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一些人，可稱為「使命來的人」。這些人很多是來受苦受難的，因為經過苦難，所以有強烈的動機要改變苦難。雖然他們在受難時，不見得有這種「使命意識」，但綜觀生命軌跡，其實都在為這個使命做準備，而且這種願力會牽動許多助緣，協助他完成使命。在受苦受難的政治犯中，我們看到了陳孟和。他的使命，就是重建白色恐怖消失的遺址，讓它成為人權紀念的豐碑。
被昔日學弟陷害，兩度入獄
1930年10月16日，陳孟和出生於台北，當時陳家住在大稻埕的下奎府町（今後火車站太原路）。1943年，畢業於台北市日新國民學校，考入台北中學（1947年改名泰北中學）。1946年從台北中學初中部畢業。之後，先是投考空軍，在松山機場擔任繕寫員，再改調信號台，半年後辭職。1948年考入台北師範學校（今台北市立大學）美術科。這美術科的經歷，對他的一生產生深遠的影響，日後白色恐怖紀念遺址得以重建，也得力於他的美術訓練。
陳孟和本人的案子，就所有檔案、資料來看，是百分之百的冤案。這個冤案的起因，是鄰居、同學兩種關係。在介紹案件前，先了解一個宏觀背景：白色恐怖如果喻為瘟疫的話（事實上，兩者高度相似），那麼這場白色瘟疫有幾個「超級帶原者」。他們到處發展組織，吸收成員，最後自新或自首保命，但組織成員卻大量犧牲。
南投青年劉占顯就是這類「超級帶原者」，陳孟和的案子跟他有關，因為劉占顯吸收其弟劉占睿，劉占睿吸收同學劉茂己，陳孟和則被羅織到「劉茂己案」。劉占睿是陳孟和的鄰居（住在對面）；劉占睿和劉茂己又是陳孟和在泰北的同學，三人有來往，陳孟和更曾去劉茂己家串門，因而被打小報告，誣為參加「叛亂組織」。據陳孟和的說法，打小報告的人，就是他的老鄰居兼泰北的學弟蘇焜煌。
根據官方檔案，蘇焜煌在保安司令部情報處服務，對本案有深度涉入。陳孟和第二次被捕後第三天（1952.01.06），偵訊他的人就是蘇坤煌。以陳孟和說法，蘇是「職業學生」，可能要做「業績」，先從周圍的人下手，並先後兩次陷害他。綜合官方檔案和陳孟和口述，茲將這兩次冤獄的來龍去脈，略述如下：
第一次冤獄的起因，是陳孟和讀台北師範美術科時，遇見一位國文老師李慶華。當時陳孟和能畫能文，又任級長，得李慶華賞識。但可能因為之前工作不遂，擔心畢業後的前途，乃請老師幫忙介紹。李是廣東人，對台灣不熟，建議陳去中國發展。陳認為青年當志在遠方，遂口頭答應。1949年2月李返中國；4月來信，介紹陳去汕頭覓職，行前被特務知悉。6月，陳孟和與同學石火山在基隆港登景興輪被捕，兩人被送到情報處（東本願寺）關了三個月（此據官方檔案，與陳孟和的憶述有所出入），之後一同保釋出獄。
根據檔案，官方認為李慶華是「左傾分子」，陳孟和去汕頭，是「企圖投匪」。但為什麼將他釋放？因為當時劉茂己逃亡，「據運用之人員表示，劉匪與在押的劉天福陳孟和二人關係密切，時通音訊。劉匪之行蹤，此二人定知。如將此二人釋出，劉匪不難緝捕歸案法辦」。此「運用人員」，可能就是蘇焜煌。陳孟和父親當時在基隆港，目睹整個過程，抓陳孟和的特務，就是蘇焜煌帶來的。
蔣介石恣意加工，10年改判15年
不過特務失算，劉茂己逃得徹底，讓他們無法循線捕人。直到1951年底，劉茂己自首，1952年1月1日被情報處收押，兩天後（1月3日）陳孟和、劉天福就又回籠了。特務開始收網作案，將劉茂己（商）、黃瑞聰（台大生）、劉天福（教員）、陳繼光（警察）、陳孟和（店員）、劉裕和（小販）六人做成一個「學術研究會案」，聲稱該會是劉占顯、劉占睿兄弟建立的外圍組織，陳孟和等六人被控加入該組織。
然而「學術研究會」根本是子虛烏有，憑空捏造。案件實情，是因為陳孟和六人和劉氏兄弟，都是泰北同學，較有來往；而劉氏兄弟疑係參加地下組織（省工委竹山支部），這六人遂被連帶清算。六人中，只有劉茂己比較可能有「組織關係」，陳孟和、陳繼光、劉裕和三人則可確定純屬無辜，被羅織「陪榜」。
不只如此，陳孟和的判決書說他「對於參加研究會，聽取劉占睿講解匪幫理論及動態之事實，業據在本部保安處供認不諱」云云。然而從筆錄到自白書，從偵訊到審判，陳孟和從頭到尾都沒有「供認」，也明言沒有「學術研究會」，判決書卻可以架空這一切供詞而公然說謊，顯示判決書造假情形比吾人想像嚴重。對於陳孟和在審判庭上再度否認，判決書則以「被告不能提出反證，自不能任其狡詞諉卸罪責」打發掉，這又嚴重違反《刑事訴訟法》的「無罪推定原則」。事實上，台灣許多冤獄（不只政治案件）之所以成立，都跟法官要求被告自證無罪、而被告無法自證無罪（或法官不認定被告已經自證無罪）有關。
陳孟和六人的案子，1952年3月8日經軍事檢察官杜峻嶺起訴，8月25日審判官邢炎初在軍法處第二法庭宣判。前三人（劉茂己、黃瑞聰、劉天福）死刑，後三人（陳孟和、陳繼光、劉裕和）15年。但這份判決經過恣意加工，原先在保安司令部的初審，劉天福只判15年，被總統府小組（參軍長桂永清署名）加重改為死刑；原先陳孟和三人只判10年，被蔣介石加重全部改為15年。至於整起案件的源頭劉占顯，只受感化處分，其弟劉占睿則判死刑。
新生訓導處照片，多出自陳孟和之手
1952年9月，22歲的陳孟和被送到綠島集中營「新生訓導處」，直到1967年1月2日才離開綠島；甚至1965年新生訓導處裁撤，原址改為管訓流氓的職訓總隊時，陳孟和還是少數因為工作特殊、被迫留下來的政治犯（大部分已移監泰源）。所謂工作特殊，是陳孟和的攝影和美術專長，無人可以取代，繼續被職訓總隊需要。
陳孟和的攝影是家學加自學，家裡開設黎光照相館，在綠島又勤於鑽研；美術則是得力於天分和美術科的專業訓練。這兩大專長，讓他在綠島時，不必同一般政治犯做重勞動，而是調到處本部服務：或在照相部拍照（這是綠島唯一的照相館，除拍公務照外，也對外營業），或在布景室畫布景（文康活動所需）；或出公差，到綠島各村畫「反共抗俄」的宣傳圖像標語等。
陳孟和沒有想到，他在綠島的這些工作，日後影響何其深遠。因為過了40年，1990年代後期開始，當白色恐怖的歷史開始被記憶、口述訪談開始被有系統的整理，影像因為比文字更為稀有，重要性遽增（一直到今天都很缺乏）。這時陳孟和的照片就價值連城了。由於他是新生訓導處的「御用攝影師」，因此大部分留存至今的新生訓導處照片，都出自陳孟和之手（少數來自中央社）。這些影像，對研究白色恐怖集中營的歷史，具有莫大價值。
復原新生訓導處：2D到3D，重現到重建
更重要的，是陳孟和將他的美術專才，運用到對新生訓導處的重現／重建上。首先要知道，作為台灣史上最大的監獄——1950年代的新生訓導處，到了1990年代時，除少數殘跡外，幾乎蕩然無存。陳孟和為此憂心，在他生命最後的二十年，傾全力還原重建。最早是畫地圖，接著是畫鳥瞰圖，1999年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的三本政治案件口述史，就是以他的鳥瞰圖當封面。他的鳥瞰圖越畫越精、越畫越大，從局部畫到全貌，最後將新生訓導處的透視全圖重現於世。
但陳孟和不以此為滿足。繪圖利用透視技巧，雖能產生立體感，終究無法呈現每個細節。因此他2007年受官方委託，指導工作團隊，製作新生訓導處的3D模型。製作模型挑戰極大，地貌和建物的大小、形狀、位置、數量，每個細節都要考究，而且環環相扣，馬虎不得。但陳孟和憑其博聞強記的工夫、多年創作平面圖像打下的基礎，以及在新生訓導處全區趴趴走的經驗，殫精竭慮，縝密規劃，終於完成10×16公尺的巨幅立體模型（現典藏於綠島人權園區）。每個細節都精準到位，令人讚歎。立體模型的完成，讓所有關於這座集中營的官方檔案和口述歷史，背景更為清晰。
但陳孟和仍不以此為滿足。模型畢竟是模型，不是實物，他的心願是重建新生訓導處，並將它打造成一座符合國際標準的紀念園區。為此，2008年他又受官方委託，指導工作團隊，製作新生訓導處「第三大隊」的展示規劃案。其中有一個展覽室，是重建一個中隊的通舖式押房，政治犯全部以一比一的蠟像呈現，維妙維肖，極為吸睛。當然這又是一個浩大工程，從考證細節到溝通製作，下了無數工夫。
陳孟和能完成這些工程，除了前述提到的經驗實力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重視細節和數據，這是製作2D圖像或3D模型實物的基礎。陳孟和對這方面的重視超越一般政治犯。中研院的口述史中，其他人多半十幾二十頁講完，陳孟和卻講了42頁，而且比其他人更詳細的介紹新生訓導處。對於集中營的勞動，他曾經做過統計：「維修營舍內外，覆蓋營舍屋頂。每人次須採集40公斤（茅桿、茅草）回營。每年須割取25萬公斤茅桿、17萬公斤茅草。」這種量化觀念，正是台灣白色恐怖研究最欠缺的。
重建遺址紀念人權，完成使命與世長辭
跟陳孟和相處的人都知道，他講話緩慢，但內容清楚、具體、周詳，毫不含糊，那是他不斷鑽研學習的精神使然。他說：「我在綠島整整十五年，一分一秒都沒有浪費過」；他請家人寄來很多攝影理論的日文書，「我盡我所能，念到我的知識無法理解為止」，出獄後才發現，他所念的東西，已經達到日本大學的水準。這種「頂真」精神，對於白色恐怖遺址的重建，也真的非他莫屬了。
然而陳孟和在七、八十歲投入模型製作和現場重建，勞心勞力甚鉅；加上一些客觀條件（如經費、法令）限制，未能盡遂其志，終於天不假年，在今年1月24日飄然遠引，為台灣留下白色恐怖許多珍貴圖像、模型、實物作品，對轉型正義最重要環節之一的「遺址保存」，貢獻厥偉。這是陳孟和的大功德簿，無人能及。
俗語說「就算跌倒，也要抓起一把沙站起來」，陳孟和不只抓起一把沙，而且把跌倒的地方，用盡各種方法做成一個場址，紀念所有在這裡跌倒的人，並提醒所有的人不要再跌倒。孟和仙，您的15年苦牢沒有白坐，您在台灣的偉哉修行，也已經功德圓滿，請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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