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德穆楚克棟魯普回到蘇尼特右旗，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德王新政」。這一系列新政，不僅引起本旗貴族上層的不滿和反對，還招致鄰近各旗王公和宗教上層人士的強烈憤慨。人們紛紛傳說：「錫盟出了一個蘇尼特瘋王，不知什麼時候闖下亂子，錫盟前途，殊堪憂慮。」實際上，這些新政給蘇尼特帶來現代化的新風氣、新面貌。
民族自救：南蒙古的「德王新政」
德穆楚克棟魯普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對班禪喇嘛頂禮膜拜、尊崇備至。但他對藏傳佛教中保守僵化的一面亦有切膚之痛，他根據全旗近四成的男性都當喇嘛的實際情況，提出必須改變「好兒必為僧」的舊習。他親自到各寺廟對修行的僧眾進行考試，勸那些不懂經文和破戒的喇嘛返俗，將畢希日勒圖等小廟合併到大廟裡，讓更多青壯年男性成家生子，並從事生產勞動，這樣蒙古社會才能發展壯大。他根據在本旗取得的經驗，在錫林郭勒全盟會議上宣佈：「一子必為俗，二子一俗一自願，三子二俗一僧，四子二俗一僧一自願，五子三俗二僧。」
德穆楚克棟魯普尤其重視教育，深知「人智未開，教化未行，談何振興」。他明令所轄區域將總收入的四分之一作為教育經費，適齡孩童必須上學，由旗方供給食宿及教科書和文具。他在德王府附近創辦興蒙學校、女子家政學校、蒙古軍幼年軍官學校、喇嘛學校等八所學校。在辦學的同時，他還建立了本旗第一座蒙醫院，教導牧民如何防治流行疾病。
德穆楚克棟魯普也認識到「無工不富」的道理。1920年代末，他投入資金、購置設備、招聘人才、興辦工廠。以班禪喇嘛的名義開辦的西營盤槍械修造廠，擁有十多名漢族工人，能修造手提式機槍、步槍以及彈藥。他還創建手工紡織廠，主要生產地毯、麻袋、織毛衣、毛褲、圍巾、手套等，產品遠銷中國南方，備受消費者歡迎。這正是清末時肅親王善耆考察蒙古時給朝廷提出的建議，直到如今才得以實行。另外，他還創辦了鐵木銀銅器具製造廠、造紙廠、奶食品廠、蒙古包製造廠等小型工廠，大大改善了蒙古民眾的生活。
在軍閥混戰的時代，德穆楚克棟魯普深知武力的重要性。更何況，作為成吉思汗的三十一代子孫、「黃金貴冑」，他天生便有尚武傳統。他竭盡全力發展本旗的武裝力量。按清朝舊制，蒙古地區每一百餘戶為一佐領，除為僧人外，男子在十八歲至六十歲期間都有服兵役的義務。每三人之中，二人屬於預備役，稱之為「丁」；一人爲常備軍，稱之為「披甲」。到了清末民初，該制度形同虛設，疏於訓練、武器落後的常備軍居然連一般土匪都無法對付。
如何才能合法擴建軍隊呢？德穆楚克棟魯普所在的蘇尼特右旗，位於從張家口到庫倫的交通要道上，地理位置相當重要。1926年，德穆楚克棟魯普向察哈爾都統公署提出，為了保障沿途的交通安全，需要補助一筆經費，維持一支武力。察哈爾都統公署同意他建立一支五百人的「烏滂守備隊」。德穆楚克棟魯普親自擔任隊長，名正言順地購置武器，聘請人員進行新式訓練。守備隊的官兵都是本旗子弟，忠實可靠。這支小小的軍隊，成為日後德穆楚克棟魯普展開獨立運動的基本力量。
明槍暗箭：保守派與左派的兩面拉扯
在蒙古社會內部，德穆楚克棟魯普不僅要抗拒上一代保守的王公和喇嘛的壓力，還要應對跟他一樣年輕的激進左派的挑戰。這是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族的改革者必然面對的困境：一邊是保守派拚命拖後腿，一邊是革命派等不及看改良的成果。
北蒙古獨立後，很快走向赤化，成為蘇聯支持的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天下。蘇俄支持蒙古人民革命黨向南蒙古境內發展，希望假以時日便可讓南蒙古歸順其傀儡蒙古人民共和國。而當廣東的國民政府與蘇聯合作、從蘇聯取得軍火和經費之後，蘇聯也成為南蒙古的左派青年憧憬的天堂，蘇俄的勢力和共產主義思想大舉侵入中國各地。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為國民黨的「友黨」，蒙古人民共和國派遣特使到廣州拜訪孫文，孫文表示認同其獨立地位，以討好其背後的老大哥蘇俄。
在此背景下，南蒙古的左派青年白雲梯等人得到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蒙古人民革命黨和第三國際四種勢力的支持，著手在內蒙組建政黨。這個新的政黨，對外稱為「內蒙古國民黨」，其實它的蒙文名字翻譯過來應當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1960年代，中共整肅烏蘭夫等內蒙本土幹部，泡製「內人黨」案，數十萬人被波及）。這個政黨的政治目標，是要打倒王公、剷除封建、消滅軍閥。即便是改革派的德穆楚克棟魯普，也是他們眼中的敵人。德穆楚克棟魯普不得不耗費很大的時間和精力對付來自蒙古內部的明槍暗箭。
左翼夾擊：北方蒙古赤化，南方聯俄容共
孤立無援的德穆楚克棟魯普發現，同樣將蘇俄、赤化的北蒙古、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都看作敵人的是日本。那麽，日本是否能夠成為與之併肩作戰的朋友？
近代「民族」的概念在蒙古地區的傳播，肇始於二十世紀初一批蒙古上層人士到日本留學，從日本汲取了近代民族主義的思潮。當時，日本流行的民族主義觀念「對中國學生的政治術語發揮了持久的影響。這個概念在字面上意指『種族主義』，表達了一種基於種族的民族主義者的觀點」。這一思潮也影響到一群蒙古留學生。
長期以來，蒙古上層精英與日本有著持續而密切的聯繫，肅親王的妹夫、喀喇沁王爺貢桑諾爾布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於1903年秘密訪日，回國後立即著手改革旗務、興學練兵。貢桑諾爾布在崇正堂開學典禮上鼓勵學生：「我們蒙古民族，在數百年前，成吉思汗崛起於漠北之地，席捲歐亞兩洲，滅國四十……本王父祖相承，歷受大清皇朝的爵位和俸銀，當此國家多事之秋，如不協助國家，使民眾習文練武，實在於心不忍。」這是近代蒙古地區王公精英提出「民族」概念的最早記載。
辛亥革命之後，北蒙古獲得獨立，卻淪為蘇俄的附庸國，蘇俄用以統治外蒙的工具是共產黨之「變種」——蒙古人民革命黨。若南蒙古像北蒙那樣赤化，德穆楚克棟魯普等蒙古王公所依託的傳統的政治、宗教結構將被徹底摧毀。那時，經由蘇聯教育出來的左翼蒙古青年，已通過國民黨或馮玉祥的勢力，向南蒙古草原滲透。這是最讓德穆楚克棟魯普等王公貴族感到不安的趨勢。那麽，如何既能實現南蒙古的自治或獨立，又能避免南蒙古走向赤化呢？德穆楚克棟魯普將眼光投向日本。
辛亥革命之後，川島芳子的養父、日本浪人川島浪速曾明確提出一條實現滿蒙獨立的路線圖，並採取了具體行動。相對於高度漢化且相當孱弱的滿人，川島浪速對蒙古人存有些許希望：「蒙古人無疑具有驚人的體力和勇氣，說按照蒙古式的實踐和訓練的兵卒材料冠絕世界也不為過（但日本人除外）。當年作為成吉思汗的部下掃盪橫行世界的資質並沒有全部湮滅，不過這三百年來中了清祖的巧妙政略之毒，一直安於晏然愚昧而已。如今彼等蒙古人正從長夜睡夢中醒來，但是尚無指導統合的有智識之人。如果以邦人（日本人）的智識、德性、勇氣，由邦人（日本人）隱然起到首腦作用，建成一支堅強團結的軍隊，必能夠發揮出驚人的強大作用。」即便在川島浪速這個最親近滿蒙的日本人眼中，蒙古人也至多只是衝鋒陷陣的「好士兵」，必須由日本人統帥和控制。
勢力爭奪：蘇俄的外蒙，日本的內蒙？
當時，日本政壇人士一致認為：「鑑於俄國在北蒙古活動，日本應借機將南蒙古收入我勢力範圍之內。」他們將南蒙古視為日本對抗俄國在東北亞擴張的重要立足點。他們擔心，一旦「支那民族」崩潰，必然拖累日本的前途。因此，日本需要提前介入亞洲大陸事務：「極端自私的支那人民今後如何能夠在與列強的競爭中立足和維持國家獨立？作為政治家的國民極端缺乏公義心，作為軍人極端怯弱。如以此等人民組織國家，其結合之力自然極端薄弱，稍有動作即會自行崩潰，遑論面對外敵抵抗能力微弱。如果今後禍亂續發，支那自動解體，受到最深刻影響的無需置疑即是我們日本。」饒有意味的是，日本政界人士在對「支那民族」極端蔑視的同時，也一股腦地將蒙古人納入「支那民族」之中，他們對蒙古並不友善。
由於東北亞局勢的變化，川島浪速未能實現滿蒙獨立。不過，其思想卻被二十年代中後期擔任日本駐奉天總領事的外交家吉田茂所吸收。吉田茂是日本政界中的英美派，作風洋派，永遠西裝革履、雪茄不離手。他反對軍部對英美開戰，戰爭期間隱居鄉間。戰後出任日本首相，領導日本走向經濟騰飛。
俄日交鋒：日本推動滿蒙獨立
1927年，吉田茂是一名「經略滿蒙」的狂熱分子。1927年4月，田中義一出任日本首相，鼓吹「對滿蒙的積極政策」。6月至8月，田中內閣先後在東京和大連召開兩次「東方會議」，吉田茂以駐瀋陽總領事的身分出席會議，參與擬訂對華政策。
在東方會議上，吉田茂作為外務省駐東北的最高外交官，明確表態支持田中首相的對華強硬政策：「日本應該對滿蒙確立堅定不移的政策，使滿洲在政治上得以穩定，始終維護日本的特殊地位；同時根據機會均等、門戶開放原則，專心努力于滿蒙產業化。」他提出，殖民者無須得到被殖民者的同意：「在英國對印度的政策剛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得到印度人的支持；法國人也沒有顧及阿爾及利亞人的反對而放棄對阿的政策；美國人在美國中部地區虎視眈眈，並沒有得到土著人給他們的簞食美酒。……既然企圖發展滿洲及中國，就應該做好中國人民有抵日情緒的思想準備，就不能對中國的抗日情緒有恐懼心理。」
之後，吉田茂草擬了五千字的〈對滿政策私見〉，認為日本應該「指導改善東三省政治，猶如英國之於埃及」。美國學者約翰·道爾將這份政策建言書看成是「意味著在日本史的這一時點上『帝國意識』的獨創性表現形式」。吉田茂提出，由於「日本經濟膨脹、人口暴增，使得活力四溢，欠缺向外伸展的自由」，因此，作為「我國人民活動天地」的中國，與「適合我民族發展之絕佳場所」的滿蒙，地位相當重要。尤其是滿蒙，面積是日本的三倍，可以成為吸收日本增殖人口的開拓地。而對於國民黨北伐軍的勝利進軍，吉田茂更提出「當前的政策，應一有機會就斷然向天津、山海關、洮南、吉林、臨江、間島各地增兵或派兵」的建議。
日本支持蒙古獨立運動，並非真心幫助亞洲弱小民族，而是出於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北蒙古已成為蘇俄的勢力範圍，日本必然謀求讓南蒙古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以此獲得與蘇俄在東北亞大陸的勢力均衡狀態。然而，對於蒙古民族而言，雖然掙脫了中國的羈絆，卻又被俄日兩大強國所控制，如同「前門趕狼，後門進虎」，是禍非福。德穆楚克棟魯普對此當然有清醒的認識，他多次表達過對日本人的不滿，但東北亞吸引大國逐鹿的地緣政治格局，非他個人之力所能改變。
1936年，德穆楚克棟魯普去長春會見滿洲國皇帝溥儀。溥儀很欣賞這位「蒙古忠臣」，與之單獨會談良久。「談著談著，德穆楚克棟魯普就發起牢騷來，說日本人在他那裡很跋扈，他樣樣都做不了主，不聽日本人都還不行。」同病相憐的溥儀安慰了他幾句。結果，第二天日本人就來找溥儀興師問罪。可見，宮廷中早已安裝竊聽器，溥儀四處搜尋，還是沒有發現。
四年政權：曇花一現的蒙古自治邦
雖然看到滿洲國的前車之鑑，德穆楚克棟魯普還是要硬著頭皮往前走。1934年4月，「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在烏蘭察布盟百靈廟宣告成立，德穆楚克棟魯普出任秘書長，實際主持政務。蒙古的自治或獨立，終於邁出重要的一步。
1936年，德穆楚克棟魯普出任察哈爾「蒙政會」副委員長，又成立「蒙古軍政府」出任總司令、總裁，而由日本人山內豊紀出任顧問。這個政府不為國民政府所承認。11月24日，半獨立於南京政府的北方軍閥傅作義調派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主力攻克蒙古軍政府第七師駐守的百靈廟，中國官方稱之為「綏遠抗戰」。
「七七」事變之後，日本關東軍很快控制了華北和內蒙古之間的平綏鐵路，10月17日占領包頭。德穆楚克棟魯普出面組建「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出任副主席，次年任主席，後又合併「察南自治政府」及「晉北自治政府」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這個政府統治了一片相當廣大的區域：巴彥塔拉、察哈爾、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今鄂爾多斯）等五個盟與晉北（大同市）、察南（張家口市）兩政廳，其首都設於呼和浩特。該政府名義上歸南京汪精衛政府所轄，1941年8月4日又改名爲「蒙古自治邦」。
日本戰敗之後，「蒙古自治邦」隨之解散，德穆楚克棟魯普被軟禁於北平。1949年1月1日，駐守北平的傅作義部向圍城的共產黨軍隊投降，德穆楚克棟魯普逃往南京，然而南京亦很快失守。他又回到內蒙古西部，集結李守信等舊部，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重新籌組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此時美國已經放棄了國民黨政府，更不可能支持德穆楚克棟魯普營造的、毫無前途的「紙房子」。德穆楚克棟魯普不可能在短短幾個月內組建起一支可以抗衡共產黨軍隊的蒙古軍，更何況其北邊是虎視眈眈的、親蘇的蒙古國，蘇聯不會容忍美國勢力進入此一區域，蘇軍隨時可以借道南下將其撲滅。9月19日，駐守綏遠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向解放軍投降，蘭州、銀川等地亦相繼被攻克。德穆楚克棟魯普剛剛在定遠營組建的「蒙古自治政府」即風雨飄搖，人員四散而去。
獨立代價：族人出賣、兒子慘死、黑牢13年
1949年12月，德穆楚克棟魯普等人越界進入蒙古國烏蘭巴托，尋求「政治避難」。他以為外蒙可以容納他，他們都是蒙古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卻沒有想到，對於共產黨統治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而言，階級因素遠遠高於民族因素，他們豈能收納「階級敵人」？更何況蒙古政府處處都得聽從莫斯科的命令，莫斯科此前已經將俘獲的溥儀等滿洲國重要人物全都轉交給中國，又怎麼會讓蒙古人民共和國將極具危險性的德穆楚克棟魯普留下？
1950年，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德穆楚克棟魯普犯有「依靠日本帝國主義、勾結國民黨和美國帝國主義、企圖顛覆蒙古和蘇聯」的罪名，將其逮捕。這是一個十分荒唐的罪名：這位爭取本民族自治和獨立的英雄，何曾「企圖顛覆」外蒙和蘇聯？
1950年9月，蒙古人民共和國將德穆楚克棟魯普押送到北京，卻將他的兒子都固爾蘇隆扣留。然而，對中國來說，如何給德穆楚克棟魯普定罪，始終是個難題。德穆楚克棟魯普是蒙古人，總不能強加給他「漢奸」的罪名吧？於是，未經正式審判，他即被關押在張家口的監獄長達十三年之久——很久以後，他才知道，1952年，他的兒子都固爾蘇隆已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監獄被凌虐致死。
1962年5月，德穆楚克棟魯普因病獲保外就醫，被送進內蒙古醫學院附屬醫院住院治療，並允許與親屬會面。同年9月，他和家人被安排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元禎永街一座經過整修的舊式廳院居住。1963年4月，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根據國家主席劉少奇發佈的特赦令，宣佈將其特赦釋放。
在生命中的最後三年，德穆楚克棟魯普被聘為內蒙古自治區文史研究館館員，主持編成《二十八卷本詞典》（以蒙文編寫），並完成回憶錄《德穆楚克棟魯普自述》。1966年，德穆楚克棟魯普在呼和浩特病故。
對德穆楚克棟魯普來說，對大部分的南蒙古人來說，清帝國的統治時期是他們的黃金時代；以後，北洋不如大清，國民黨不如北洋，共產黨更不如國民黨。百年來一直下沉的歷史軌跡，何時才能出現轉折？
延伸閱讀
風吹草低南蒙古，獨立蒼茫馬蹄失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原文標題為〈德穆楚克棟魯普（蒙古德王）：成吉思汗的子孫在馬背上〉，因內容較長，編者分兩次刊登，另下主標。小標為作者及編者所加。為便利讀者閱讀，註文全數刪除，完整版本詳見余杰新作《1927：民國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