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台灣史，不可不知台灣的殖民史。此等學術研究現在頗為不少，但若可讀讀當代人物在時代現場目擊的觀點，當更為可貴。台灣人囿於被殖民者在經濟、學術上的弱勢，在提出論述的能力上，當然不如占盡優勢的殖民者（但不是沒有例外）。因此，在這個課題上，便不得不讀日本人的著作。
在人類學的領域，諸如鹿野忠雄、伊能嘉矩等等，由於楊南郡先生長年努力翻譯及推介，較為大眾所知。而矢內原忠雄教授所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則是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不可不讀的一本書。
矢內原忠雄先生，何許人也？二戰前，曾任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的教授；二戰後，則曾出任東京大學的校長。他是一位基督徒，在日本軍國主義喧嘩的時代，仍堅持和平主義。
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矢內原先生寫了一篇〈國家的理想〉，略謂：「國家的理想是正義與和平，而非用戰爭的方法來欺壓弱者。不論是國內或國際上，強者欺壓弱者的手段就是暴力，而最嚴重的就是戰爭。偉大的國家必須堅持理想，無法堅持理想的國家，即使看起來非常強大，實際上是跟亡國沒有兩樣。」
說出這種言論後，即使矢內原忠雄貴為東京帝大的教授，也不得不被迫辭職。
戰後，矢內原先生又表示：日本的戰敗是真理的勝利，由此證明世界中迎合權力或潮流的學說必定是錯誤的，這是此次戰爭給人類社會最大的教訓。
由是可知，矢內原忠雄是這樣的一位人格者，他的學術觀點應當不會是附和軍國主義的官樣文章。當然，我們無法苛求矢內原在當年就採用「台灣史觀」來著述，但其學術人格之客觀與持平，是值得信賴的。
事實上，矢內原忠雄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在當年更被台灣總督府以妨害統治為由列為禁書，雖然在日本出版，但禁止輸入台灣。
《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是一本學術論文，讀來可能頗為枯躁！還好有何義麟教授改寫成較為通俗的版本，書名為「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由台灣書房出版。展讀之後，對台灣歷史又有不同的視野。
這本書，真的應當列作中學生台灣史課程的補充教材才對！不然，日本的岩波書店於2001年重新發行《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單行本及文庫本，並列為「傳給21世紀日本人的名著」之一。日本人讀而我們不讀，豈不又輸了一截？
以下，作一些簡略的讀書筆記：
矢內原忠雄分析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不同，在於西方（英、德）各國的帝國主義，是在其國內壟斷資本的積極活動下，催促、要求政府奪取殖民地，准許資本家經營專利性的殖民公司，比方說英國的東印度公司。
而日本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未達到這種階段，也就是沒有出現帝國主義的內在壓力及需求；而只是在意識型態上，以政治及軍事活動加入了西方帝國主義的競爭。
簡單來說，西方的帝國主義，是因為他們工商發達之後，錢太多，多到本國吃不下，所以才外出發展及掠奪。但日本的帝國主義雖然也掠奪，但骨子裡其實是沒錢的。
因此，此種日本後進式的帝國主義，並沒有資本家帶著國家前行；反而是國家要投入大量的資本，去幫助資本家「升級」。在台灣，最明顯的就是台灣銀行的設置，日治時期台灣的諸多經濟投資及建設，背後最大的金主就是官方的台灣銀行。
而當年的日本國會還曾經討論過到底要不要放棄台灣這個「錢坑」。由此可見日本帝國主義在內部的矛盾。
總之，由於日本社會的經濟發展階段尚未達到西方帝國主義者的程度，因此，日本對於台灣這個殖民地的經營，就不能像英國對待印度一樣擺爛。他必需先動用國家資本將台灣建設成一個可以對外賺錢的地方，然後才能吸引資力不足的日本資本家到台灣來投資。
在國家直接、間接的支持下，日本資本家也在台灣驅逐了外國資本（如英商怡和洋行）、壓制了本土的資本，而取得壟斷的地位。再藉由這種壟斷地位，累積資本，以台灣為基礎，對外發展（比方說，台灣製糖會社於1927年的獲利，在台灣部分高達823萬日圓，在日本國內卻僅有17萬日圓）。也可以說，台灣資本的累積，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資本的累積，也是推昇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動力。
對日本本國人而言，這些在台灣的投資，是全體納稅人出的錢。但投資後在台灣所賺的錢，卻是由這些取得壟斷地位的日本資本家吃乾抹淨。這是嚴重的變相補貼，也是相當不公平的事情。細思之，這種情況在今日的台灣仍然存在，許許多多的大企業將資本外部化，推給社會大眾承受（如污染），若發生嚴重後果則由政府拿全體納稅人的錢出來解決，企業的利潤卻長期為資本家收進口袋，這或許是一種「後殖民」的表徵。
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這種日本資本的壟斷，使得台灣的資本家在階級鬥爭這件事情上，常常是和無產階級站在同一邊。因此，台灣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運動互相糾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比方說台灣文化協會（連溫卿）與農民組合（簡吉）、台灣民眾黨（蔣渭水、蔡培火..）與台灣工友總聯盟（蔣渭水），資本家與無產階級都曾經走在一起。
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資本投資受到總督府特別的保護，因此，當日本國內不景氣時，資本就大量流入台灣。而透過官方（如公債）及私人管道（如公司），也會吸收台灣本地人的資本。然而，以台灣銀行為例，雖然叫做「台灣」銀行，但放款的對象幾乎都是日本資本家，這也限制了台灣本土企業的發展。
而由當時台灣的進出口貿易統計可知，台灣大體上是日本食品原料特產品（茶、樟腦、米）的供給者，同時成為日本工業產品的市場；同一商品則以高級貨品供應日本，再設法進口次級品。也就是說，台灣人並非先滿足自己的消費，再將剩餘輸出，而是將自己生產較為高價的米賣到日本，再對外買米補充島內的需求。
這是標準的殖民地剝削關係。二戰後，台灣在政治上雖然已非日本的殖民地，但上述殖民地的經濟現象仍長期存在，現在也未完全絕跡。比方說，台灣產出最高等級的水果，都是外銷日本，賺取外匯，次級品才賣給本國市場。這或也是一種後殖民現象。
在教育上，現在普遍認為在日治時期，日本殖民者提供了台灣相當良好的教育，普遍提昇了台灣人的知識水準。但，這種說法可能是和同時期中國的情況相比，才能有此結論。
依據矢內原忠雄所述，日治時期台灣最缺乏的就是初等教育，但總督府無視於這種需求，反而大量投資於高等教育，以便讓日本人子女壟斷高等教育的機會，形成頭重腳輕的教育體制。這種殖民教育的特徵即在於培養統治的幫手並採取愚民政策。（按《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成書在前，殖民後期台灣總督府有推行普及教育。）
以1926年台灣學童就學率來看，日本人不分男女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台灣人則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男童百分之四十三、女童百分之十二）；原住民則因有特別補助，免費就學，就學率達百分之七十二（男童百分之七十四，女童百分之六十九）。
不知是否因為教育不普及的關係，早期台籍菁英的形象是有點貴族化（也有例外，如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雖貴為菁英，卻完全是土俗的形象）。而原住民在當時基礎教育所占的優勢，竟在戰後的社會競爭中完全失敗，其前後政策的差異及影響，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矢內原忠雄又提到，若以總督府的施政方針來看，大致可以1918-1919年作為分水嶺，前期以兒玉、後藤等軍人總督的理念為主，強調台灣的特殊性，對台灣人施以歧視性的警察統治，以維穩、發展資本主義，確立日本官僚及資本家勢力為要事；後期則以田健治郎等文人總督的訓示為準，改採內地（日本）延長主義，注重教育、文治及民族融合，發展島內產業，並強調台灣與日本的結合。而這個進程也符合當時西方帝國主義的流行，可見日本人仍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
矢內原忠雄在此則批判總督府不謀公平對待台灣本島人之要事，只會在教育上推行所謂的國語（日語）政策，就想要同化台灣人，終究也只是徒然。更進一步而言，矢內原忠雄也指出給予台灣本島人更多參政權，也會提高台灣人的民族意識，進而引發民族運動。因此他說：帝國主義的發展，必然是帝國主義的矛盾發展。
至於要如何化解矛盾，矢內原忠雄在台灣東部發展一事上曾經提出建言：「首先應考慮現存日本人移民村的改革（即現今花蓮縣吉安鄉），其次保障平地原住民權益，讓山地原住民下山定居，並收容西部本島過剩人口。然後在此排除資本家企業的入侵，收購會社關係的未墾地，讓日本人、本島人、原住民都能以自耕農或協同的方式進行生產，不讓西部的鉅額資本累積與大量商品出口的型態出現，在此協同的經濟關係上，形成一個和平、自由的社會。」
歷史證明，矢內原的理想沒有出現，花蓮吉安鄉（原名吉野鄉）的日本移民，在不堪原住民的報復性獵殺後，又集體遷走了。而矢內原的建言，於今日台灣東部的發展現況，諸如沸沸揚揚的美麗灣事件、立霧溪口設置大型場館的計劃等等，難道沒有值得好好反思的地方嗎？
此外，矢內原忠雄比較了日本兩個殖民地，即台灣與朝鮮。發現台灣的財政獨立，人民所得較高，初等教育普及率也高；但政治發展上卻是落後於朝鮮。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有地方選舉制度，朝鮮人擔任官吏的人數較多，更有數家朝鮮語的報紙，這些在警察統治下的台灣都沒有。
我在想，基於歷史發展進程無法跳級的史觀來看，這會不會也是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如強人倒台、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總統入獄...），總是落後韓國一步的原因呢？這又是一種後殖民社會的比較嗎？
另一方面，對比日本殖民者在台灣較在朝鮮更為威權，而台灣經濟發展則優於朝鮮這件事來看，恐怕也是「有效率的高壓統治」可以創造「高度經濟發展」的一項佐證。但矢內原忠雄也提醒我們，這種經濟發展其實是「殖民地樣式」，其目的不在求住民生活水平之提高及幸福之增加，而在於提供壟斷資本家更大的利潤。
在台灣及南韓，這種現象恐怕仍然存在。依然有好多人懷念「威權時代的社會安定」，不論是認為日本時代治安有多好，或是兩蔣時期都沒有街頭抗議擾亂社會秩序，乃至現今仍有人認為環保抗爭會拖累經濟發展等種種論調，都在在顯現了我們至今仍未能擺脫「殖民地樣式」的發展模式及思考陰影。
區區小記，不足以盡意。這本書寫的雖然是過去的事，但仍可促發對現在的思考。考其源流，梳其脈絡，歷史中的我們原來如此，所以如此。認清自己，對於未來當破當立之處，才能有更深刻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