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閱讀：「中國」政權的本質（上）
【目次】
十、「新官僚資本主義」下的「低端人口」
十一、新一波的階級鬥爭是以窮人為「體制內的敵人」
十二、總點檢：打倒虛偽體制
十三、附篇：「低端人口」與中國社會、經濟
十、「新官僚資本主義」下的「低端人口」
上文說過，中國共產黨是「新官僚資本主義」階級，但他們的憲法說「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是無產階級天天為五斗米折腰已經來不及，還有閒暇「專政」？由農村析出的農民工在「十九大」的報告裡是被清除的對象，也就是在習近平個人集權主義下鬥爭真正的無產階級；茲看北京不久之前發生的事情。
（一）事件發生
2017年11月18日在北京市大興區的公寓發生火災，釀成死傷的悲劇，北京當局以「清理『安全隱患』為由，強行拆除當地的上萬違建戶，並在零度以下的寒冬中，驅逐數萬名『低端人口』，亦即低收入弱勢及外來打工族。電視中也看到這些大樓被撤除及寒冬中整排露宿在道路中央的慘狀。但這些大樓是否是報導所說的違建，從電視上看來甚有疑問。
（二）北京外來人口及其地位
北京市有300萬外地來的勞工，北京市的都市機能能夠運作是靠著這些外來勞工的運作，他們所居住的二萬五千個處所在一週內被強拆，被指為是「安全隱患」的地方。
北京市郊地區也掛出「清退低端人人有責」的紅底白字布條；這個運動如寧波市、廣州市也已跟進。過去在都市裡為建築住宅或商業設施，官商勾結趕走居民的情形不時發生，但目前狀況是官方指令，不僅是北京厲行「都市淨化政策」，而且正在擴散到全國。
（三）蔡奇霸凌貧民
北京這一次火災後乘機雷厲風行「都市淨化政策」是出自北京市頂頭的黨委員會書記蔡奇。他本來只是一個普通的一般黨員，但在「十九大」的黨大會，突然三級跳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局員（這是習近平培養黨羽的方式之一。）蔡奇秉習近平之意，故北京市各區也受指使一週內使數萬名弱勢者無家可歸。
（四）驅逐低端人口，見於習近平的『報告』指示
首先看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裡怎麼寫：「……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速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
從以上習近平的報告，「加速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可以看出都市民與農民的「身分差別」，而後者被歧視趕出北京，理由是「疏離北京非首都功能」，而且要為領頭羊帶頭離開，用「牛鼻子」緩和式的語句來形容。從首都北京開始做起，為奉承、表現的黨官馬上跟進；已見於上文。
農村民到都市，戶籍不得轉移到都市（這是台灣人想像不到的）；當然，也不得享有都市民的福利。他們的收入與都市民差距甚大。
以上可知，中國是「身分差別」，即有階級的國家，在這基礎上，採取驅逐貧民的「都是淨化政策」。
然而，都市淨化的結果，卻給北京的都市機能發生嚴重的影響；自去年（2017年）11月中旬以來，勞動力不足，物流大混亂，連食物供應與勞動者居住困難都影響到飯店的經營，有一些地方甚至被迫關門。
北京郊外也同樣受到壓迫。在同年的12月25日深夜，身穿警備制服的人出現，口喊搬走的期限已到，手拿約一公尺的鐵棍一一打破窗戶的玻璃，就這樣穿著一身在家的衣服被趕到冰點下的野外，但中國的媒體與當局不報導，故當夜有多少地方遭到同樣的遭遇，不明。（見註11）
十一、新一波的階級鬥爭是以窮人為「體制內的敵人」
「低端人口」的意思已在上文提過，是指低所得而出外打工的勞動者等單純的勞動力。令人感嘆的是這樣差別欺視的用語竟然出現在當局的公文書。論者能指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仍參考註11）
然而這一波的新階級鬥爭的對象是窮人。習近平在2014年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外國、國防之外，對其國內的內亂、傳染病以及大規模災害等內部事情也列為應重視的「安全」問題。以安全為藉口，視內部的危機為「體制」的敵人。因此，為維持治安與防災，「公共安全支出」在2016年的預算是人民幣一兆一千三十一億元（換算成日幣是18兆円），比國防費的預算一兆元還要高。現在「低端人口」是北京的外來人口，被當作首都的安全問題。
我在上文提過：中國是中國共產黨（員）的國家，非一般中國人的國家。只有黨員是國民。黨員之外，其他是前近代的「庶民」；「庶民」包括市民與「低端人口」。
十二、總檢點：打倒虛偽體制
以上是筆者對「中國」政權的本質加以探討，所根據的主要是中國的憲法以及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文。台灣有些政客口喊反攻大陸、消滅共匪，但實際上一方面統治台灣，一方面對中國共產黨心存幻想。他們隨著時間的轉變，用不同的語言騙術而繼續統治台灣。如果記憶沒錯的話，由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接著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三民主義如何用來統一？接著又有「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但自1971年中華民國被趕出聯合國，中華民國的「符號」已經失去功能。如今的國民黨口號「九二共識」，但「一中各表」只用來欺騙大衆，實際上其「九二共識」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中」；自處「偏安政權」的「附庸」。
接著下去，一心想用「國共和談」的方式達到「國共合作」，而「國共合作」始作俑者是孫文，或者代之以「三民主義」的名目，表示代表孫文的路線。
孫文被尊為「國父」，是由中國的舶來貨；與台灣的人民主權（即主權在民）毫無關係。但一旦被尊為「國父」，就有外來殖民統治者的鎮壓作用，而且可以獲得中國共產黨的奧援，在「統一」的口號下刻意調整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期待換來名位、以及欺世盜名的「大義名分」！這與「亞盟」、「世盟」無關嗎？
然而在「反共抗俄、消滅共匪」的時代，亞盟與世盟口號喊得比誰都響亮，而且自詡為亞洲與世界的反共盟主。但如前文所述，如今該會的總會長饒穎奇卻陳述「長期與中國交流經驗顯示，中國領導人『有心致力於建立人民民主』的體制」。筆者在本文以劈頭將饒氏的談話列為四項，其（1）即討論中國領導人有心建立「人民民主」問題。
如上文所分析的中共憲法有「人民民主專政」，沒有饒氏所說的「人民民主」，這是饒氏故意斷章取義，模糊語句，以為他們追求的是像台灣人民追求的自由民主主義。如上文已指出的中共（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政權壟斷沒有政黨輪替，共產黨內部世襲繁殖。
毛澤東時代是個人獨裁專制，到鄧小平時代見其弊，採集體領導。如今習近平師法毛澤東，在「十九大」建構個人獨裁專制，故有習「核心」、「思想」與制度上、軍事上（稱領袖、統帥，如同毛澤東）建立「習近平一強體制」。饒穎奇搞政治那麼多年有些見識，令人汗顏。這一點也適合對「饒穎奇們」的批判。
其次關於（2）：饒認為「中國對民主的看法與西方社會有不少分歧」問題。中國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專政」已如上述，豈止與西方社會「不少分歧」；與東方也是一樣。問題不在東、西方，而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即自由、人權、民主、平等與法治，是不可剝奪的權利。而中國已變成中國共產黨的「奴役社會」。
但（3）饒盼世盟有機會能與中國相關智庫對話；中國的智庫能有言論自由、暢所欲言？全世界的人早知道中共中央辦公室在2013年5月13日發出的九號文件「七不講」，即：
一、 不能講普世價值；祇能講中國的價值。
二、 不能講公民社會；祇能講社會管理。
三、 不能講新聞自由；祇能講黨的媒體管理。
四、 不能講公民權利；祇能講調和社會。
五、 不能講黨的歷史錯誤；祇能講高舉毛澤東、鄧小平的旗幟。
六、 不能講擁護資產階級；祇能講中國夢。
七、 不能講司法獨立；祇能講由黨政法委員會處理。
這就是饒所說的中共的「人民民主」嗎？中國的智庫能免除「七不講」嗎？還是去聽智庫作為習近平的傳聲筒，宣導「統一八股」？
最可笑的莫過於饒所說的第（4）項，「加強促進中國與西方社會交流民主價值的內涵」。
很顯然的，中國排斥西方社會的民主價值，怕因「與生俱來的普世價值」點醒中國的庶民，使中共的政權崩潰。西方社會的菁英比中國國民黨與新黨的政客更瞭解中國的把戲。這兩黨的政客赴中國開會，聽他們唱他們的國歌和聽訓，喪盡節義廉恥，中國（共）難道不看在眼裏？世上最痛恨的莫過於「貳臣」，而兩黨的政客高唱「統一」為求得正當性，世人都看在眼裏。
饒的「亞盟」、「世盟」真正的目的是要錢。媒體報導：「外交部明年（指2018年）對世盟、亞盟分別編列1700多萬美元、383萬元的補助費用」。浪費人民的血汗錢於不顧。「但因朝野未達共識，全案目前送交朝野協商。」（見上引自由時報）由此可見：政黨輪替，轉型正義只是口號。
法國大革命事先打倒「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三級會議。台灣的立法院是台灣人的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嗎？絕對不是！台灣的立法院沒有國會的資格。它一部分代表「外來政權」的「舊體制」，其中不時高唱賣台的口號：「統一」。而電視媒體與平面媒體也是縱容在台灣國內的顛覆─包括言論與行為。「殖民地性」的議政與行政必須打倒！
有關2016、2017年的國家性質的「全人代」會議，參考矢板明夫著《習近平VS李克強最終戦争へ─全人代直撃！》。此文大部分是記載作者採訪「全人代」的記事，見日本月刊Hanada2017年5月号。日本月刊的5月号，是4月1日就上市；故文中既刊載的政、經、軍等人事，可知在中共內部鬥爭結果早已定調，顯示習某已得勢。（按：日文的「全人代」即「全代會」。）
作者現職是產經新聞外信部次長，另有新著《習近平の悲劇》，產經新聞出版，2017年12月1日發行。
同註1。但矢板明夫認為「習近平核心」是2016年秋，黨中央總會的決議。茲後黨幹部演講必須提習「核心」。
參考遠藤譽教授著，「新チャイナ・セブンとトランプ訪中」，刊載日本月刊《Hanada》，2018年1月号。
習近平在「十九大」的報告文，題作〈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該文第三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有一段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著者不厭其煩的引述，是我們必須弄明白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八股文，才不至於困惑。
參考註3。
參考2018年1月20日自由時報刊載的〈習思想入憲 習近平權力登峰〉一文。
關於習近平對軍方人事佈局與對台侵略企圖的任用佈局，參考2017年10月出版的日本月刊《選択》所刊載〈中囯軍部『台湾シフト』の不気味〉一文。作者不署名。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七名（包括主席與副主席二名在內），以及各軍種、戰區的司令員與政務委員名單，參考杉浦康之著〈19回党大会における習近平の軍掌握と人民解放軍の行方〉，刊載日本月刊《東亜》No.606，2017年12月号，特別是第34頁的表。
語出自習『報告』的第十節「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一節。見『報告』第52頁。
黨大會大修黨綱領部分有58處，條文有49個地方，合計107處，此與習近平姓名列入章程，皆參考濱本良一著〈指導部総意で「習近平一強体制」の党大会〉一文，自第44頁至第59頁，特別是第49頁及註。文刊《東亜》No.606，2017年12月号。
〈踐踏人權 北京強驅數萬低端人口─一周強拆2.5萬處違建 逾百知識份子連署批違法違憲〉見《自由時報》，2017年11月28日。
〈北京『貧民排斥政策』の冷酷─中国全土で始まる『人口選別』〉，見『選択』，2018年1月号。
同上註。
十三、附篇：「低端人口」與中國社會、經濟
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中國經濟中心長沈才彬有一專書談到今日中國，特別是關於經濟與社會是其專長，在此僅對於貧富不均、農民工對中國的社會與經濟的影響略為介紹。
關於貧富不均的問題。1999年鄧小平到南方視察，提出「先富論」，導致後來允許貧富差距擴大，問題越來越嚴重。個人資產有10萬美元以上的有5,000萬人；但一日的生活費不到1美元而居於貧窮層者，有8,000萬人，很顯然地成為兩極化。
在貧富差距墊底的人沒有受到高度經濟成長的恩惠，也沒有實際感到社會的富裕。更甚的是農地被貪官污吏所掠奪而成為被剝削的對象，越對社會不滿。地方的暴動頻繁，只有2005年暴動與抗議的次數就有8萬7,000件。農民暴動對中國政府是很大的威脅。
沈才彬回顧中國的歷史，認為歷代王朝之滅亡出於兩種要因，一是異民族入侵、一是農民峰起而滅亡。特別是後者，中國歷史的變動有許多是由於農民峰起帶動的變動。
其次，農民暴動是否足以推翻中國政權？如上所述，農民蜂起引起歷史變動。實際之例，共產黨政權是以「農民革命」的方式奪取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想到這一點，將來中國有十分可能發生大規模的農民暴動。
農民暴動確實是威脅，成為極大不安定要素是毫無疑問。但沈才彬教授的分析，農民暴動沒有顛覆共產黨的力量。中國沒有如日本有「農協」（農業協同組合的簡稱）可以團結農民的組織，農村部被分割，難於團結一致。因此難於發生全國規模的農民暴動。
現在最能發生暴動的是農民工。
由農村出外到都市部打工的「農民工」，據說有1億2,000萬人。根據2004年中國勞動社會保障部的調查，全國企業的雇員農民工佔59.8％。也就是說，勞動力的6成是依靠農民工，中國產業基礎的製造業是靠他們支撐。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農民工所佔的比率高達74％，福建省是71％，包括上海市在內的長江三角洲是59％；渤海灣地域是49％。
農民工的問題所在。農民工實際上是現在中國公式文書的「低端人口」。農民工在以上所說的地區產業所佔的勞動力比率，本來不是問題。問題是他們的待遇顯著的惡劣。勞動條件上：環境惡劣、加班多、常常發生不給工資。這是農民工面對的現實。
如果是在農村，雖然是貧窮，但周圍的人都過著同樣的生活還可以忍受。但是農民一旦成為農民工到都市，都市居民遠比自己富有，當然在心理上受到刺激與挫折。
農民工到都市，戶籍不允許在都市入籍。農民祇能保有農村戶籍，不管到什麼時候，只能是出外打工的勞動者身分在從事勞動，在法制上受不平等待遇。正規的勞動者能加入公司的保險，但農民工不能。不僅是一切沒有安全保障，有時面臨拿不到工資、重勞動、低工資等極惡劣的勞動環境在幹活；一直隱忍不滿是當然的。現在已增加到全部從業員6成的農民工，已有橫的連繫。他們的不滿一旦暴發，該抗議行動可能釀成大規模的暴動。
以上內容是參考沈才彬著《「今の中国」がわかる本》，三笠書房，2007年3月10日第一刷，8月5日已第四刷。文中的農民工之描述，即今日中共（中國）公式所稱的「低端人口」。台灣人應留意虎視眈眈的中國一旦發生變亂，可能也波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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