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中共血腥鎮壓天安門廣場訴求民主經濟改革的青年學子，大陸中央基於哪些考量對「六四事件」採淡化處理並打壓異議份子？為何在臺陸生對此高度關注？在香港，一向高分貝撻伐「六四事件」，並以遊行紀念的行動為何今年參與人數大幅下滑？此外，在標誌自由、民主，及彰顯人權的臺灣，應如何正視且宣示何立場？訪問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曾建元觀察探討。
黃俐婕：1989年6月4日，大陸解放軍以子彈和坦克車血腥鎮壓訴求民主還有經濟改革的年輕學子，造成至少有數百人或上千人死傷，地點是在大陸北京的天安門，而二十七年之後的今天，回顧跟審視這起事件在大陸和香港和臺灣所顯現的效應跟改變，我們在今天特別邀請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曾建元來觀察探討，非常歡迎曾副教授您好！
曾建元：您好，主持人、聽眾朋友大家好！
黃俐婕：我們先把焦點放在中國大陸，我們知道當時民運的主要領導人士王丹、吾爾開希他們目前都在臺灣，他們目前還是撐起政治庇護的大傘，流亡海外還不得入境中國大陸。如果我們來看，中共處理這一起事件到現在，中國大陸的中共領導不認為是處理失當嗎？還是他們有什麼樣的思維？因為包括王丹或吾爾開希他們，也希望中共當局能夠有所省思。
曾建元：是這樣的，因為六四之後中國共產黨歷屆的黨政領導人跟中央人民政府，可以說，是在六四的鎮壓基礎上取得的政權，從江澤民到胡錦濤，所以他們在面對六四問題的時候，會有比較多的政治上的顧忌。我過去有機會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員打交道的時候，他們很清楚地告訴我，他們知道六四可能有打擊面過多的事情，但是如果和他們所認為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大的國家利益等比較起來，他們認為犧牲掉這一些人，也許是值得的，所以在他們這樣利益權衡的考慮之下，暫時是不會對六四的平反或等等的這些問題有所處理。
黃俐婕：那麼都是基於權力的穩固，領導們希望不要有出現社會不穩定的情況，所以幾乎都是採取淡化處理，希望能夠淡忘和埋葬這段史實嗎？
曾建元：對。
黃俐婕：是。最近看到一些訊息，從中國大陸的媒體報導，也就是在這一陣子，大陸方面，有一些相關高度維安的動作。您怎麼樣來看中國大陸遇到一些我們外界認為是比較敏感的日子而有的這樣的動作？
曾建元：六四期間對異議人士的這種維安其實已經非常久了，大概我想至少有三十年歷史，這也就是如剛才我們所講的，現在中共當局要刻意地在歷史當中、在人們的集體記憶當中，去除去有關六四的任何一種印象。所以，在這種高度社會控制和高度資訊封鎖的情況之下，如果有任何個人或團體紀念六四的訊息傳遞出來，對他們來講，都有可能造成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現象，因為，畢竟六四是五十歲上下這一群人他們共同的經驗，特別是知識分子。這個時間雖然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但是仍然在他們的生命當中深深地刻畫著，所以其實很容易被喚醒。我想中共政府當局就是要防微杜漸，就是用盡一些方法，避免在六四前後的這段期間，有任何關於六四紀念的行動或議題出現。
黃俐婕：是。那麼相對地來看，中國大陸年輕世代的朋友，他們對於六四到底有沒有相關資訊讓他們可以了解有這件事情呢？我們有不少的大陸學生來臺灣就讀，包括貴校應該也會有，他們對這會有興趣嗎？或是大家會談論？
曾建元：其實他們對六四問題都很有興趣，每一屆到臺灣的中國大陸學生，他們最常問的問題就是六四。除了臺灣獨立的議題之外，他們最好奇的，就是過去在大陸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他們都不知道？這幾年當然就是說因為網路的發達，六四有關的訊息，會透過一些比較有技巧、隱蔽的方式在網路上、在民間當中流傳，但總是遮遮掩掩。到臺灣來，就容易有各種豐富的資訊，也可以公開地進行這方面的討論。所以到臺灣的陸生，大概他們最好奇的、也最想了解的問題，就是從臺灣這邊來了解過去中國大陸那邊所發生的政治反對運動的狀況。
黃俐婕：所以大陸學生也會對這個產生好奇就對了，來到自由臺灣比較可以接受到完整資訊。好。我們現在要把焦點放在香港。我們知道香港自從六四事件之後，我們都一直關注它紀念六四大規模人數的遊行或是相關活動，或許這也是因為在當時事件發生的時候，也是距離香港要回歸中國不久的時候，所以會擔心回歸之後，他們整個社會被治理的情況？不管怎麼樣，比較最新的一個情況就是，這幾年六四愛國民主大遊行的人數，就如今年看到的數字顯示，根據報導大幅地下滑，參與人數僅有約1500人，創8年來的新低，其中年青人比例減少。不知道老師您個人的看法是如何？怎麼樣來看這數字的下滑？
曾建元：下滑原因主要是年輕世代對於六四產生了一種反叛的情結。因為六四背後的一個意識形態，就是要「民主再造中國」，把香港民主化的過程，跟中國聯繫在一起，所以年輕世代他們有這樣的感受。但是自從這幾年香港本土運動興起之後，他們發現，要撼動中國大陸的共產體制，其實有相當程度的難度，那與其要把香港跟中國大陸的命運綁在一起，倒不如先進行香港人的自救，所以香港的本土運動或香港的獨立運動這樣的聲音在年輕世代就出現了。我們看到，這幾年從香港的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愛國主義教育到雨傘革命到魚蛋革命，香港的年輕世代，不論是知識階層或者是勞工，都有普遍的這樣一個世代對中國的反叛情結。
黃俐婕：是，有這種反叛中國情結，走上街頭的人數怎麼會出現減少呢？
曾建元：歷年六四遊行都是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來發起，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是支聯會的重要成員，事實上也是他們在大學校園中進行組織動員跟宣傳主要的力量。但是香港專上學聯他們今年已經退出了支聯會，除了這個之外，香港的幾個大學，比如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會，都由標舉香港獨立的候選人當選會長，這也顯示香港校園內的認同意識發生急劇的改變。這些都是屬於香港的青年世代菁英，另外，今年又有香港民族黨的成立。照理講，青年世代通常都是社會運動主要的支持者，他們有體力，也代表運動的傳承。今年香港的這個狀況，就是青年世代知識階層全面地撤出。我覺得，這是過去中國共產黨長期打壓六四，可能始料未及意想不到的結果，反而使得香港人對中國的感情逐漸淡化，也促成了香港民族意識的形成。所以我覺得對中共來講，也許是弄巧成拙。
黃俐婕：是。兩年前老師曾經受邀要前往香港城市大學參加《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國際研討會，但是也受阻沒有辦法前往，顯示中國大陸對於六四事件的處理還是比較趨於嚴厲的。好。我們最後焦點轉向臺灣。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老師還是在學校求學？
曾建元：對，六四發生的時候我還是大學五年級的學生。
黃俐婕：五年級的學生？
曾建元：對，我們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的學生要念五年，不是我留級。
黃俐婕：對，東吳大學法律系的學生要念五年在學界是非常有名的。那個時候，我想臺灣的年輕學子也都是非常地憤慨，好像有蠻多人在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參加非常大的聲援活動，各界都有，老師也有去嗎？
曾建元：六三那天晚上，我們東吳大學的社團時事研究社辦送舊，六四的凌晨我是在臺北縣福隆海邊渡過的，我們是在海邊聽廣播時知道六四屠城的事情，是這樣子的。
黃俐婕：不管怎麼樣，臺灣每一年也會針對六四事件有所行動，每年都不一樣，人數也有一些遞減的變化。我們當初聲援，是希望支持中國大陸能更民主、能夠有新聞和言論自由。現在兩岸交流這麼地頻繁，2005年，馬英九總統在臺北市長任內也說過，「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但好像從那以後，兩岸的氛圍有了一些變化。原本兩岸的關係很熱絡，現在因為政黨輪替，外界有一些解讀。但是不管怎麼樣，還是要往前走。您覺得我們臺灣在面對中國大陸對六四事件這樣的處理方式，應該怎麼樣表態，以顯示我們對民主自由的支持呢？
曾建元：我是認為這樣，民主、自由、人權，這是普世價值，這也是我們臺灣能夠繼續維持我們國家生存最重要的一個基礎。我可以套用蔣中正說過的話，要「堅守民主陣容」，在全球國際秩序當中，我們一定要站穩這樣的一個立場，這才是臺灣能夠受到國際支持的理由。換言之，我們去關心六四，也就是彰顯我們自己存在的價值，也就是說，我們是站在世界的最前線，跟現在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威權主義國家，在進行價值上的競爭，紀念六四，因而有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我認為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總統，應該要認識、要正視紀念六四或是支持中國民主，對於我們臺灣國家發展的重要性。
黃俐婕：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當然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我們可以處理地更加成熟，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價值，我們還是要來捍衛跟堅持。好，我們今天非常感謝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曾建元，針對六四事件觀察兩岸三地，包括中國大陸、香港還有臺灣，這二十幾年來的一些效應變化，跟未來我們所必須堅持的一些立場，提供您個人的建議跟觀察。非常謝謝我們曾副教授，謝謝您！
曾建元：好。謝謝！
訪談整理：黃維然
民國一○五年九月二十日十一時半
臺北晴園
專欄、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