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外媒談到中台關係，習慣使用中國的「叛離省份」，或說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1949年之後的繼續延伸。諸如此類看法皆忽視台灣人逐漸抬頭，追求獨立的意志；也對於擁有2,300萬人的台灣，蛻變為繁盛、有活力的自由民主國家事實，視而不見。中國曾經擁有台灣，就像台灣曾經是日本國一部份的歷史事實相同；如今卻已成了灰飛煙滅的陳年往事，走入歷史。《台灣公報》創辦人韋傑理（Gerrit van der Wees），2月27日在台灣英文媒體《台北時報》（Taipei Times），發表一篇台灣史專文指出，台灣曾是中國（大清帝國）的一個省區；不過，為時只有短短不到8年（1887-1895 ）。在歷史長河底下，須臾暫存的8年建省，同時卻為台灣人的「獨特認同」（separate identity），奠定基石鋪造坦途。
滿洲人的清帝國於1644年在北京建立新王朝，取代明朝成為中國統治者。當時的台灣，則在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的殖民統治之下，不屬於中國所有。1661年4月，明朝軍閥鄭成功（又稱國姓爺，Koxinga），受到清兵部隊圍剿，最後帶領約2.5萬部隊以及400艘船隻，奔赴台灣避難，並歷經9個月包圍荷蘭人的熱蘭遮城（即荷人的軍事堡壘要塞），最後取得台南地區的控制權。
鄭成功家族在台灣統治，並沒有維持久遠（1662-1683）。1683年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所領導的治台政權，在邊遠的澎湖群島外海，遭到清朝海軍將領施琅擊敗，施琅從而代表清朝成為台灣的第1位統治者。隨後的200多年來，台灣成為中國福建省的管轄範圍。所謂的「3年一小反，5年一大亂」，指的正是清朝福建省轄下台灣的動盪狀況，而且這2句話，係出自清朝官員的如實表述。
台灣重要貿易地位
清朝施琅以降的200多年來，台灣成為一片滯水，很少與全球經濟互動。到了1850年代情況略有改觀，因為蒸氣船的發明，讓西方國家有機會在海域航行久遠。美國海軍將領佩理（Admiral Perry），及其黑船隊（Black Ships），曾航行至此，甚至還建議華盛頓當局，應該讓台灣成為該國在太平洋海域的貿易重鎮。美國將領佩理的目的之一，當然也希望透過台灣，來反制法國、英國，以及德國等西方國家，在太平洋海域的勢力。
1870年代初期，日本軍方曾入侵台灣海域，以驅逐懲戒海盜；到了1884-85年，法國曾短暫佔領過台灣北部。基於日本的擴張，以及法國進入北台灣等一連串事件，引發清王朝開始重視台灣，劉銘傳因此獲派籌備台灣建省的相關工作。
劉銘傳來台第一要務，首先想將原住民置於控制之下，並於1885-1887發動3波主要軍事攻擊，結果造成1/3兵丁陣亡；其清除統治障礙工作，最終也只能控制住民勢力範圍的1/3。僅管對付原住民的軍事成果，並不理想；台灣在1887年正式建省，首任巡撫由劉銘傳擔任。
清朝的台灣現代化進程
劉銘傳走馬上任之後，隨即為台灣從事廣泛的現代化措施。他深感，台南舊都過於侷促；太多小路彎繞曲折，因此有意將台灣首都移置台中，他在台中當地劃訂現代城市整齊方格，並著手打造許多新建築，市牆、城門，以及皇家等級辦公廳；然而由於耗費鉅資，讓這項宏偉計畫，半路夭折。
僅管經費障礙，讓台中新都的打造計畫不克如願，隨後的幾年內，台灣仍進行好一陣子緊張忙亂的現代化措施。例如，連接南北的電報系統，街道路燈的首度鋪設，以及建造基隆、台北、新竹的鐵路系統，並提供旅客人力車的接送服務。當時在歐洲貿易商家的協助之下，台灣再度成為太平洋地區的一處貿易中心，向國際輸出茶葉、樟腦、蔗糖，以及稻米。
重新跟西方互動，讓台灣再度躍上世界版圖，甚至剛誕生不久的美利堅共和國，也知道台灣的存在。一些小型歐洲社區，也開始在台北、台南等地迅速出現。這些旅台人口包括有貿易商、傳揚福音者；他們開始設立學校、診所，甚至醫院。英國傳教士巴克禮（Thomas Barclay），甚至從國外引進台灣首部印刷機，藉以印製發行長老教會的出版刊物《教會公報》。
許多活力、創新思想行動，得以在台灣開展，原因是當時台灣人擁有拓荒、先驅者精神，願意嘗試開放、創新，這跟北京效率低下的守舊官僚，很不一樣。
催生台灣人認同觀
劉銘傳的另一風格是頗能容忍異己者，他的開明政策，甚至吸引中國知識份子，試圖逃離晚清的壓制性氛圍，遠從中國跑來台灣。當時來台的中國知識份子，與台灣在地紳士階層，共同孕育出繁盛的藝術與文學。結果，助長台灣在地認同的誕生，他們自認為「有別於中國」；這種不同於中國的價值思維，從而也催生了後來的「台灣民主國」（譯註：僅管總統唐景崧，副總統邱逢甲，這些中國官，在日軍還沒有攻進台北城的情況下，就個個虎頭蛇尾落跑，先滾回中國去。）
劉銘傳的對台政策，及其後續的擴大建設措施，引來清廷的看不順眼與嫉妒，導致劉在1891年被召回中國，並在安徽退休。劉之後的台灣巡撫繼任者為邵友濂，他從1891年一直做到1894年。其政績並不顯著，唯一較明顯者是將首都遷離台南，最終希望在台北定都。
邵友濂最為人知者，為其猖獗貪污，以及治理無能。他中斷，或推翻劉銘傳主政時期的現代化創新計畫。他受命必須為台灣從事軍備，以資抗日；不過卻購買一些老舊，無用武器，並居間中飽私囊。當然，引進黑旗軍將領劉永福，算是他的對台功績，劉在後來的「台灣民主國」成立，發揮重要角色。
無能的台灣巡撫邵友濂，其職位後來由唐景崧接任，唐的著名事蹟，包括他曾與統率10萬部隊的劉永福共同對抗法國入侵。
馬關條約
後來，中日之間因為韓國主權爭奪戰引發戰爭；中國於1894年甲午一役戰敗，並於隔年4月間簽訂「馬關條約」，條約內容規定，中國承認韓國的獨立地位；台灣與澎湖群島永久歸日本所有，中國並須支付日本，鉅額的戰爭賠償金，另外，還規定開放中國港口，做為國際貿易的通商口岸。
完全未跟台灣代表或官員商量的「馬關條約」，其棄台消息傳回台灣之後，造成莫大震撼。當時的台灣巡撫唐景崧，在台灣士紳的勸說之下，於1895年5月23日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成為亞洲地區的第1個獨立民主國（譯註：當時的保台理念，相當幼稚粗糙，而且年號竟然訂為「永清」）。
從1887年台灣建省，到1895年成為日本國土，這短短不到8年時間，台灣的確是中國的一省；然而，台灣在這個為時短暫的清國「台灣省」插曲之中，逐漸奠定不同於中國的「台灣認同」，並融入原住民、客家與福建人等多元文化資產。
韋傑理的專文，於結語處指出，早期移居台灣者，多數具有拓荒精神，多半從事農業或地方貿易工作。士紳階層則多半具有不同流俗的獨立特徵，會在許多場合對抗外來政權勢力。另外，還伴隨有意逃離晚清桎梏氣息，於1880年代末期陸續抵達台灣的中國知識階層、文人。這3種生命類型，交織混合成為19 世紀末期台灣社會的一股強大力量；他們並不完美，也沒有周詳計畫，甚至可以說太過天真；然而為期約半年的「台灣民主國」名號，確實在台灣存在過；後續的抵抗日本統治抗爭勢力，也都是遠遠超越歷史劇的真實戲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