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年代，「反共義士」因為符合反共需要，被國民黨當成重要宣傳工具，從而被貼上「黨國符碼」。解嚴之後，兩岸關係和緩，反共義士光環不再；在台灣意識高漲的今天，反共義士又因其「黨國符碼」，成為不討喜的一群；而國民黨從反共到傾共，恐怕更對他們敬而遠之。反共義士及其歷史，遂埋沒焉。
然而撇開這些糾纏，從宏觀視野來看，反共義士應該得到高度評價——這一點，不應隨時代變遷而改變。他們曾經受難，曾經掙扎，並採取異於常人的勇氣和毅力逃生，最後只有少數成功，更多人失敗而犧牲。這是人類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史詩，具有普世永恆的價值。這份價值，不會因為他們是從「很不自由」的中國，投奔「不很自由」的台灣，而打折扣。更何況，對目前持續遭到中國威脅的台灣而言，反共義士如何覺醒、如何周旋、如何反抗，提供了無窮啟示。本文接續前章，介紹如次：
張美南、黃旦華、萬仲仁、李桂生：1963年1月23日，中國裝甲兵上尉軍官張美南和他的妻子黃旦華，江西樟樹車輛修配廠技士萬仲仁，南昌鋼鐵公司技術員李桂生，利用「下放」雲南的機會，逃出鐵幕，輾轉經緬甸、寮國、泰國，於這天抵台。
2月18日舉行記者會。根據當時《聯合報》記者于衡所發的一篇特稿，張美南說：「共匪控制人民最毒的方式，是控制每一個人的胃袋，另外再加上精神折磨」，「共匪在過去進行思想鬥爭時，一定要發動一項訴苦運動；但最近幾年來，共匪已經不大敢發動訴苦運動了。因為現在人們所訴的苦，是共黨暴政下的苦況。」
當過小學教員的黃旦華說：「在講堂上常常見到孩子們忽然昏倒下去，嘴唇烏黑，人們給這種病命名為烏嘴病。治療這種病的方法也極簡單，餵一匙葷油，便馬上嘴唇變紅，因為他們缺少營養和葷油。」「農村婦女大都患子宮下垂症，因為她們在月經來時，仍須在水田工作。她們在生育時，沒有草紙，因此婦女產後都患了子宮炎，孩子的死亡率也特別高。」
楊少亨：1963年5月27日，中國「重慶雜技團」團員楊少亨（26歲），從雅典飛抵台灣。楊是隨團赴非洲蘇丹首都喀土木表演時，從戲台的旁門溜出，向蘇丹當局尋求政治庇護。當時他還穿著戲服，臉上的妝還沒除掉。他獲得政治庇護，並在一處軍營為蘇丹軍人表演兩週，然後被送往希臘；再透過中華民國駐希臘大使館的協助接運來台。
楊少亨說，中共欺騙大陸青年的方法，「是先使青年們無法瞭解鐵幕以外的情況，然後把共產毒素和制度，灌入青年們的腦子中」，「在那種情形下，大陸青年們變成了有眼睛的瞎子」。楊後來進入國防部藝工總隊服務，1963年9月11日台北市豪雨成災，善泳的他曾在大龍峒（康樂總隊所在地）搶救十幾個人脫險。1965年離開藝工總隊，在各大觀光酒店（如第一、國聲等）表演魔術和特技，成為著名藝人。
陳榜良：1964年5月19日，中國學者陳榜良（25歲）從東京抵台。陳是廣東人，廣州中山大學畢業，在南京中國科學院研究，並擔任地圖編纂。投奔過程相當曲折：先是在1962年以回鄉養病為由回到廣東，然後從深圳偷渡香港；在香港潛隱一年，取得身分證後，再參加旅行團前往日本；最後向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館投誠。選在日本投誠，是要抗議周鴻慶事件——該事件發生於1963年10月，日本政府將想要投奔台灣的中國考察團團員周鴻慶遣返中國，此事激怒蔣介石政府，台北和東京的外交關係一度陷入僵局。
陳榜良在5月20日的記者會上痛陳遭遇：他的家庭在大陸陷共後，被中共指為地主，遭到清算：伯父被殺害，父母被勞改而失蹤，弟妹因飢寒而夭折；他在十歲那年流浪到廣州，以擦皮鞋做小工維生，苦讀到大學畢業。但1957年「大鳴大放」運動期間，他發言抨擊中共，要求共黨滾出學校，在隨後的「反右」運動被下放勞改。幸得多名教授幫助，才免於被毒殺。
陳榜良提到：許多知識分子遭中共迫害，走投無路而自殺，「知識分子在大陸，一個個都變成了待罪的羔羊」；「共匪對待大陸上的知識分子都採取這種暴虐的手段：他先跟你說盡好話，然後一腳把你踢倒；接著他又把你扶起來，替你拍灰塵，給你茶飯；最後他便以繩索把你的脖子套住，牽著你走，聽從他的擺佈。」
黃榮生：1964年6月20日，中國派駐尼泊爾的公路工程專家黃榮生抵台，26日在記者會上披露：「中共對尼泊爾做的宣傳、滲透、賄賂工作都已完（成）了，下一步就是顛覆。」他說：「共匪的『人民解放軍』工兵團人員穿著便服把武器運到尼泊爾境內去；所修築的公路，載重量60噸，寬7.5公尺，可容中型坦克兩輛同時對駛，是國防幹道標準的公路，遠超過協定的規定；此外，中共還有野戰軍第十一師駐在尼國邊境上，隨時可以開進去。」
黃榮生提到，1963年他在加德滿都，讀過中國外交部印發有關「反修正主義」的機密文件，文件強調的基本觀點，是戰爭與和平的「兩手戰略」，「和平共處不能當作對外政策的目的，只能當作外交上的臨時手段…說明了它所提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過是一種掩護侵略的煙幕而已。」
董濟平：1965年1月13日，中共駐蒲隆地大使館文化專員董濟平抵台。董是在1964年5月，向蒲隆地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投誠後，供出中國在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的外交戰略。在接受美國記者專訪時，他說非洲在中共心目中，「有第一優先權」；毛澤東對於赤化非洲和拉丁美洲，比赤化東南亞要有興趣得多」；毛曾說：「當我們征服了剛果，便可以進而征服整個非洲，而蒲隆地是抵達剛果的踏腳石。」在接受西班牙《現勢日報》訪問時，則透露中國派往非洲的一百多名「新華社」記者，全為中共高級特務。
董濟平也在美國國會某小組的工作會議上列席，報告中共如何賄賂外國官員及津貼外國刊物，「以顛覆合法政府，並與蘇俄勢力鬥爭」。其中一起是中共書記彭真1963年親自付給「蘇俄－馬拉加西協會」主席五萬美元。這兩人會晤時，即是由他擔任翻譯。
郭文桂等32人：1965年5月12日，福建省莆田縣農民郭文桂等5家32口，乘海軍軍艦抵達基隆。郭文桂因中共推行「人民公社」，以及莆田遍地饑荒，難以生存，乃駕駛小漁船逃亡。但因漁船故障，在海上飄流數日後，被國府海軍發現，救往金門烏坵，再送到台灣安置。
譚硯華：1965年9月29日，京劇荀派花旦譚硯華（26歲）由港抵台。譚是廣東人，本名譚端言，出身喜愛京劇的家庭，父親在上海稍有資產。為此，1958年父母被以「六類份子」（「地富反壞右」為黑五類，加資產階級份子為黑六類）之名下放甘肅勞改；她因為有一副好嗓子，免於勞改，進入戲劇學校習藝。1963年底獲准到香港探親，並隨荀派名票唐雪園深造，又拜孟小冬為師。但天天有中共特務監視。後來因為戲緣，認識從台灣去的趙培鑫（江蘇人，譚派老生），在趙的鼓勵下，透過多層關係，和國府人員搭上線，並由「救總」安排抵台。
譚硯華說，她在許多劇團工作，跑遍大江南北，看透中共的真實面貌，「老一輩藝人都在匪幹奴役下苟延殘喘，或被逼著演非驢非馬的『現代劇』，過一天，算一天。」又說，中共對一些不放心的戲劇界人士，天天給他們威脅，「譬如言菊朋的女兒言慧珠，每天演唱結束後，戲裝都來不及脫卸，就得拿起掃帚清掃戲台，匪幹們說：『這叫唱戲不忘勞動，勞動不忘唱戲』。」按：言菊朋為譚派老生，名列「京劇四大鬚生」；言慧珠後來遭遇更慘，文革期間與其夫俞振飛（崑曲名角）都遭抄家批鬥，言慧珠自縊身亡。
譚硯華來台後，活躍於梨園，並向章遏雲、顧正秋等前輩請益，她也是郭小莊的「義母」，最拿手的戲是《紅娘》。
李顯斌、李才旺：1965年11月11日，中國空軍李顯斌、李才旺，駕駛伊留申28型（IL-28）噴射轟炸機，從浙江筧橋飛往台灣桃園基地。機上共三人（還有一位死者廉保生），官方宣稱給了他們4000兩黃金，並將李顯斌敘階少校，李才旺敘階上尉。廉保生拒絕變節，著陸後舉槍自盡，台灣當局不願公布真相，仍稱他是反共義士，中國則稱他為革命烈士。
這起投奔事件，真正的反共義士其實只有李顯斌，李才旺和廉保生都是被他挾持飛來的。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1991年李顯斌也回山東老家探望重病的母親。然而他錯估情勢，此去即遭逮捕，中國以「投敵」罪名判他15年，2002年因胃癌假釋出獄，半年後病逝上海。
吳文獻、吳珍加、吳春富：1966年1月9日凌晨，一艘中國海軍編號F131的LCM登陸艇（金門人稱畚斗船），在福州琯（唸管）頭航行途中，吳文獻三人殺死艇長甘久郎等七人，將登陸艇開往馬祖投誠。艇上攜有各種輕型武器、海圖和柴油五十多桶。
台灣國防部獲報，即派一架HU16型水陸兩用運輸機飛往馬祖，接運三人來台。未料下午從馬祖起飛後十五分鐘，被中共米格機襲擊落海。中國方面宣稱，機上十七人全部喪命，數字疑有誇大之嫌，但台灣方面對此諱莫如深。但是一位馬祖居民陳志強，因此事件被懷疑「通匪」，遭白犬島調查員羈押，於1966年3月15日死於馬祖調查站監獄。
梁國型：1966年1月18日，中國空軍24師103分隊機械分隊長（軍階19級，相當於中尉）梁國型（28歲），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梁國型說，他因為1961、1962年中國大飢荒的慘狀，和1965年5月空軍「四清運動」造成許多無辜同事被清算，而對中共統治極表不滿。乃藉返鄉（廣東）探親機會，於1965年9月偷渡澳門。
梁國型逃離鐵幕有一重大意義，即是他的逃亡，全程受到國民黨「敵後工作人員」的鼓勵、策劃和接應，可視為國民黨敵後工作的一次驗收。
許偉勛：1966年1月19日，中國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許偉勛（34歲），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許是1965年9月逃到香港。他原本住在澳門，1950年被騙往廣州。其後因為「歷史不清白」，被下放東北興凱湖農場、河北清河農場勞改，期間目睹許多教授、學生在勞改中死亡，決定投奔自由。
26日，他到台灣省議會參觀，詢問設在樓上的「旁聽席」是做什麼用的。議會職員解釋這是開放給民眾旁聽用的，他驚訝的說：「這真是一大奇蹟。在大陸匪區，任何所謂人民代表的會議，都是機密的，除了指定的人員，任何人都不准在場旁聽。」
周榆瑞：1966年1月20日，香港《大公報》前代理發行人周瑜瑞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周榆瑞是著名記者，1940年代親共，為中共從事宣傳、情報、統戰等任務，後移居香港。1953年突然「被失蹤」，情形和2015年銅鑼灣書店相似，但不是被綁架，而是遭《大公報》社長費彝民騙回中國。中共認為他是「嚴重的政治歷史反革命份子」，將他進行四年半（1953-1958）「改造」，再放回香港為中共做「國際統戰」。1961年9月從香港逃到倫敦，向英國投誠。
周榆瑞投誠後，即著手撰寫受難經過，1963年以Eric Chou之名，出版《A Man Must Choose》一書，中譯本為《徬徨與抉擇》，在歐美台港等地發行。英國《每日電訊報》評論：對共產黨的思想改造而言，該書是一項「徹底失敗的紀錄」；《紐約時報》的書評說，該書與描寫1930年蘇俄清黨時期恐怖情況的自傳、小說或劇本同樣生動。《前鋒論壇報》的書評說，周榆瑞「帶出了在中國內部生活的記憶，這是任何走馬看花的外國旅客所絕不可能知道的實況。」
周榆瑞除著作外，也多次應媒體專訪，暢談所思所感，描述相當生動。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說：「在中共統治之下，每個人都必須小心，甚至作夢時也都要留心。」「大陸上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永遠的恐怖之中，整個大陸就像一座大監牢，你不敢與任何人談話，人人似乎不願意與你談話，這種孤寂在大陸上是無法忍受的。」「當你遇到一位老朋友時，你要謹慎一下，然後決定是否敢與他交談。在談話時，如有個小孩子走進房間，談話便要中止，你甚至不能信任自己的孩子。」
周榆瑞又舉一例：有三個朋友，某天晚上一同到一家館子吃飯。飯後，每個人必須寫一份完整的報告，詳述當晚吃飯及談話情形，「如果報告中有一字不對，就可能使一個人或全體都受麻煩」。他在倫敦向華僑社會發表演說：「在大陸即使是事實，也分客觀的事實和主觀的事實。只有主觀的事實才被共匪認為是真的事實…客觀的事實只有適合共匪的目的時，才能成為事實。」在台灣記者會上，有人請他評論周恩來。他說，周恩來有「說笑就笑，說哭就哭」的本領，很多國際人士都上了他的當。又說，劉少奇一旦垮台，繼之而起的一定是鄧小平。
周榆瑞的故事相當精彩，足以寫成專文，本文限於篇幅只能掠影。他從1965年起當《聯合報》駐倫敦特派員，長期供稿，並出版《龍與鳳》、《紅朝人物誌》等書，1980年病逝英國。附帶一提，周榆瑞逃出香港後，中共遷怒中國南方影業公司經理王逸鵬，認為他與周榆瑞事件有關，據說要將他調回中國「改造」。1963年3月7日，王逸鵬在中環鬧區的中國銀行大樓墮樓而亡，自殺或他殺，至今成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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