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正教授，因被檢察官訴以加重誹謗罪被法院通緝，雖不知此例是否為妨害名譽罪遭通緝的首例、更不知是否為最後一例，但如此的司法舉措，已違反刑事司法的諸多原則。
刑事被告是程序主體、不是客體
在2003年，我國刑事司法從職權主義轉向所謂改良式當事人主義後，目的即是將長久以來，刑事被告一直被當成是訴訟客體，致使原本已經不對等的原、被告地位，更加失衡。
尤其是我國的妨害名譽罪，不僅法定刑極輕，又屬告訴乃論之罪，就很易成為有權有勢者箝制言論自由的工具，致一直有除罪化的呼聲。故在未除罪化之前，於刑事程序中，就更必須恪遵當事人對等。故若檢察官聲請對被告為拘提或通緝，法院即為許可，被告又淪為強制處分客體，所謂改良式當事人主義，就會形成空談。
侵害被告的不自證己罪與緘默權
而被告既然是程序主體，於審判過程中，就不應動輒對被告施以強制處分，以來逼使其認罪。因被告受不自證己罪與緘默權的保障，也就是說，被告在法庭之上，無庸舉證自己是否犯罪，所有舉證責任皆在檢察官。
雖依刑法第310條第3項，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看似課予被告舉證自己清白的責任，但依據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此條項只是基於言論自由的最大保障，目的在限定處罰的範疇，而非要讓被告自證清白。故就被告所傳述之事是否為假，舉證責任還是在檢察官，且必須證明至超越一般人合理懷疑之程度。至於被告是否要舉證，乃是其權利、而非義務。既然如此，要被告出庭，目的就在於保障被告的訴訟權，則在現今科技發達時代，以連線方式來替代出庭，實非難事，這可從疫情期間，法院實施遠距視訊開庭，可以清楚得知。
故在檢察官未能盡到舉證責任，在被告也無藏匿情事，法院卻以通緝方式強制被告，不啻是要強制其陳述，致嚴重侵害不自證己罪權保障。
違反比例原則
雖然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6條，僅規定最重本刑為拘役或罰金者，被告得委任代理人到場，誹謗罪並不在其中，但因誹謗罪的法定刑極輕，又屬告訴乃論，且就算判決有罪，也往往處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而可易科罰金，致在實質上，就應趨向民事訴訟的審理模式。故在此類案件，被告是否出庭，屬其自我評估的風險，致不應動輒對之施以強制。尤其此等輕罪，若動輒動以通緝，就讓人有誹謗罪是十惡不赦之感，致嚴重違反比例原則。
侵害言論自由保障
而在彭文正教授，被檢方起訴加重誹謗罪，理由當然在於其所傳述蔡總統無博士一事，並非事實，且動機是為牟利與挾怨報復。若果如此，檢方就應在法庭上，先就被告於網路節目所講述者，一一舉出證據來加以駁斥，若能因此而讓被告獲罪，實也無話可說。惜在審理中，檢方所能提出者，皆是由官方所提出的證據，但這些事證，到底何時所製作、誰製作等，既難以辨認真偽，也有可能是在論文爆發後所做，即有一定的目的性，致屬於傳聞證據，實不具有提出於法庭的資格。
反觀被告方所提出，甚至被指為是營利與挾怨報復的網路節目，對於蔡總統的博士論文真偽，卻是鉅細靡遺的舉出第三方、而非自己所出具的客觀證據，更找出英國大學的學位授予及英國相關法規之規範為證明。如此的對比，實讓人感覺，所謂不自證己罪權的保障，於台灣司法的實踐，是有多麼的困難。
尤其根據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基於對言論自由的最大保障，採取所謂善意傾向原則，即只要確信所述為真，即屬善意，而不應以誹謗罪加以處罰。至於是否善意，只要所提出的證據資料確信是真，即屬之，既無關是否營利、更無關是否挾怨報復。故就算要查明被告彭文正，是否有所本而非胡說八道，只要上網路觀看，即可知悉，動輒施以通緝，實也是對言論自由的戕害。
正義女神可以睜眼 卻要無視地位高低
故於彭文正教授涉及的誹謗罪案，只要上網觀看其所有論述與舉證，實無庸以通緝為威嚇。若真的不想面對這些事實，也可以視訊，甚至網路直播方式為公開，或可趁此機會展現司法院，這幾年一直宣揚的司改成果，到底是真、是假。
總之，正義女神確實必須把眼罩拿開，但目的卻是在看清事實，而非因人而異的差別對待。
作者指出，針對彭文正教授涉及的誹謗罪案，只要上網觀看其所有論述與舉證，實無庸以通緝為威嚇。可以視訊，甚至網路直播方式為公開，可趁此機會展現司法院宣揚的司改成果。示意圖／Pixabay、政經關不了，民報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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