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學校：純真年代的集體記憶（摘錄）
近藤十郎的校園規劃理念
在明治時期取得磚材的成本還很高，到了大正時期，因經濟日漸穩定，磚材生產也進入企業經營規格化量產的穩定供應時期，加上官方廢止木造公共建築的政策及潮流演進，除了上述因地緣關係使用全木造的嘉農以外，越來越多校舍採用磚材建成。全臺各地遍布「紅樓」，不乏別具特色的佳作。以西洋歷史主義風格來表現象徵文明開化的紅磚構造，逐漸構成本土建材的悠久歷史，是融入在地元素的一大嘗試。
1906年4月，總督府營繕課技師近藤十郎出任臺北成淵學校校長，當時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諭示：「應即重建校舍，擴張教育事業。」同年6月，近藤十郎在《臺灣教育會誌》發表〈學校建築の理想（附、校旗揭揚の主張）〉一文，12月又於同刊物發表〈小學校々舍の配置法〉，揭櫫其同時身為建築專業者與教育工作者，對於校園建築規劃的基本理念。
近藤認為，校園建築首重「衛生、便利、堅固」三要素。以防災防震的需求而言，1891年發生濃尾大地震，1906年3月又發生嘉義大地震，兩者震度皆高達七級，說明了臺灣位處地震帶，校園建築需首重結構強度，才能抵擋大自然的考驗，並應採用高規格的防火建材，以防火災不定時的侵襲。畢竟若是接受教育的子弟在校園中因為建築設計規劃不良而有所損傷，校方便無顏面對家長。
空間規劃方面，引進明亮光線的高大窗戶、寬廣天井和走廊，符應學生活動的空間品質之所需。若教室採光不良，學生容易產生視力問題，通風不良則容易引發呼吸道疾病，可見校園硬體對於學生健康影響甚鉅。在美學上應要求秩序整然，風格調和統一，不需要太過累贅的裝飾，才能成為學生培育品行的精神象徵。臺灣日照時間長，陽光強烈，整體配置一定要注重陽光的照射方向與時間，可藉此增加教室採光並保持衛生，但要避免直射所帶來的炎熱和不適，而走廊環繞教室、建築朝南也有其必要。
在古典中軸對稱的原則下，距離校門入口最近的建築中央量體必然是教師辦公室的所在，穿越中軸即可展望操場，對於向兩翼延伸的教室也能進行有效管理。此外，近藤十郎也對講堂、圖書機械（教具儀器）標本室、理科教室、歌唱教室、縫紉教室、值日室、室內操場、廁所、樓梯、小使、湯沸所（工友房與鍋爐間）等各種空間需求闡述了設計理念，並提出各種教室應以可遮風避雨的廊道串連為一整體的構想，文末更親手繪製九種可供3百位學生使用的校園格局配置基本方案，皆無正立面朝向下午日照強烈的西邊。這兩篇文章也成為日後臺灣新設校園建築配置設計的基本原則。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小學校
日本在臺灣最初設立的現代教育場所是「芝山巖學堂」，歷經沿革與校址變遷，先是借用艋舺清水祖師廟做為校舍，後遷至臺北城內南門旁，俗稱「南門大學校」，校名歷經總督府國語學校、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等數次改制，奠定臺灣教育人才培育基礎（今臺北市立大學）。並早在一八九六年頒布《臺灣總督府直轄學校官制》，設立三所附屬學校做為國語學校畢業生的實習場所，提供未來設立學校的模範。
這三所學校分別是原芝山巖學堂的第一附屬學校（後成立八芝蘭公學校，今士林國小）、艋舺學海書院的第二附屬學校（後成立艋舺公學校，今老松國小），以及預計設於大稻埕但因無適合場地而改設大龍峒保安宮的第三附屬學校（後成立大龍峒公學校，今大龍國小），人口密集市街的就學需求反映了當時臺北聚落的分布情況。此外還有專供日人子弟就讀的第四附屬學校，是後來與日本本土教材、課程及師資完全相同的尋常小學校之前身。
1913年，總督府合併先前各間附屬學校，於清代協臺衙門改成日本時代臺北縣監獄署的舊址，創設國語學校附屬小學校。磚造校舍配置為「ㄈ」字型，中央為運動場，深具大正年間歷史主義的古典特色，並帶出學校地標特質的中軸小塔和漸層式後退的屋頂，與同年落成啟用、由松崎萬長設計的新竹車站極為類似；主棟立面採仿石造外觀，基座直通簷下的巨柱式，中軸線上設計突出簷帶的圓弧山牆，兩翼則為一樓拱圈、二樓列柱的西向陽臺，設計精美且比例合宜，顯然是功力深厚、出身學院的建築技師作品。
學校啟用後，第一屆學生有430名，包括80名一年級新生，以及由其他附屬學校轉來的350名學生。1923年皇太子裕仁行啟時曾到此造訪。1927年，附屬小學校隨國語學校改名為「臺灣總督府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同年第一位臺籍學生許伯珽入學，其父許丙為板橋林家總管、日本貴族院議員，可見此校之上層階級性質與傾向。第一師範學校在臺北大空襲中嚴重受損而遭拆除，附屬小學校幸運躲過空襲，卻逃不掉戰後陽臺外推，後遭拆除改建為鋼筋混凝土校舍的命運。原址今為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大稻埕公學校
臺北大稻埕公學校為華族男爵建築家松崎萬長的異色之作。隨岩倉使節團留學德國柏林工科大學的松崎萬長，具有設計純正歐陸古典風格的能力，但其實是一位厭煩東京的繁文縟節、逃逸到臺灣尋求創作環境的浪漫藝術家。他在臺北不居住在日本內地人聚居的社區，而是泉州三邑裔本島人聚居的艋舺八甲町，由此推想他對本島人的居住環境及建築風格，較其他日本建築家有更為深刻的觀察。
大稻埕公學校位於泉州同安裔聚落大稻埕，是供本島人子弟就讀的學校。松崎萬長擷取綠釉鏤空花磚、馬背山牆、攢尖頂等臺灣傳統民居建築元素，與現代校園空間需求融合，可見建築家取材地方文化養分發揮於創作的用心表現。
校舍落成後，因獨特造型而成為大稻埕的重要地標，從1923年裕仁行啟到1935年的臺北市會議員選舉，都曾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整座城市的集體記憶，並未因陸續更名而影響其地標地位（曾改為大稻埕第一公學校、太平公學校、太平國民學校，今為太平國民小學）。1980年代，校方拆除此樓擴建校舍，雖然新校舍在局部的語彙風格延續舊校舍的外觀，但無論是整體造型比例或細部材料表現的品質，皆與舊校舍相去甚遠。
日本在明治維新數十年的自我淬礪之後，展開過去千年歷史較少發生的文化輸出。有趣的是，技術官僚對於學習自西方的技術，並非無條件的照單全收和宣傳。就像日本數千年來吸收其他文化，總是將這些文化調適、轉化為適合自己風土的型態，當他們將文化象徵再度輸出到別的地方時，也會融入當地的固有條件，而留下多層次文化交融的痕跡，也發展出如近藤十郎完整的調適理論。
大稻埕公學校的案例，堪與同為日本人設計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千金寨撫順第一高等小學校做對照。該校舍延續沙俄時期的西洋風格，採取高緯度降雪地區的急斜式屋頂，而位於低緯度的大稻埕公學校，較平緩的屋頂和陽臺反映臺灣炎熱的氣候，可見設計者松崎萬長加入漢人建築元素的巧思。
滿鐵興建撫順小學校時正值日俄戰爭結束滿一週年，而大稻埕公學校興建時，日本才接收臺灣約莫十年光景，光是從屋坡緩陡的角度所顯示出的快速調適及應變能力，就足以證明有殖民地經驗的建築家之優異能力，由此可理解為何日本能在各種逆境中快速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