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運動蘊含著許多不同因素，有利益、階級、性別等等各種的問題。過去都說『女人撐起半片天』，但我在抗爭的時候看到的是『女人撐起大部分的天』。從事勞工運動最讓我感到精彩、快意的地方，就是看到許多令人敬佩的女性幹部，可以很堅持，又可以公平處理到抗爭群體中階級的問題，這跟資本主義中強者全拿的思維是不同的，這才是我心中認為的勞工運動。」——陳素香。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於107年5月6日舉辦第二屆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邀請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陳素香蒞臨演講，陳素香講述過去有些機緣經驗了一些人、事、物讓自己可以深入認識台灣社會，早期當記者跑勞工新聞時，礙於自己的身分無法介入運動，卻也陷入角色的矛盾，最終還是選擇走上社運一路。
陳素香從1991年成為一位全職工運組織者迄今，經歷過嘉隆成衣關廠女工抗爭、反單身條款、爭取移工權力等等勞工抗爭事件，她勉勵在場的女性教保人員們，平時要鍛鍊自身的能力，不要躲在性別弱勢的安全羽翼中，更須堅持勞工階級內部的正義。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陳素香。圖／全國教保產業工會提供
跟隨著她的分享，彷彿回到各個抗爭現場，歷經著當時的憤怒、無奈和悲喜，深刻地促發著現場參與者內在的感受，就如恩宜所言，「……喚起自己體內那一股永不妥協、永不放棄及堅強意志力與毅力耐力中最大的因子；當自己選擇了工會這一條路，就必須承擔接下某一種任務的使命性之存在力量！」。此期會刊整理出陳素香理事長演講內容，提供更多夥伴共賞：
當我年輕時，其實也不知道自己未來的方向，走了二、三十年的勞工運動對自己來說也是純屬意外吧！純屬意外的意思是說，可能是在人生某些階段的時候，自己做了什麼的選擇，就會讓自己的路不一樣了，有點意外的是，選擇的過程，有時是自己有意識的選擇，有時卻像是某種命運的安排。
某些機緣讓自己貼近台灣的社會
1981年，當時我21歲，剛從學校畢業，那一年我認識了蘇慶黎。在念書的時候，有一些機緣讓我跟台灣的社會能夠比較接近。年輕時，我基本上是一個文藝少女，喜歡寫詩、寫小說，只是那時的夢幻文藝少女怎麼會變成現在這樣的歐巴桑？這是相當的有趣。
年輕時，我受到作家陳映真的影響，當年的我對於台灣政治運動的發展並不瞭解，他之所以會吸引我，是因為我在他小說裡朦朧的讀到一種對弱勢的關懷，也就是他小說中具有人道主義的情懷。除了作品，他的政治犯身份，更加吸引了我對他的好奇，我讀他作品時，他正在坐牢。
接觸陳映真的作品後沒多久，1970年代後期，台灣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鄉土文學論戰是一場對台灣思想相當重要的論辯，到底文學的走向是要反映、關懷台灣社會真實，抑或是接受歐美現代文學，著重個人主義的思潮？該論戰捲動了許多人回頭思考，文學跟社會間應該是什麼關係，甚至也引起台灣社會對於西方思潮的批判；同時，鄉土文學論戰後來也影響了「黨外運動」，黨外運動可說是現在民主運動的萌芽。在那個時期，我個人就是透過閱讀余光中、鄭愁予、黃春明、王拓、陳映真等等作家的文學作品，來瞭解台灣社會。
陳素香學生時期（右一）、蘇慶黎（左二）。圖／陳素香提供
美麗島事件對自我的影響
美麗島事件對我本身是一個很大的撞擊，當時台灣人民對台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的理解，其實有點混亂的，因為當時媒體不像現在這麼發達，網路一開，各方言論都有，那時候，電視台、報紙都只有三家，且都由國民黨控制，所以能接受到的訊息非常少，新聞媒體鋪天蓋地說參與美麗島事件都是叛亂分子。
由於我念的世新，是一間新聞學校，那時有門課叫做「採訪寫作」，這門課是由當時幾位較有參與社會事件的中國時報年輕記者，像卜大中、耿榮水、李利國等人來任教，藉由他們來自新聞現場的講述，讓我瞭解一些美麗島事件發生現場的真實狀況。
再加上，我有一個同學剛好是美麗島事件主要人物之一張俊宏的姪子，美麗島事件發生的那一年，剛好是我們在校的最後一年，所以要做畢業製作，張俊宏的姪子提議說製作黨外雜誌的專題報導，於是我們就約了幾個黨外雜誌去採訪，例如，《八十年代》、《暖流》、《美麗島》，當時根本不清楚那段時間與這些人接觸是很危險的事情。
原本約12月10日採訪《美麗島》雜誌社的施明德，當天剛好美麗島事件爆發，便沒採訪成，美麗島事件發生的第三天（12月13日），我們赴約前往採訪《八十年代》的總編輯江春男（筆名為司馬文武），江春男是當年很重要的進步性新聞人。當時還年輕的我們完全搞不清楚整個社會肅殺、緊張的氛圍，幾個年輕人穿著學校制服就進到《八十年代》位於和平東路和新生南路的編輯部，大樓中庭佈滿了情治單位的警察，當我們走到辦公室敲門，並未有人出來應門，而附近的人也一直盯著我們這群人，但當時並不知為何有那麼多人盯著我們，也不知這些人是何許人也。
因很久沒人應門，正想放棄離開時，門卻打開了，辦公室裡頭，編輯部的人正圍坐在會議桌，桌上有台收音機，他們正聽著廣播，廣播中播放著警總正在抓人的訊息。當他們聽到我們敲門時，一定以為是警總要來逮捕他們了，因而遲遲不敢開門。
當下的我，對於辦公室門一開，他們回頭看著我們時，每個人臉上那種驚恐的表情，相當震撼，心想到底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這經驗影響了我一輩子。從那次事件過後，我便開始關注美麗島事件的審判過程，聽外界、媒體如何說這些人，且我從中去瞭解這些人的理念，當時我是支持他們的，雖然我也沒有堅定地認為他們就是好人。然而整個新聞媒體鋪天蓋地說他們是叛亂分子，特別將施明德塑造成一個可怕的恐怖份子，又潛逃又易容。
美麗島事件後又發生了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由於經歷過採訪《八十年代》雜誌社的經驗，讓我內心裡對於林家血案發生的原因也感到相當好奇，所以自己利用下課的時間，也特別到了林義雄家，想親眼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現場因佈滿了警察無法走進去。
走入左翼的思維
而我就帶著這樣的社會衝擊和困惑畢業了，新聞學校畢業後，某天我在淡水，逛到當時的「文理書店」看書，翻到一本雜誌《大地生活》，讀到蔣勳在創刊號裡寫的一首詩〈大地之歌〉，現在看起來這詩寫的並沒有那麼好，但當時看了這首詩卻很是感動，讓自己內在的滿腔熱血和衝勁被召喚出來，於是我就打電話到他們的編輯部，而他們也接受我的到訪。
到了編輯部我認識了鍾喬、汪立俠、楊祖珺等等許多人，也因此認識了蘇慶黎。蘇慶黎所主持的《夏潮雜誌》是鄉土文學論戰時期主力論述的刊物，透過蘇慶黎，我更了解到台灣左翼運動的故事跟脈絡，並開始捲進了黨外運動的人際脈絡裡。由於認識了這些左翼的人士，所以後來我自己的很多選擇都深受身邊左翼思維的影響，即使成為一個記者，也讓我報導的角度與他人較不同。
省思記者角色及運動的關係
鍾喬曾講過一個有意思的故事，這個故事跟我之後做的另一個選擇很相像。鍾喬的差事劇團是民眾劇場那一路的，民眾劇場就是進到群眾中去演戲，有些激進的民眾劇場就會鼓動農民去革命，在舞台上演的時候喊著「打倒資本主義、打倒地主剝削、打倒階級制度、上戰場去」等話語，要帶動大家起來革命。
鍾喬說有位第三世界民眾劇場的導演分享了一個經驗，有次他們劇場演出時，他們的演員鼓舞著群眾一起革命，結果卻弄假成真，戲演完，受到鼓動的當地人民立即展開革命行動，更把放在一旁的槍枝丟給了演員，吆喝一同前去革命，演員當然沒料想到這樣發展，本以為是演戲卻變成真的要革命，拿到當地人民丟給他們槍枝的演員只能不好意思的對農民解釋，他們只是演戲而已。
這個故事為什麼跟我有關係？1989年，當時我在首都早報當記者，我去採訪遠東化纖罷工事件，這是台灣有名的一個罷工事件，這個罷工後來失敗了，因為資方有許多策略，包括國家軍隊直接進入工廠的鎮壓，鎮暴車、消防車之類的都在廠區內，印象中，那個廠區有上千個軍警人力在裡頭，夜晚時跳著鎮暴操，這次也讓我真正對警察感到害怕。
罷工失敗的當天早上，資方宣布復工；那天下著雨，領導罷工的工會常務理事羅美文站在宣傳車上，聲嘶力竭地一邊哭著一邊向工人勸導不要跟資方妥協，如果投降回去上班，那勞工的尊嚴就沒有了，以後的日子一定更難過，但工人依舊穿過資方管理幹部與安全人員所組成的人牆去打卡上班。
我在一旁看著這一切，作為一個記者的我，罷工期間也很逾越記者的角色，鼓勵著工人勇敢堅持抗爭下去，但抗爭失敗後要回去工廠上班，承受內在壓力的人並不是我，這個事件讓我想到鍾喬跟我說的這個民眾劇場故事，我就像故事中的演員一樣，一直鼓吹大家去抗爭，去革命，但自己卻站在一個很安全的位置，根本無法與他們同甘共苦。遠東化纖罷工事件對我影響深重，讓我反省了我自己作為一個記者角色及與工人運動的關係。
遠東化織罷工現場。圖／陳素香提供
投入全職的勞工運動
後來，首都早報關門，我需要再找一份新的工作，在抉擇過後，我選擇進入「女工團結生產線」作為一個全職的勞工運動者，1991年，我做了這個選擇就一直到現在。
一開始作為一個全職組織者或說是勞工運動者，因為自己各方面能力都不足，到了抗爭現場協助工人，須面對各種各樣的衝突，作為一個勞工運動菜鳥，卻難以將他們組織起來，是相當狼狽不堪，並不是什麼英勇的事情。
協助嘉隆成衣關廠女工的抗爭，是我成為勞工運動者第一個參與的事件，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以前當記者時，不管如何積極投入或支持工運，都只是外行看熱鬧，一旦成為一個組織者，進入工會內，就要內行看門道，當道行差時，門道就會看不懂，所以協助嘉隆女工抗爭的事件，我從中學習到很多的經驗是很重要，雖然挫敗很多，但越是辛苦，越是震撼的，都會回饋給妳更多。
女性自身能力的鍛鍊
嘉隆成衣幾乎都是女性勞工的工廠，老闆是男性，幾個管理幹部都是男性，我在那次的抗爭經驗裡，發現幾個女性所缺乏的東西，第一是「女性自身能力的鍛鍊」，包括我自己，女性有時可能沒機會鍛鍊自己的領導能力及對於事件的分析，以至於在抗爭現場缺乏判斷能力，作為女性的你，可能就不敢做判斷，不敢下決定，所以會依賴男性，會依賴你原來習慣依賴的男性管理幹部。
這些男性管理幹部常常都是會出賣女工的一些人，但抗爭現場的女工卻還是依賴這些男性。做為一個資淺的女性組織者，我必須去跟女工拉扯，去告訴她們真實的現況，但卻又像在說這個男性管理幹部的壞話，這就形成一個很弔詭的狀況。
嘉隆成衣關廠事件是一個蠻大的抗爭，除了我們去協助這群女工之外，也有「台灣勞工陣線」，「自主工聯」等勞工團體去協助，他們是以男性為主的工作人員，像簡錫堦、李文忠、賴勁麟，李建昌等人（這些人後來都變成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所以「女工團結生產線」和「台灣勞工陣線」要共同來組織這些女工來抗爭，那時令我們這些女性組織者超級難受的是，這些男性組織者在女工之間具有相當大的優勢，只要有男性組織者一站上那個領導位置，就一堆女工跟著去了。
那時候，我認為這些男性組織者，是很有意識地在運用自己的性別優勢。一個抗爭現場是有很多動力在竄來竄去的，性別因素是一個，這其中也包含著一些情慾的流動。所以性別這個因素在組織裡是一個重要的元素，尤其以女性為主的組織需對性別具有意識。
嘉隆成衣廠關廠抗爭。圖／陳素香提供
抗爭過程，躲在性別弱勢裡最安全
另一個我在抗爭過程得到很重要的經驗是，躲在性別弱勢裡最安全。當時我們幾位女性組織者在過程裡都很希望女工可以自己站出來，推出幾個人上領導位置去組織其他女工，去承擔抗爭領導的責任，或承擔某些判斷和決定的責任。
因為我們不可能一次去組織所有的女工，一定要先組織幹部，幹部再去組織女工，但這卻造成我們這幾位女性組織者與這些抗爭女工幹部的緊張關係，這些女工幹部後來反而會怕我們，害怕又要讓她們出面做甚麼事情了。
我們可以陪伴領女工們去瞭解法令，去做談判，去做苦工，但最終，我們還是期待，在抗爭現場是由女工自己站上來發言，自己去跟老闆談判，去跟勞工局談判，我們的角色是去培力(empowerment)這些女工夥伴們。
我覺得我們做為一個女性組織者，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如何協同前進，讓大家一起成長，而不是我來代言，或我來站在你的前頭來幫你擋掉許多壓力，但男性組織者們並沒有這個意識，他們只想在女性面前做英雄，求表現，以至於我們期望的女性組織工作，功虧一簣，十分挫敗。
也就是，在抗爭運動過程中，許多女性會認為躲在性別弱勢裡最安全，因為，只要自稱為弱勢，條件不足，能力不足，就可以甚麼事情都不做，就可以不用承擔責任。這是我自己在從事女性勞工運動過程中，普遍會發現的一個問題。
這也就顯現，女性有時候其實蠻奸詐的，因為會利用自己本身弱勢的身分躲掉許多應該承擔的事情，應該盡的責任。所以，希望大家能警醒，未來別再用我是女性，我要照顧小孩、婆婆、先生，要煮飯等等這些事情來逃避參加組織，這些事情確實是理由，但也很容易就成為自己拒絕承擔責任的藉口。
父權與資本的雙重壓迫
另一部分就是階級的問題，嘉隆成衣廠是一家計件的成衣工廠，老闆朱英龍身兼台大機械系教授，除了嘉隆成衣廠外，還有位於深坑的台新染整廠，在印尼也有大規模的投資。1992年朱英龍打算把嘉隆成衣廠遷往越南，於是有計畫性的準備關廠。但他想逃避許多做為一個雇主應該負擔的責任，他只想以底薪來計算資遣費，而不願依據勞基法規定以平均薪資來支付資遣費。
女工抗爭的訴求非常簡單：「依勞基法規定，以平均工資計算資遣費，及追討五年加班費」，經過好幾個月的抗爭、談判後，終於逼著讓資方跟勞工局出來開協調會，這個協調會從下午開始到半夜12點，是一個馬拉松式的談判，最後達成的協議，朱英龍同意用「平均工資」計算資遣費。照理說這根本不用抗爭，勞工局依法行政即可達到，但台灣的情況就是這樣，勞工必須花很大力氣才能爭取到勞基法保障的最低標準的勞動條件。
談判完後朱英龍起身去跟十幾名談判代表的女工握手，數位年輕女工看到老闆居然不是唾棄他，反而去抱著老闆痛哭，這一幕，至今我仍難以解讀，經歷艱辛抗爭的女工抱著朱英龍痛哭，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我猜想可能是做為一個階級弱勢的勞工，及作為一個女性，工廠老闆就好像他的長輩一樣，慣於承受父權跟資本的壓迫，才會有這種令人不解的演出吧！這個事件對於初入勞工運動這行的我來說，從中學習非常多。
堅持勞工階級內部的正義
再者，堅持勞工階級自己內部的正義，是一直以來我所秉持的理念，勞工是社會中普遍弱勢的人，所以我希望社會中這些弱勢者可以合理的被對待，應該要能得到更多的保障跟權益。
回到勞工群體裡，也是一樣的，工人群體中有較強勢的勞工和較弱勢的勞工，所以在一個抗爭的群體裡頭，抗爭訴求要如何擬定才能照顧到弱勢的勞工，這是很重要的。嘉隆成衣女工抗爭事件，讓我看到群體中強勢工人的邏輯跟老闆是一樣的，這反應在要怎麼提出工人抗爭的訴求上。
嘉隆薪資是計件制的，基本底薪一樣，其他按件計酬；所以年輕的、手腳快的、原來部門單價高的女工，其平均工資與底薪的差距較大、加班費較多，若用底薪計算資遣費，她們的損失較大。另外年紀較大的、手腳較慢的、曾受工傷或正在懷孕中的女工，其底薪與平均工資差距甚微、加班費也少，若抗爭訴求為「依平均工資計算資遣費」，這些廠內較弱勢的女工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利益。換句話說，大家集體抗爭，付出的代價和努力是一樣的，但是平均工資高的、加班費多的女工可以獲得數十萬元的「利益」，平均工資低的、加班費少的女工可能只有一兩萬元而已。
所以「女線」試圖與女工們討論，提出一個較複雜但公平一點的訴求方案：除平均工資之外，年資與年齡較高的女工給予基數的補償（當時有具體的方案，以平均工資乘以1.2、1.3基數之類的）、曾受工傷者資遣費應以退休金方式計算、懷孕女工應補償至生產時及產假期間工資等等。「女線」並試圖鼓勵這些弱勢女工表達自己的意見。在抗爭還未進入決戰時刻，弱勢女工的訴求仍被討論著，但越到後面，抗爭白熱化之後，以年輕、較高薪女工組成的核心幹部，完全拋卻了弱勢女工的訴求，簡錫堦領導的勞工陣線團隊也以能快速解決的方案優先，把弱勢女工的利益犧牲了，以致於後來嘉隆女工第二階段爭取加班費抗爭時，弱勢女工幾乎都沒有參與了。
抗爭中，強勢勞工往往會忽略弱勢勞工的狀況，偏向於能提高自身利益的訴求；因此，我認為，抗爭的訴求不能過於簡單，越是簡單的訴求，就越會有更底層的人受到傷害，一定要能提出更細緻的訴求，來保障群體中弱勢者的利益。
假若勞工運動內部無法處理因強弱勢所產生的不公平的問題，就會跟資本主義的邏輯一樣，只關注到運動中優勢者的利益，只為了優勢者的利益而踐踏弱勢者，那這樣的勞工運動有何意義？在我看來，這樣的運動是失敗的，因為就算是再弱勢工人的權利都不應該被放棄。
每個人自身的歷史責任
1990年代，是我做運動最蓬勃的一段時間，當時，對於勞基法、工會法的抗爭也十分激烈，過去有些女性只要結婚（單身條款）、懷孕就要被迫辭職，這些對女性都是很不利的狀況，那時「女線」對於這些對女性不公平的條款也都做了一些抗爭。
全民健保在90年代抗爭非常激烈，重大傷病免部分負擔、職災免部分負擔等，都是在當時所爭取到的，但最重要的保費公平負擔卻沒有抗爭成功，因為，健保費用是以勞工的薪資所得作為扣繳基礎的；且健保給付保費設有薪資上限，以致，收入高的資本家與領取基本工資的勞工繳交的費用差異不大，這是很不公平的。
不管參與工會活動或其他公共事務，不只是跟自己相關，也跟台灣未來息息相關的，制度建立好，我們未來才會活的安然自在。
有些參與抗爭或公共事務的人，會對沒有參與的人心存抱怨，會懷疑為何自己做了這麼多，而有一些人並未參與，卻能享有同樣的抗爭結果？這在工運或抗爭中是很常發生的議題。
對於抗爭者，我個人認為，當我們在抗爭時，每個人都必須理解，目前我們享有的權益也都是前人為大家爭取的，即使是目前的八小時工時制度、非自願性離職的失業保險，職災保障等也都是先前勞工流血流汗抗爭來的。所以我們要想著，過去這些我們未參與抗爭的制度，我們自己都能受用，因此，我們現在多參與公共事務的爭取，都可以把這些東西留給後人，某種程度來說也是我們自身的歷史責任，未來的孩子也會用到。
抗爭運動蘊含著許多不同因素，有利益、階級、性別等等各種的問題。過去都說「女人撐起半片天」，但我在抗爭的時候看到的是「女人撐起大部分的天」。從事勞工運動最讓我感到精彩、快意的地方，就是看到許多令人敬佩的女性幹部，可以很堅持，又可以公平處理到抗爭群體中強弱勢的差異問題，這跟資本主義社會中強者全拿的思維是不同的，這才是我心中認為的勞工運動，跟大家一同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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