
外交部也很認真的做了表格，其中參議員有七位、眾議員有六位，比較耳熟能詳的是甘迺迪參議員，不是當總統的那位，但是同一個家族。而救援也不只有在1980年的美麗島軍法大審，而是從1980年一直到1982、1983年，在這些人關押期間還是陸續有來信，要不寫給蔣經國總統、汪敬煦總司令、就是給孫院長或是錢復次長等等。他們一方面關切台灣的戒嚴，但如果要指名關切那一位人犯，通常出現頻率最高的是高俊明以及林義雄，一方面是因為林宅血案，一方面也是因為高俊明長老教會總幹事的身份，這個當然會給當局包括蔣經國總統壓力。
陳若曦告訴蔣經國：高雄事件未暴先鎮 鎮而後暴
在救援行動當中，我們也要提到一位旅美台灣人作家陳若曦，她是在台灣長大受教育，台大外文系畢業後到美國念書，嫁給一位大陸人，她曾經與先生一起回到中國，剛好經歷文化大革命，是很特別的人生經驗，她以一位小說家的敏銳觸角，寫了一系列的相關小說並集成《尹縣長》一書，被國民黨當局當成反共宣傳小說。所以，陳若曦在美國找了三十幾位著名的華人知識份子，包括：許倬雲、余英時、李歐梵、聶華苓、於黎華等人，聯名寫了一封要求公開司法審判之類的信，由陳若曦回台面交蔣經國。
陳若曦見蔣經國談論美麗島事件時，她告訴蔣經國，美麗島事件不是當局所說的叛亂暴動，她認為是憲警反應過度(over react)，她說她有去高雄做了一些調查，其實是「未暴先鎮、鎮而後暴」，意指民眾還沒有行動之前，軍警先將人包圍，並放催淚瓦斯鎮壓，群眾著急了才會暴力反抗，衝出一個出口。這樣的說法等於是指責任不在美麗島政團或是民眾這邊，而是軍警或是政府當局，這對蔣經國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和壓力。
所以後來美麗島事件被軍法審判的只有八位，其他33位則是一般的司法審判，這是因為有國際壓力下的縮小範圍。所以這八位被軍法審判的人便成為焦點，從1980年3月18日至28日（中間逢週末停審兩天）一共九天在景美軍法處第一法庭進行的大審判。這在過去從沒有過，用公開的模式給報紙文字記者錄音、整稿，第二天全文照登。過去我也曾經說過，我們這代成長的青年，都看過這份報紙，也是空前絕後將這樣的政治案件的審判公開。
公開審判沒收殺雞儆猴之效 反而變成民主教室
當時當局的考量是當成一個政治教育，一方面是給國際一個交代，一方面也是想透過審判過程，揭開美麗島政團的真面目，達成某些宣傳。可是效果適得其反，施明德後來也這樣說：「國民黨原本很篤定地盤算：讓這些人在公開審判時公開認罪，這樣「美麗島政團」整個就垮了，以後出去也沒有公信力了。蔣經國做這個判斷，是情治單位製造出這些條件，讓他認為公開審判沒關係。……事實上，公開審判也是蔣經國的一大敗筆。全台灣共同在大審裏面上了民主政治的大課，所以對台灣的民主化、政治現代化，那大審的重要性超過於「高雄事件」。
在軍法審判問答的過程中談到為什麼要戒嚴？為什麼要抗議萬年國會？為什麼他們必須透過辦雜誌做改革的要求？分別由江鵬堅、謝長廷、蘇貞昌、陳水扁等15位律師幫美麗島的八名「叛亂犯」辯護，而這些律師後來也成為民進黨要角。他們的辯護經過討論，並不是只有司法辯護，因為司法辯護是講證據有沒有，對不對。他們還要兼顧憲法辯護和政治辯護。憲法辯護是討論人民有沒有遊行的權利，現在還戒嚴對不對，而政治辯護是台灣的政治是否需要改革。
因此，辯護律師所進行的司法辯護、憲法辯護與政治辯護，等於是透過那一場軍法大審的媒體公開化，跟審判長及檢察官談法律、論政治，對台灣社會確實是大規模的政治教育，這也是美麗島事件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不能忽略的一面。
美麗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
是指1979年12月10日，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主的黨外人士，在高雄所舉辦的集會遊行，結果當晚爆發嚴重的警民衝突，接著執政當局開始大肆逮捕黨外人士，包括：黃信介、張俊宏、施明德、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以及陳菊、呂秀蓮…等上百人，雜誌社並隨即遭到查封…。
這場被視為殲滅黨外民主菁英的軍法大審，主事者以叛亂罪起訴，隨後軍法大審引起全世界矚目，透過八名被告的法庭陳述，終局雖仍重判無期徒刑到12年有期徒刑（另，普通法院審理者涉及該案者，共37名遭判刑），但卻也已讓民主的種子在意外中遍灑台灣。此後，八名軍法被告出獄後，除了林弘宣退隱休養外，其餘都在台灣推動民主化進程中持續擔綱重要角色。
※本文轉載自：中央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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