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爲軍閥的天下。北伐完成後，舊的既未盡去，新的繼之而來，意識如故，行為如故……居中央者説是求統一，在地方者説是反獨裁。 --郭廷以
1969年，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創辦人、一代宗師郭廷以，應夏威夷大學之邀赴美講學。兩年後，他正式卸任所長職務，從此長期滯美。儘管生活艱困，仍孜孜於研究撰述，完成《近代中國史綱》等多部鉅著。
郭廷以：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早在1925年，在東南大學求學期間，郭廷以即受到南方革命宣傳的吸引，秘密加入國民黨。不過，他甚少參與黨員學生操縱的學運，而是埋首學問，只能算是一名「消極黨員」。當北伐軍打到南京時，1927年春，郭廷以大學畢業，本來想出國留學，有同學勸他先做一、兩年事再出國較好。於是，他追隨老師羅家倫，進入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參與國民革命軍的文宣和史料撰述工作。
1949年，國府遷台，郭廷以受命創辦中研院近史所，近史所形成「南港學派」，影響中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甚鉅。
然而，學界與政界一樣，人心險惡，鬥爭頻仍。「福特基金」一筆四十萬美金鉅款注入近史所，人人眼紅。外有吳相湘、姚從吾、黎東方等人杯葛，內有學生李毓澍反目成仇。黎東方等院外人士，甚至在雜誌上造謠說「近史所是共產黨通過費正清滲透到台北的據點」，不擅長行政管理的郭廷以苦不堪言。
白色恐怖時代，近代史研究禁區重重。中研院內潛伏情治人員，隨時向上方報告院內動向，甚至以「釣魚」的方式用紅色書刊引誘南港同人入罪。郭廷以曾幫一位香港來的學生作保，後來這個學生好像在思想上發生問題，導致郭廷以也受到牽連，上了警總的「黑名單」。再加上助理研究員魏廷朝因「彭明敏案」被捕，一時間近史所風聲鶴唳。謙謙君子的郭廷以害怕成為「雷震第二」，乃避居美國。
郭廷以的學生郭正昭對恩師在美國的生活有一段生動的回憶：
「回程迎著夕陽，晚霞瀰漫天際，又是晚秋時節，沿途楓紅，絢爛一片，而落葉遍地，更平添幾許悲涼氣息。我回首看看兩位老人家，顯得有幾分倦態，內心無限感觸。我問郭師母，《近代中國史綱》寫作完畢出版，結束美國的研究計畫，還要回台灣長住嗎？兩老聞言，沉默良久，才有郭師母透露一個訊息，他們在師大的宿舍已被迫遷離，回台灣已是無家可歸了。葉落又如何歸根呢？」
對於恩師終老異鄉，郭正昭感慨說這是一個大時代的悲劇：「像胡適，劉子健，以及郭所長，都可歸納在這個大悲劇的範疇之中，這便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花果飄零的宿命。因為經濟的，特別是政治的原因，本土社會不能提供一個優良的生態環境，讓這些知識人安身立命。他們必須飄洋過海，流浪異域，追求自由的新生。這種花果飄零的宿命，構成了一幅時代悲劇的圖像。」
買槍自衛、無需政府的河南鄉村
郭廷以一生研究近代史，他自己也是近代史的見證人。
中國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關係，因為辛亥革命而起了重大的變化。辛亥革命之前，中央政府是從州縣、省到北京，一個統一的行政系統的最高點。一切情報、建議都集中於北京，一切命令由北京轉達到省和州縣。中央政府也是禮教、儒家政治、文化傳統的中心；儒家的理想是，聖明的君王以王道治理天下。
辛亥革命之後，中央政權分崩離析，地方勢力迅猛發展，地方主義者在其鄉土自組政府，握有兵權，控制財源，建立其自主權力的統治。民眾對北京中央政權的忠誠，轉向對本省本土的忠誠，如梁啓超的學生歐榘甲所說「愛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郭廷以在口述自傳中，真切地回憶了故鄉河南舞陽民眾半自治的生活形態和鄉土認同。
郭家在清末家道中落，到了父輩一代，經商致富，擁有多家商舖。殷實的家境使郭廷以能到南京上中學和大學。那時，中國的水準較高的大學和中學，集中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學生除了需要繳付較高學費外，還得負擔膳宿費，這又進一步增加了學生的個人負擔，同時導致城市和農村接受教育的人數比例更加懸殊。
河南雖名為出兵的地方，但全省的正規軍不過一萬人。河南未能像直隸（河北）、山東、安徽、湖北、山西、陝西等周邊省份，形成統治時間較為長久的本土軍閥，而不幸成為軍閥各派系的戰場。在1920年代上半期，過重的兵差，加上呈波狀出現的嚴重自然災害的襲擊，作為軍閥自身經濟基礎的農村經濟逐步崩潰，北方各省的治安狀況極度惡化。
作為中原大省的河南，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土匪猖獗，政府無力處置，民眾備受老洋人（張慶）、路老九、王老五（王振）、孫甸卿、孫殿英等土匪軍及殘兵騷擾。國家不為民眾服務，民眾自然不必效忠國家。人民為了自衛，必須買槍。當時，有錢人家可登記買槍。一般是日本造，最好的是德國五響鋼槍。每一支槍帶兩百發子彈，價約三、四十圓。鎮上百戶人家約有槍二百餘支，郭家即有三十多支。郭廷以推算，舞陽一縣共有四千多支槍，以全省一百縣估計，應有三、四十餘萬支，可見民槍之多。
有了武器，各地進而組織民團，成立團練局，俗稱「局子」。由各家出錢，找幾個壯丁便可以開團。團丁俗稱「隊上」，除由各家派飯外，每月有兩吊零用錢；無事，則幫忙農作，若出去打匪，可得些好處，難免趁火打劫一番。郭廷以在回憶錄繪聲繪色地講述了團練頭目李兆豐生擒土匪頭子的故事，正規的軍隊做不到的事情，民團卻能做到。
自力救濟：保境安民的紅槍會
除了鄉紳組織的民團外，農民也組織紅槍會之類的武裝組織。紅槍會逐漸發展成一支標榜保境安民的獨立武裝，對抗一切外來勢力：吳佩孚的北洋軍、馮玉祥的國民軍和國民黨的北伐軍。吳佩孚的軍隊瓦解之後，若干二流軍閥各自為政，紛紛投靠新的主人，比如靳雲鶚即向武漢政府輸誠，而遭到南下的奉軍的打擊。1927年3月6日，河南信陽、確山等縣因靳雲鶚、魏益三大軍屯駐五個月，民間財富和食物被搜刮殆盡，激起民變，民團、紅槍會等聚集十多萬人，與駐軍周旋。
1927年6月，在鄭州會議上，馮玉祥被任命為河南省主席，立即發佈命令禁止紅槍會等社團的活動。武漢政府則在「分共」之後的7月29日，通過《河南地方紅槍黃槍會等改編民團暫行規定》，試圖將紅槍會等組織納入由縣長擔任總監督的「正式機關」。然而，紅槍會拒絕接受改編。
1927年8月末，紅槍會和天門會等農民武裝在彰德將馮玉祥的一支軍隊解除武裝，驅逐出城。9月1日，馮玉祥派兩個師團包圍彰德城，用大砲轟擊一晝夜，由南門殺入，入城後採取屠城手段，七萬八千人被殺。民眾悲憤不已，由東門退出的紅槍會聚集十多萬人，再度包圍馮玉祥軍。9月10日左右展開三天的激烈戰鬥，將馮玉祥軍擊退到湯陰。之後幾個月，在石家莊至磁縣的元氏、高邑、臨城、內丘、邢台、沙河、邯鄲等縣，掌握在紅槍會、黑槍會、天門會手中，成為不管奉軍、閻軍、馮軍，任何軍閥勢力都不能進入的地區。
若是人人有槍，政府便不能為所欲為。河南如此，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當四川陷入軍閥混戰之時，有人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振興民團，有民團即可制約軍隊。四川旅滬同鄉會在一份電報中建議，在川局未統一之前，各縣地方得由各縣自治，由各縣民團驅逐濫軍出境，自行維持治安。同時各縣民團督同全縣人民，堅壁清野，一切不與當地駐軍合作。
民眾若有持槍權，暴政必定不敢肆無忌憚。昔日河南沒有受過現代教育的村民明白這樣的道理，今天多數知識分子卻不支持公民的持槍權。
東南大學：與北大對峙的學術重鎮
中學畢業後，郭廷以一度想報考北京大學，因為北大名氣大，文史方面有一套特色。但有在北大的同學放假回家，說北大鬧得很，請願、打架，很少上課，學生住公寓沒人管。「我有一班同學到北大去，拖了六七年畢業不了。又像陳雪屏比我早一年進北大，比我還遲兩年才畢業。」於是，他轉而選擇東南大學。
郭廷以在東南大學求學的四年，南京及江浙地區在孫傳芳治下，社會安定、人心平靜。東南大學的校長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郭秉文，他是中國學人中第一位留美教育學博士。郭秉文之於東南大學，猶如蔡元培之於北京大學，奠定了學校的校格。他廣攬英才，延攬五十多位學有所成的留學生，教育界遂有「孔雀東南飛」之說。1920年代的東南大學，名師雲集、群星璀璨，僅《郭廷以回憶錄》提及的名教授便有：湯用彤、柳詒徵、謝無量、陳去病、梅光迪、吳宓、羅家倫、梁實秋，葉企孫、熊慶來、竺可楨、陶行知、陳鶴琴、汪懋祖、茅以升等人。
據郭秉文的學生、後來在國民政府擔任高官的張其昀回憶，郭秉文的辦學方針是：通才與專才的平衡、人文與科學的平衡、師資與設備的平衡、國內與國際的平衡。「郭師常說大學生應有國士的風度和志節，國士者，『以國事為己任』，又『以天下為己任』。郭師出席世界教育會議時，曾以大學教育與世界和平為題，而闡明大學裡『平天下』的志趣。他曾以鍾山的崇高，大江的雄毅，玄武湖的深靜，作為我校校風的象徵。」郭廷以如此評述東南大學兼收並蓄的學風：「學生循規蹈矩，一切都不走極端，既接受西洋文化，亦不排斥我國固有文化。」
與蔡元培在北大倡導「相容並包、思想自由」一樣，東南大學包容持各種主張的師生：人文主義、三民主義、國粹主義、改良主義、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潮，都可百花齊放、百無禁忌。學校鼎盛時，曾邀請泰戈爾講演，體育館擠得水泄不通。又邀請羅素與杜威來講學，後來在東大實驗小學建立了羅素館和杜威院。
蔡元培創造北大自由學風，離不開徐世昌等北京政府政治領袖的開明；郭秉文奠定東南大學的學術底色，同樣離不開先後統治江蘇的軍閥齊燮元、孫傳芳的優容。孫文去世之後，雖然孫文與孫傳芳立場對立，但孫傳芳並未阻止南京學界在東南大學爲其舉行追悼大會。
1920年代中期，東南大學名曰國立，北京教育部除了任命校長和發佈一般性命令和教育政策外，於學校的經費和建設發展無力過問。北京政府各部屬機關的一般職員有「災官」之稱，薪水經常拖延不發，發放時還打折扣。各大中小學教師同遭此厄，生計艱難。而在齊燮元和孫傳芳統治江蘇時期，首先確保教育經費的發放，東南大學和附中、附小從未欠薪，師生生活安定，絃歌不輟。
學衡派：學養高超，立場中道
在192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版圖上，東南大學佔有一個重要地位：以《學衡》雜誌形成「學衡派」。這是一群持文化保守主義（或曰「新人文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現代價值提出了與五四完全不同的估量與解讀，進而與北大陳獨秀和胡適主持的、強調趨新和西化的《新青年》雜誌構成了兩極。
《學衡》雜誌的發起人和參與者，有吳宓、梅光迪、胡先驌、湯用彤等人，他們先後留學哈佛大學，歸國後執教東南大學，稱得上純正的「學院派」（他們與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胡適等人的分野，背後隱然有哥大與哈佛的學術思想的分野）。學衡派諸君對中國文化抱有同情的理解，如梅光迪所說：「中國之文化，以孔教為中樞，以佛教為輔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臘羅馬之文章哲理與耶教事例孕育而成。」這批人的學養遠勝於陳獨秀、李大釗等淺嚐輒止的左翼文人。若是在成熟的民主社會，新舊、左右各種思潮，都可並行不悖，百家爭鳴。然而，在「比賽誰更激進」的近代中國，《學衡》諸君所倡導的中道立場，被北大及《新青年》諸君所遮蔽。學衡派及其倡導的新人文主義，未被年輕一代學子認可、接受和傳承。即便在學生中屬於中間派的、對左派「職業學生」厭惡的郭廷以，也沒有選擇這條道路。
《學衡》雜誌的具體經辦人，是近年與陳寅恪一起被重新發掘的吳宓。由吳宓撰寫的《學衡》雜誌簡章，提出雜誌的宗旨是「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編輯部設在吳宓家，經費大部分由吳宓個人支付。吳宓還自製一塊木牌，白底黑字寫著「《學衡》雜誌社」，掛在鼓樓北二條吳宓私人寓所門口。
吳宓在東南大學打造了中國獨一無二的西洋文學系。當時，各大學的英語系大部分以教語言為主，對於西方文學與西方文化關注甚少，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的成立開了風氣之先。吳宓在西洋文學系同時開四門課：「英國文學史」、「英詩選讀」、「英國小說」、「修辭原理」，大部分都是從中國文化觀念出發，對西方文學進行詮釋，可以說是比較文學的先聲。
1923年春，梁實秋曾到南京聽吳宓的課，回京後在《清華週刊》發表文章，盛讚東南大學學風醇美，老師博學負責，學生勤奮好學；特別提到吳宓「講課根本不用翻開備課筆記，更不看書本，而講得有條不紊，滔滔不絕」。他說：「清華園中這樣高水準的老師寥寥無幾。吳宓教授正好是清華的校友，為什麼不請他來清華呢？」
東南大學還有一個教育特色，本科生的學術訓練廣博而紮實。郭廷以選修史學家柳詒徵的課程，使用的教材讓人咋舌：「中國文化史」的近代史部分使用日本資料；「印度史」由於中文著述不多，柳氏找牛津大學史密斯編的英文本印度史來讀；北亞史的講義，北伐後有人譯成日文，日本人看了非常佩服。郭感嘆說，老一輩的人做學問和教書的精神實在很偉大。郭廷以只唸了四年本科，沒有繼續唸研究所，但其學術功底讓此後中國和台灣名校培養的博士望塵莫及。更高的學位，並不意味著有卓越的研究能力；更多的經費，並不意味著有豐碩的學術成果。
近代中國學術與教育的黃金時代，定格在北洋政府時期，秘訣只有一個：政府盡可能少干涉教育。
黨人操縱學潮，大學淪為戰場
就在郭秉文和國立東南大學如日中天之時，國民黨元老汪精衛有意染指東南大學校長一職，和吳稚暉、李石曾等國民黨人士指稱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吳佩孚」，屬於「直系人物」，運動在北京執政的段祺瑞撤換郭秉文。另一方面，在東南大學任職的楊杏佛與郭秉文產生衝突，去北京找剛剛代理教育總長的老友馬敘倫，鼓動馬罷免郭秉文。這兩條線索的結合，使北洋政府於1925年1月6日突然免去郭秉文校長職務。消息傳出，師生震怒，以集體退學力爭，展開「護長運動」。
東南大學內部分化為擁郭派和反郭派，尖銳對立，新任校長胡敦復無法上任。本來胡答應暫時不進入學校，卻又違約到校，被憤怒的學生包圍在校長室。學生打破玻璃衝入室內，用紅墨水瓶襲擊胡氏。有一個名叫盧恩頌的學生在校長室窗台上，大演其說，並丟下胡的帽子說：「這是烏龜殼。」胡具結「永遠不進東南大學的門」，從後門離開。
郭廷以支援郭秉文校長，但對部分擁郭學生的粗暴言行不能同意，與學潮保持距離。他觀察到，教育部的命令不能貫徹，地方當局對此事毫不干涉，根本原因是「當時軍閥們很少干涉教育事項」。此類學潮若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治下發生，學生輕則被「秋後算帳」，重則被抓捕乃至被槍殺。
校長風波，既是北洋系統內部奉系、皖系和直系的鬥爭，更是南方國民黨的策劃。郭廷以是國民黨秘密黨員，卻對國民黨背後操縱學潮並不敏感。當國民黨的學生黨員奉命反郭校長時，郭廷以反而同情郭校長。國民黨在東南大學處於地下狀態，沒有組織嚴密的黨部，無從控制每個黨員的言行與思想，也沒有上級強迫郭必須參與學潮。
據郭廷以分析，郭秉文校長與國民黨結怨的原因是：他不肯幫國民黨從事活動。郭秉文曾與孫文關係密切，孫文的《建國方略》英文稿據說是郭草擬的。孫文希望郭在東大幫助其培植國民黨力量，但郭作為校長有其客觀環境與立場，不能表示同意——像作為國民黨黨員的蔡元培在北大當校長時，其立場就常與國民黨不一致，還曾打電報勸孫文下台。由此，孫文及廣東方面將郭秉文看作「軍閥的幫凶」，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郭秉文深知政治險惡，深怕學生受到傷害而悄然離校。郭秉文的去職，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東大易長爭端，實則是「學者治校」、「學術自由」和「黨化教育」的矛盾之始。隨著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終以黨派勢力滲透進入學術教育界和「黨化教育」的推行為結局。從此，中國進入黨化教育錮制學術教育界的時代，共產黨取代國民黨之後更是變本加厲。
就東南大學來說，郭廷以求學期間的「黃金時代」再未重現。校運與國運一樣命運多舛：1927年8月，東南大學被南京國民政府改組為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2月更名為江蘇大學，因師生反對而於同年5月定名中央大學。
1949年，原中央大學之一部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之後在桃園中壢復校，留在中國的部分更名為南京大學。而目前名為東南大學的那所大學，跟郭廷以就讀的東南大學並無太深的淵源。
國民黨打敗北洋，一是靠蘇俄援助，二是靠新式黨軍，三是靠被革命理念和理想激勵的青年學生。1923年之後，學生和新興政黨有了一段蜜月期，學生需要政黨以實現理想，政黨也樂於與具勇氣、有熱情、能迅速動員的學生接近。但是，學生與政黨的關係過分密切，學生運動政治化過深，政治的變化無不在學運上反映。學運隨政治運動起舞，學生加入政黨，學運政黨化，使得「教育爲宣傳之工具，學校成結黨場所，學生充戰地之先鋒」，由此學運和學生步入絕境。
本文收入作者新書《1927：民國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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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原文標題為〈郭廷以：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因內容較長，編者分兩次刊登，另下主標。小標為作者及編者所加。完整版本詳見余杰新作《1927：民國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