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蔣介石:亂世崛起的殺破狼大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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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亂世崛起的殺破狼大將軍

蔣介石:危機四伏的顛峰時刻 (上)

2017-03-10 14:35
蔣介石是中國亂世崛起的軍事強人,一生都在作戰,完全符合紫微斗數「殺破狼」的變動性格。圖/Public Domain
蔣介石是中國亂世崛起的軍事強人,一生都在作戰,完全符合紫微斗數「殺破狼」的變動性格。圖/Public Domain

如果要使軍隊真個能為人民求自由安樂去打仗,真個能為黨實行三民主義去打仗,非用俄國赤衛軍這種編制不可,故此實行仿照這種方法去練我們的黨軍,現在我們的黨軍已經練成了,做到了。  --蔣介石

北伐:國民黨的政治和軍事神話

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無望地告別中國大陸,乘飛機自成都飛往台灣,內心百感交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徹底失敗而絕望矣」。此後他在台北的歲月,始終陰雲慘澹,縮小版的中華民國,宛如迪士尼樂園裡的微縮景觀。

如果說1949年被共軍窮追猛打、倉惶辭廟是蔣介石一生中的最低谷,那麽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黨政軍大權逐漸集於一身就是其一生的最高峰。從最高峰跌至最低谷,僅二十二年時間,毀滅的種子,在那萬人矚目的顛峰時刻就已悄然埋下。

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的成立典禮簡樸得有些寒磣——高級官員們沒有穿威風凜凜禮服,也沒有戴閃閃發亮的勳章,蔣介石本人身穿一套皺巴巴的國民革命軍軍服,滿臉倦意、憂心忡忡。蔣介石並非南京政府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卻是掌握實權的靈魂人物——此後,無論蔣擔任什麽職務(即便宣布下野淪為平民),「旁人已將他當作國家最高主權人。現下的情況由他造成,他也應對現狀負責。」

蔣介石的最高理想是統一中國,蔣深信南京政府最有希望統一中國。「大一統」既是中國皇權專制傳統的當然邏輯,更是現代民族國家在弱肉強食的國際關係中「救亡圖存」的先決條件。「統一天下」是歷代野心家的夢想,更是現代政治人物追求的遠景。

1926年7月,蔣介石力排眾議,發起北伐。他自視為革命者,自信其使命是繼承孫文的未竟之業,當然不滿足於統御廣州的小朝廷。蔣的崛起部分出於他對軍隊的控制,同樣重要的是他在各界培植的關係網,包括軍界、上海的財界、秘密社會和名門望族。

北伐前三年,國民黨在蘇俄及中共的幫助下,完成三件大事:第一,創立有效的國民政府,儘管只控制廣東一省,但廣東是華南最為富庶的省份。第二,創建一個集中控制但有一定民意基礎的列寧式政黨,通過政黨滲透社會生活的每個方面。第三,建立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集中領導、具備政治觀念的國民革命軍。這是國民黨打敗軍閥的三大要素。

在北伐期間,蔣已有創造一種新中央體制的動向,比如不待準備力量成熟即問鼎中原,原則上接受宋子文的中央財政,以軍校學生填補各部隊的幹部,提倡軍用航空並初步建造無線電聯絡網。但是,國民黨的軍事勝利如此迅速,以至於政治理念的灌輸和中央的組織與財政都無法跟上形勢的發展。倒向國民黨的軍閥部隊既無法解散,又不能完全整編,南京政府只能依靠發放軍餉和武器來維持其忠誠。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國民政府沒有一支統一管理的、服從中央的軍隊,更無法對廣大的鄉村地區的資源實施行政管理。由於新的中央集權體制遲遲不能成形,蔣只好以本身的勤奮、道德感召以及中統、軍統等秘密警察代替組織制度和意識形態之不足,這又為日後的失敗埋下禍根。

在中國現代史上,正如長征成為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神話,北伐則成為國民黨和蔣介石的神話。在國民黨的黨史敘述中,北伐的勝利比抗戰的勝利還要輝煌;即便在「清黨」被屠殺大半的共產黨,也肯定前半段有他們參與的北伐的榮耀。為了將北伐神聖化,自然要對北伐的對象——北洋軍閥集團——進行妖魔化。然而,當北伐軍最終於1928年佔領北京時,其結果並未「形成國民黨及其新的穩定的軍政機構的統治」,相反,蔣介石及其軍事集團以南京為新的基地,其官僚機構卻迅速淪落成充滿偏執、陰謀、謀殺和暴力的、比帝制更加不堪的統治階層。北伐的收穫是加固了醜惡的暴力文化。

常敗將軍的敗戰史

1927年,是蔣介石一生的重大轉折點,無論是安邦大業,還是私人生活,都為其後半生劃定了方向。

袁世凱以小站練兵起家,蔣介石則以黃埔軍校起家。中國的近代化,首先是軍隊的近代化。在與西方列強屢戰屢敗的背景下,清末開始仿效西方建立職業陸軍。袁世凱在天津郊區的小站練兵,創設保定軍官學校,蔣介石曾在此求學。直到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中擁有上將軍銜的高級將領,保定軍校出身者遠多於黃埔軍校。與土耳其、伊朗等追趕西方的文明古國和「亞洲病夫」一樣,中國軍隊的近代化轉移了國內的權力中心,使上過現代軍事學院者——能使其他人接受紀律、熱忱、自我犧牲觀念的強人——地位上升。從追隨孫文到敗退台灣,蔣氏戎馬半生,戰場上的勝負往往決定其事業的成敗。蔣以軍事力量為後盾,農、工、商、學等階層皆為軍事和政治的附庸。國民政府從成立始,其權力皆在軍人、官僚、政客和職業革命家之手。

北伐是蔣一生軍事成就的頂峰。十萬黨軍打敗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大集團八十萬大軍,讓包括蔣在內的高級將領都深感意外。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三師師長、武漢三鎮衛戍總司令的李品仙回憶說:「國民革命軍誓師之初,雖號稱十萬之眾,實際上不過五六萬人。而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後不過八個月時間,領有長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

黨軍獲勝,原因何在?當然不是蔣介石用兵如神。首先,黨軍乃是「為主義而戰」,「主義」的灌輸使官兵將個人生死與國家民族興亡聯繫起來,有了十字軍般的宗教熱忱。其次,黨軍得到蘇俄的武器支援和戰術訓練。蘇軍經過一戰及內戰的磨練,已成能征善戰之鐵軍。蔣的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即布留赫爾元帥)乃是蘇軍一員猛將,將在俄國內戰中發明的戰術如運動、奇襲、速進、包圍等傾囊相授。再次,北伐軍採取正確的戰略:打擊吳佩孚、中立孫傳芳、放開張作霖。北方三大軍閥集團受惑於南方的離間計,不能協調行動,甚至時而聯合時而開戰,遂遭北伐軍逐個擊破。

北伐之勝利,乃是敵人太弱,而非蔣英明神武。日後一旦遇到強悍的日軍和共軍,蔣便一敗塗地。蔣在抗戰期間曾向高級將領訓話說,一般而言,國軍軍長的素質不如日軍的旅團長。他自己何嘗不是如此?

蔣介石自幼喜好兵法,熟讀《孫子兵法》、《曾胡治兵語錄》。1907年,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年終考取留日陸軍學生。次年東渡日本,入振武學校,後升入高田陸軍第十三師團野砲兵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補生。蔣的軍事教育只是中學程度,比之閻錫山、孫傳芳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正式畢業生明顯不如。蔣偏偏學會日本軍閥的蠻橫作風,大權在握後,要求部下對其「服從要到盲從的程度,信仰要到迷信的程度」。

1924年5月3日,蔣介石正式就任黃埔軍校校長,兼任長洲要塞司令、東征軍司令。由設立軍校教導團、組成校軍到建成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並兼任軍長,成功創立了第一支屬於國民黨的「黨軍」,蔣也第一次有了「嫡系」部隊。蔣不喜歡蘇俄派駐中國的全權代表鮑羅廷,卻與軍事顧問團團長加侖將軍惺惺相惜。即便後來與共產黨殊死搏鬥,蔣介石回憶起加侖將軍仍充滿感情,「加侖將軍是俄國將領中最為傑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這是蔣與外國人之間罕有的一段情誼。

北伐是蔣介石第一次指揮全國性戰爭,北伐的勝利讓蔣成為國民黨和南京政府的最高領袖。其實,北伐中的許多硬仗並非蔣及其嫡系部隊打的,如攻克武漢三鎮的是親汪精衛的張發奎部,拯救南京的龍潭之役的功臣是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蔣介石偏偏敗績最多,包括前一年攻取南昌損兵折將、這一年徐州戰役遭致慘敗。蔣氏承認,黃埔軍自北伐以來,「沒有打過一次勝仗」。這些不光彩的紀錄,都被北伐全面勝利的榮光遮掩了。

蔣軍:嫡系吃香,非嫡系吃癟

五、六月間,寜漢分道北伐,漢方北進河南,寜方渡江北上。武漢方面的張發奎、唐生智企圖揮師東下討蔣,蔣腹背受敵,乃從北方撤軍。李宗仁的第七軍撤回蘇南;原黔軍將領王天培的第十軍,受到張宗昌、孫傳芳部的壓力,不戰而棄守徐州。

7月26日,蔣下達反攻徐州的作戰命令。蔣親抵距徐州僅七里的雲龍山督戰。但側翼的白崇禧觀望多日,進展遲緩。8月2日,孫傳芳抽調的大批兵力趕到,第十軍全線潰敗,左翼無法固守。3日凌晨,蔣介石忍痛下令全線撤軍,徐州攻擊戰功敗垂成。

蔣一怒之下,命令拘禁此前戰績彪炳的王天培,並於8月11日將其處決。王罪不至死,坊間對其頗為同情。蔣以軍令如山為殺王辯護,但真正的原因乃是王並非其嫡系。這不僅是蔣性格上的弱點,更受制於中國的社會現實:中國仍是農業社會,所賴以聯繫的,是血緣、地緣、業緣等「關係」,而非制度。中國的軍事行政機構自古即已高度發展,私人關係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有日本學者發現,敗退台灣之後,蔣介石將作戰失敗的責任一股腦推到手下將領身上,陸續將他們貶斥。對孫立人、薛岳等名將,蔣更是刻意疏遠乃至陷其入罪。蔣不曾受過高層次的軍事教育,「正是因為這種自卑感,讓蔣介石對經過美日嚴格軍事教育鍛鍊出來的將軍們抱持着複雜的心結,並且刻意和他們抱持某種程度的距離」。另一方面,蔣介石給自己頒發大元帥的最高軍銜,至死都不承認,自己並非拿破崙式的軍事天才。蔣氏「外戰外行」,內戰也不「內行」。

精明政客的下野記

國民黨的殘酷內鬥宛如鯊魚群挑選王者,一旦王者受傷流血,覬覦王位者立即衝上去攻擊之。在孫文時代,廣州政府即派系林立、紛爭不斷。到了蔣介石時代,黨內大老倚老賣老,軍隊更是魚龍混雜。蔣只能合縱連橫,一步步拓展自身勢力,一時難以成為史達林、希特勒、法朗哥那樣說一不二的獨裁者。

3月10日至17日,武漢召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恢復和提高黨權的決議,並專門針對蔣介石制訂《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4月5日,武漢政府決定廢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務,這是武漢政府削弱蔣的軍權的重大措施。

蔣的權力基礎並不牢固。他不僅面臨合法性危機,更處於內外交困、四面受敵的境地:北方有張作霖集團虎視眈眈,武漢有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共產黨的口誅筆伐並企圖發動「東征」,南京內部則有桂系、粵系等派系蠢蠢欲動。

徐州戰役失敗,反蔣力量有話要說。桂系首先逼宮,就連何應欽也與蔣疏遠。8月12日,蔣宣布下野。這是一著險棋,很多政客一日下野便終身下野,再也不能重返政壇中心。但蔣手上握有兩大「殺手鐧」可以確保頭把交椅非他莫屬:首先,蔣已締造出一支忠於他個人的軍隊,在這一點他勝過導師孫文——這支新軍隊,是黨軍,更是「蔣軍」。蔣學到曾國藩治軍的神髓:當年,湘軍上下,但知有曾文正公,不知有朝廷。如今,在黃埔系將領眼中,「校長」即「黨國」之象徵,他們拒絕效忠沒有「校長」的「黨國」。

其次,蔣牢牢控制財源所在,即江浙和上海財團——經過未來的妻兄宋子文的穿針引線,富可敵國的江浙財團與蔣結盟。與其說這批新興資產階級支持南京政府,不如說支持蔣本人。蔣在位,就給錢;蔣不在位,就撤回財政支持。

一手是槍桿子,一手是錢袋子,蔣有了制勝的法寶,才放心大膽地以退為進。「他用辭職來表明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一個唯一可信賴的『中國的救世主』。」果然數月之後,南京政府軍心渙散、財源枯竭、舉步維艱,不得不請蔣回來主持大局。

1931年和1949年,蔣介石還將有兩次下野,然後再回來執政,獨裁更勝以前。每當政治鬥爭太劇烈時,蔣有一種傾向,便是誇張地跟政治嘔氣而下野,佯裝古典士大夫的派頭,去寺廟隱居,進行儒者的反省和縱橫家捲土重來的規劃。敗退台灣後,蔣自動恢復中華民國總統之職,從此永遠連任,直到死神降臨——在被其控制得如鐵桶一般的台灣,他不再需要表演「下野秀」。蔣未能成為中國的獨裁者,卻意外地成為台灣的獨裁者。

蔣善於玩弄權術,大部分敵人都是其手下敗將:胡漢民突然遭到軟禁,鬱鬱而終;汪精衛被逼投靠日本,身敗名裂;桀驁不馴的「新軍閥」白崇禧、閻錫山、薛岳等人,到台灣之後更成為其案板上的魚肉。然而,蔣的勝利只能算「慘勝」——他本人是一場更大的戰鬥的失敗者。蔣未能打敗毛,反而被毛擊敗,只能哀嘆:「既生蔣,何生毛?」政治的殘酷之處就在於,即便你打敗九十九個敵人,只要有一個敵人打敗你,你就是失敗者。

從蘇俄的粉絲到蘇俄的仇敵 

蔣介石追隨孫文初期,是其「容共」政策的支持者。早在1920年,蔣介石就勸說孫文放棄對歐美和日本的外交期待,「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並「赴俄考察政治,為徹底解決國是之計」。

1923年,蔣介石以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的身分,率團赴蘇俄考察。蔣在莫斯科稱蘇共是中國國民黨的「姐妹黨」,會見紅軍高級將領,暢談在蘇俄幫助下進軍北京的計劃,並起草〈中國革命的新前景〉和〈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他應邀在有四百名紅軍官兵參加的大會上演講,稱讚「紅軍是世界上的一支最勇敢、最強大的軍隊」。據蘇俄接待人員記載:「他在結束講話時幾乎是在吼,他的雙手在顫抖。」演講結束,他被熱情的紅軍士兵抬了起來。

孫文去世後,隨着蔣介石地位的上升,與共產黨的權力和理念之爭激化。經過中山艦事件,蔣介石與蘇俄及中共漸行漸遠。1927年2月下旬,蔣透露清除共黨的決心:「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反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共產黨亦認為只有自己才是革命者,蔣是「反革命」。從此,國共兩黨陷入「革命」和「反革命」的意識形態之爭以及赤裸裸的殺戮和戰爭之中。

其實北伐期間,從蘇俄引入的「反革命」一詞,已經在中國社會尤其是知識階層中流傳開來,武漢國民政府司法部專門指定了《反革命罪條例》。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上,恐怕沒有其他刑名像「反革命罪」一樣虛實相因、真偽難辨、寬嚴無度的了。這一罪名將要在此後七十年間衍生出腥風血雨。

清黨:開因政見不同而殺人之先河

1927年春,蔣介石佔據南京和上海兩大中心城市,擁有東南富庶之地,有了清黨的本錢。國民黨元老張靜江、蔡元培、吳稚暉等人以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名義支持清黨,掌握兵權的何應欽、顧祝同、李宗仁、白崇禧等將領也表示支持。最殘酷的屠殺從上海開始,此時蔣介石沿江而上去了南京,故意遠離殺戮之地,保持雙手的乾淨。

1927年4月12日凌晨,青幫頭子杜月笙招募的数千名配備槍械的青幫分子,在新成立的淞滬戒嚴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鳳岐的配合下,向多處工會據點發起攻擊。最激烈的衝突發生在商務印書館大樓,從裡面突圍而出的人中,有中共未來的總理周恩來。曾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已成為蔣介石重金懸賞的要犯。一日之間,上海有數千名共產黨員、工人、學生和無辜者被殺害。

此後數月,清共殺戮在國民黨軍隊控制的多個省份重演。共產黨則以在南昌、廣州等地發動更血腥的暴動來報復。「仇恨」這個魔鬼一旦被從潘朵拉的盒子中釋放出來,就再也裝不回去了。擔任蔣的秘書的陳立夫寫道:「這是一場消滅敵人的血腥的戰爭,我必須承認許多無辜者也被殺掉。」比如,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國民黨市黨部工農部秘書張君毅,並非共產黨員,卻被莫名檢舉,遭警備司令部秘密逮捕。市黨部雖一再向警備司令部交涉,請其釋放,均遭拒絕。張氏終被槍殺,且罪狀未宣布,屍身亦不知去向。

清黨運動的最大特徵,就是它的血腥。它開創了中國二十世紀歷史上,奪取政權者用暴力,並輔以群眾檢舉的方法,在全國範圍內殘酷清除異己的先例。北洋時代的執政者也曾用卑劣手段對付政見不同者,卻從未大規模地殺戮平民。從1927年的「四一二」清黨到1947在台灣的「二二八」屠殺,蔣介石「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人」的處置手法一脈相承。採訪蔣的記者文森特·希恩感嘆說:「蔣敏感而機警,野心勃勃,精力充沛,他已經踏上了成功之路,而且我完全相信他會獲得成功。」盲目而恐怖的殺戮行動,並不能消滅政見的不同和思想的差異。國民黨剛剛結束全國範圍內的清黨行動,共產黨又在各個城市的學校和工廠奇蹟般地展開活動。蔣介石調動兵力撲滅共產黨在各城市的武裝暴動,卻無法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從人們頭腦中驅趕出去,也不可能徹底禁止青年人捲入激進政治這個「黑暗世界」。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原文標題為〈蔣介石:危機四伏的顛峰時刻〉,因內容較長,編者分兩次刊登,另下標題。小標為作者及編者所加。原文有多處註文,為便利讀者閱讀,皆予刪除。完整版本詳見余杰新作《1927:民國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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