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香港人自開埠至清末的主流文化，還是沿襲前現代的廣東小農文化，認同自己的身分是廣東某城、某鄉、某姓、某家的唐人，重視同鄉宗親守望相助，重視天地君親師的儒法綱常觀念，重視家族尊卑與鄉里情誼，既不認為自己是大清帝國子民，也不認為自己是英國人。雖然當時的香港人不斷在港英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與威權統治下累積和爆發不滿，但卻從來沒有想過推翻港英政府、爭取獨立建國，或者把香港歸還滿清，而是希望香港繼續是個賺錢和避難的好地方，經常省港兩邊走。
及至清末，香港部分上層華商有幸留學海外、從事專業、營商賺錢、見多識廣，有的甚至貴為立法局議員，因而這一小撮人有「中西合」的思維及主張，堪稱時代的先鋒，而且他們也首次開始關心大清帝國的政治問題與改革方向，甚至試圖聯合港英殖民政府向大清帝國施壓。另一方面，也有為數不多的革命黨人主張推翻滿清，「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因此，上述兩批極少數香港華人的確開始關心「中國」的前途，在朦朧抽象的「中國」概念中，開啟了歷史的先聲。但這種關心抽象「中國」的意識，仍沒有普及而滲透到香港中下階層華人社群，主因恐怕是在於教育不普及、階層不流動、政治不熱絡。
不過，1911年辛亥革命、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這種格局就開始逐漸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一、民國初年
辛亥革命，民國草創，當時的香港人知悉滿清政府被推翻，曉得袁世凱的政變終於徹底驅除了漢人心目中的滿族韃虜，並且聽聞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構成的「中華民族」這個新興混沌概念，掛五色旗，會心微笑。不過，同鄉宗族是具體的，民族觀念是抽象的。雖然後者的地位緩慢提升，但還是無從凌駕前者。有些論者蓄意捏造所謂「中國是生母、英國是養母」這類不知所謂的奇談妙論，畢竟香港人根本從未擁有過。
與此同時，跟民族主義並不完全相關的政治風波層出不窮。1912年7月4日梅含理總督就職上任時，差點遭受華人暗殺，當中涉及私人恩怨以及聲稱仇恨英國官員歧視海外華人云云。1912年11月至1913年2月，杯葛電車運動爆發。洋人經營的香港電車公司拒收廣東銅幣（廣東銅幣較當時香港銅幣輕賤，但卻是許多華商支薪給員工的貨幣），導致中環爆發擲石騷動，市民杯葛乘搭電車，後因港英政府軟硬兼施，半價廉售電車票，下令僱主以港幣支薪，終於迅速平定亂局。
隨著香港華人中下階層開始因經濟問題、仇外怨恨等原因而爆發零星不滿與衝突，香港華人紳商對於中下階層一言九鼎的文化指導作用開始逐漸式微。更有甚者，香港華人紳商之間按照同鄉聯繫歸屬而分道揚鑣，各自分別與廣東政府或中央政府互相串聯，使得省港兩地政情更趨緊密相連。
當時，四邑人雖然是香港廣東華人紳商的少數派（李煜堂、陳少白、李樹芬、李紀堂等），但卻因與革命黨人關係良好，而成為了胡漢民廣東革命政府的各個正副部長，權傾廣東，甚至自稱香港商會代表而參選國會參議員，開始引起廣東其他各邑（番禺、東莞、南海、清遠等）人士不滿。後者紛紛群起組織同鄉會所，攻擊胡漢民廣東國民黨政權「暴民專制」及「貪如狼，猛如虎」。這是辛亥革命所觸發的華商內部對壘和緊密省港關係。梅含理總督更因而制定《社團法令》要求所有社團註冊及接受監控。
及至1913年5月，四邑人以外的香港行會、商會、會館紛紛表態贊同袁世凱中央政府向外國銀行的善後借款，用以穩定政局，公開唾棄廣東政權，跟四邑商人的取態大相逕庭。6月，袁世凱順勢免去胡漢民廣東都督職位，任命陳炯明繼任，四邑派頓失靠山。7月，孫文貿然發動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以致逃亡日本。當時陳炯明也貿然加入討袁行列，宣佈廣東獨立，後來討袁事敗，袁世凱於是改派龍濟光為廣東都督。不過，當時廣東財政依舊困乏，主流香港華商不論誰來管治廣東，押對注抑或押錯注，還是主要關心省港貿易與商業利益，於是提議龍濟光與港英政府合作，在後者監控下重組廣東政府，以促進省港貿易。港英政府當時沒有接受。
這些事實顯示香港華商各有宗派，跟隊列陣，利益掛帥，根本談不上虛無飄渺的中華民族大義，或者任何文化思想的脫胎換骨。小農社會意識，營利謀生慾望，務實靈活變通，還是依然如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這些事實清晰地顯示：省港政局互相勾連的廣度和深度，已經遠遠超越了滿清統治時期。四邑人勾結廣東，非四邑人遠交近攻，各有權謀與利益。這一方面的確是比較大的變化。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是主要交戰國。當時50萬香港人當中的10萬，由於懼怕戰禍蔓延，加上轉口停滯，工作生意變淡，於是返回大陸鄉下謀生。英國戰勝，大戰結束，他們又陸續回到香港繼續生活。回到大陸，不是愛國；回來香港，不是叛國；來來回回，全為謀生。
1915年，袁世凱公開展示日本無理的二十一條要求，希望利用輿論壓力逼迫日本讓步，而後來日本也的確讓了步。此舉一度引起香港灣仔居民短暫杯葛日貨和擲石衝擊，但很快就被平息下來，比起1908年那次杯葛日貨運動更小意思，足見當時新興的中華民族意識即使存在，也根本掀不起大波瀾。溫度是上升了，但不算熱。
在1915年至1916年袁世凱稱帝期間，廣東都督龍濟光宣佈廣東獨立，脫離袁世凱，但又出現雲南軍閥唐繼堯、廣西軍閥陸榮廷逐鹿廣東的亂局。比較有趣的是，香港華商兼立法局議員劉鑄伯，竟然要求梅含理總督說服英國干預廣東政局。英國一面拒絕，一面協助龍濟光都督撤出廣州，後來再轉而協助廣西軍閥。香港華商根本既無能力也不可能擺平中國亂局，只能勸籲港督嘗試做點小干涉而已。
1917年，無兵司令孫文離開日本，回到廣州，糾合眾多軍閥，成立第一次護法軍政府，但政令不出大元帥府。1918年，孫文的權力被全面架空，失意辭職，然後隱居上海，跟青幫分子蔣介石惺惺相惜，後來在1920年才在擁有軍權的陳炯明支持下再回廣州，1921年組織第二次護法政府。在這麼混亂的廣東政治情勢下，混沌的「中華民族」意識及抽象的「中國人」觀念逐漸萌芽，但還是相當依稀朦朧，而且當時的香港人絕對不會對當時任何更迭頻繁的政權或領袖（包括當時的孫文、岑春煊、陳炯明）有過任何效忠誓約或一往情深。
二、五四運動
1919年的北京五四運動「內爭國權、外除國賊」的罷工、罷課、罷市風潮沒有在香港重演，只帶來派發傳單、零星騷動、示威抗議、改穿西服、提倡體育（例如七姊妹泳棚）等過眼雲煙。擁有既得利益的香港華商和買辦只不過順水推舟，提倡國貨，抵制日貨，圖謀私利，尚幸沒有釀成亂局。另有香港學生王之方、楊師騫、陳君葆等多人聯名通電北京政府，聲援北京學生，而且香港《華字日報》也有慷慨陳詞，但都點到即止。港英政府甚至下令保護香港日僑，派遣武裝警察在灣仔日本人商店附近全天候巡邏站崗，允許日本政府派遣三艘巨艦（長門、陸奧、扶桑）停泊鯉魚門外恫嚇示威，並且下令華文日報及漢文學校不得煽動抗日或談論帝國主義。這些做法當然導致部分香港人相當不滿，敢怒不敢言。
正是在這種逐漸形成的「仇日敵人意識」格局下，混沌的「中華民族」意識、抽象的「中國人」觀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主張，再進一步在香港人腦海中朦朧浮現，甚至帶有更多若隱若現的激情。然而，新文化運動中的「科學」與「民主」等顛覆傳統的現代西方觀念，卻沒有在當時香港人的教育和文化中生根。「南北和」與「中西合」等文化衝擊與交流當時根本尚未真正開展。雖然當時香港人體驗同胞之愛、仇外之恨，但卻沒有真正領悟中西異同，或者全盤反思傳統文化。大家當時只關注淺層的、煽情的部分，尚未關注深層的、知性的部分。
當時引導香港人出現這種思維格局的，有一個主要因素：港英殖民政府「尊孔讀經」的文化教育政策。
雖然港英政府成立香港大學，於1912年9月開學，港督盧押兼任校長，開展高等教育，但這不是香港文化教育最重要的突破。其實，真正的突破是資助中文教育。
首先，港督梅含理頒佈《1913年教育條例》，註冊、規範、監督香港所有學校，大幅提升中文教育辦學水平，擺脫只集中對上層華人菁英教育的落後局面。1918年，香港學生有25544人，其中已有16582人在中文學校讀書，其餘就讀英文學校。由此可見，當時的香港教育雖然遠未普及，但是中文教育已成主流，識字率穩步增長。
此外，港督司徒拔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更加大力推動中文教育，資助漢文小學推動傳統文化教育，積極培養中文教學師資，嘗試以古典保守「尊孔讀經」華夏文化，抗衡新文化運動的激進衝擊，有利於維繫統治穩定（儒家經典推崇仁政王道，沒有反對帝國主義），迴避科學、民主、人權、憲政等知性啟蒙（儒家經典推崇民貴君輕，而非這些西方啟蒙價值）。當時的香港教育司嚴格管理私立漢文學校，派遣漢文視學官視察，然後著手修訂課程。小學各級課本必須呈報視學官批准，小一至小三必須使用《香港簡明漢文讀本》，宣揚英皇德政，講授四書經義，維護綱常倫理，推動尊孔讀經。這些都與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方向背道而馳。後來金文泰總督也決定自1926年起，對於「尊孔讀經」及「中文教育」大力支持與鼓勵，並且發揚光大。這一方面容後再談。
除了港英政府推動「尊孔讀經」和「中文教育」之外，南下香港的晚清秀才舉人及廣州法政學堂畢業生，紛紛興辦私校及家塾。著名的有湘父學塾、伊耕學塾、王子恕黎端宸合館、章氏學塾、慶保家塾等，分別吸收了許多紳商名流子女入讀。當時的香港華商普遍視新文化運動為負面衝擊，反而主張捍衛孔孟之道。旗昌洋行買辦馮其焯甚至創立中華聖教會，刊印《樂天報》，表明排斥新文化，而當時的孔誕祭聖也在太平戲院和灣仔大戲院舉行。此外，即使是接受西式教育的買辦紳商劉鑄伯，也是香港孔教會主席，大力提倡儒家教義，後來在1913年接替了何啟而成為華人立法局議員，然後在1919年譴責北京示威學生干涉國家大事及公共事務，聲稱他們本應各守本份，只做好「求學」與「服從」即可，否則「天下將會大亂」。這種文化保守思維與港英殖民政府統治目標，完全珠聯璧合。
綜觀大局，在這種形勢下，「中西合」的文化碰撞與互相交流備受冷待。當時大部分香港人還是在港英政府悉心構思的統治政策下，活在相當傳統的華夏文化「薫陶」當中。
配合香港教育普及程度和識字率的增加，以及香港比廣東更加自由和寬鬆的言論環境，香港報業也開始蓬勃發展。《中外新報》大力批評廣東領袖龍濟光不遺餘力，而且其他香港報紙有報導比較多關於廣東政情的真實消息，初期未有大礙。辦報者也當然會有其獨特的政治立場，例如《香港新聞報》的創辦人陳秋霖，一開始支持陳炯明，後來卻把報紙改名為《中國新聞報》，轉而支持孫文。
無論如何，這個時期的報紙版面編排是以廣告（當時稱為告白）、經濟、航情消息先行，國際新聞、香港新聞、副刊均載於內版，足見主流讀者的關心焦點何在。由於當時香港報紙基本上缺乏深廣的西方文化及制度介紹與評論，而且大部分學校也只教授古典中文和儒家經典，「中西合」仍未實際開展。
當時香港草創的電影也反映了類似情況。1913年，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編導及主演故事短片《莊子試妻》，成為首部輸入美國的香港電影。然後，黎民偉又在1921年籌建民新影片公司，拍攝數部體育新聞片和風光片，再在1924年邀請梅蘭芳拍攝《黛玉葬花》等戲劇片段，年底更根據《聊齋誌異》改編成時裝劇《胭脂》。由此可見，香港電影開山祖師的品味和視野，還是植根於傳統華夏文化。總體來說，「南北和」偶有吉光片羽，「中西合」幾乎毫不存在。當時的香港華人和西人彷彿活在同一土地上的兩個平行時空。
有論者認為：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對香港人始終有所影響，但是要到1920年代末期才顯現云云。除了白話文開始逐漸普及這方面以外，這顯然是籠統荒謬的無稽之談。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在1919年至1925年之間對香港的影響極微，甚至幾乎不存在。自1925年起，香港人受到蘇聯共產國際發起的另一場時代浩劫洗禮，真正體悟天高地厚，同時承受極大痛苦，然後長期聞共色聞，而當時新上任的金文泰總督在推動反共的文化保守政策方面，更是不遺餘力。現在有些人主張1967年左派暴動是香港人拒共、仇共、懼共、反共的起點。這種觀點顯然漠視香港歷史，因為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才是真正的起點。老一輩香港人對於這段歷史肯定記憶猶新。正因為有這場災難式洗禮，再加上金文泰總督延續「尊孔讀經」的保守文化教育政策，主流香港人還是沒有出現實質的「南北和」和「中西合」。新文化運動及白話文運動的真正影響力，要到二戰後「南北和」時期才真正發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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