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有云「信我者得永生」。這句話在宗教上，有其深奧義；但也常用在政治上，而有其諷刺義。本文要講的，是兩個陳永生的故事，他們在台灣戒嚴年代，「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政治環境下，命運有天壤之別，從而名字也有悲喜之異。
第一個陳永生：批評政府，遭重判10年
第一個陳永生，1916年生。江蘇儀徵人。家境貧窮，是家中獨子，畢業於中央大學外文系。中央大學1915年成立於南京，前身為東南大學，名師濟濟，足與北京大學分庭抗禮。該校外文系的前身即吳宓創辦的、當時中國唯一的西洋文學系。陳永生在該系學風薰陶下，加上貧家出身而刻苦求學，成績應該優異。後來隻身來台，在高雄女中當英文教師。
在台灣白色恐怖史上，讀外文系的、當英語教師的政治犯不少（如柯旗化、李世璋、王平雷等），這和他們資訊比較多元、思想比較自由有關。陳永生也不例外，判決書就說他「思想左傾，言論偏激」。1950年3月，蔣介石「復行視事」，高雄女中舉行反共抗俄宣誓，他拒絕宣誓；同年5月1日，又在週會上「公開攻擊政府，反對反共抗俄國策」。
保安司令部根據密報，指派高雄市警察局在5月2日將他逮捕，並從他的宿舍搜出《從唯心論到唯物論》、《泡沫集》。《泡沫集》可能是左翼團體「泡沫社」出版的刊物，《從唯心論到唯物論》則是列寧的老師普列漢諾夫的名著，由中共托派王實味譯成中文。本來，陳永生只是批評政府、閱讀禁書，照政治案件慣例，輕則感化，若以「為匪宣傳」罪判刑7年，就已經很重了。但案件審理過程，不知是誰痛下毒手，竟用「連續以文字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也就是連續為匪宣傳），把他的刑期加重到10年。審判官沈子誠具名的判決書，指控他「中毒已深，思想背謬…自應以連續犯依法論科」，卻遮掩不了恣意判決的真相。
心魂喪失，換來言論自由
這種超重判決，對陳永生是一大打擊，但他的悲劇不僅於此。不知是否在偵訊階段受到酷刑，或是其他因素，他在1953年2月被移送新店軍人監獄之前，已經發瘋了。同年7月，監獄長楊又凡呈文國防部軍法局長包啟黃，說陳永生「自入監以來，言行荒謬」、「當眾辱罵元首」、「高呼毛主席萬歲、打倒蔣匪等等，影響監犯守法情緒至大。」
楊又凡說笑了，陳永生這些突破尺度的言論，都是政治犯最愛聽的。整個軍監，大概也只有這個「瘋人」，能享有這「100%的言論自由」。楊又凡除了將他「隔離」、「予以個別管教」（這在新店軍監，即是關入禁閉室或隔離房，兩者都是虐囚手段），又藉著捏造「軍監叛亂案」的機會（對47名獄方眼中釘的政治犯進行二度加害，其中15人被處死刑），把陳永生一併列入，移送保安司令部偵辦。
當時沒有「精神障礙辯護」，精神病患照樣定罪。審判官聶開國具名的判決書，除了追究他在獄中的言論，還以他在偵訊時供稱「我認為共產主義是對的，因為就是民生主義」（這可是孫文自己講的），判他刑滿再交付感化，把他的刑期，從10年追加到13年。時為1960年2月4日，陳永生刑滿在即，這時再追加3年感化，對陳永生又是一大打擊。
禍不單行：刑期追加，病魔摧殘
然而陳永生的悲劇還不僅於此。在他的受難史中，2月4日是一個特別日子。1953年2月4日他被送入軍監，1959年2月4日因腎臟病惡化，全身水腫，送到陸軍第六十一醫院治療，這是他第一次送醫急救。此後，據筆者所見官方檔案，他至少還有五次命危送醫，症狀除了腎臟病、全身水腫，還有惡性貧血；其中有多次是病況並未好轉，即因醫院分配給新店軍監的床位有限，當軍監有新的垂危者送來，陳永生就得提前收監，因此始終無法治癒。當然，陳永生屢次住院，在很大程度上，跟軍監的虐囚環境有關。
陸軍第六十一醫院，即今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原在北投，後遷基隆，再遷回北投，陳永生是送往基隆。和馮馮（海軍案受難者）比起來，陳永生算比較幸運的；馮馮在1950年代初期，待過北投，親歷慘無人道的「醫療」（電療如電刑，水療如水刑，藥療如藥刑），俱詳其《霧航》中冊。另外一提的是，1959年4月陳永生第四次送陸軍六十一醫院治療，不久軍監又送來一位病危的政治犯田海，陳永生因此再度收監。6月11日，田海即因肺結核病逝。
田海的事蹟值得一記：他是台中人，任花蓮糧食事務所課長。曾參加二二八，被管訓三個月。出獄後，據官方指控：「復撰寫反動標語二則，謂36年2月28日是台灣流血革命史，是台灣事變紀念日，是中國無知殺台灣同胞，要全力反抗中國OO部隊等語」，囑陳進豐貼在花蓮《中央日報》及《東台日報》閱報牌上。只因這樣，官方就將他重判15年，陳進豐8年，成為二二八的後續政治迫害，或白色恐怖中的二二八（類似事件還有多起）。他服刑到第5年時，即病逝醫院。
頻繁進出醫院的陳永生，讓軍人監獄頗感困擾，為此增加行政作業，頻繁出入公文。諷刺的是，這些公文都有副監獄長蓋印，而這副監獄長不是別人，就是當初重判陳永生10年的沈子誠。這位沈某看陳永生不斷進出醫院，誠不知作何感想？
1960年5月，陳永生刑期屆滿（當時他還在住院），軍監給他的考評是「思想未改正，言行不正確」，照理還要再關下去，但這個燙手山芋，軍監不想接了。1961年8月，陳永生好不容易病情轉好，提回收監，軍監即將他移送土城生教所「感化」。
轉送生教所，仍在杜鵑窩
在台灣各式政治監獄中，生教所設備最好，與軍監這座「惡靈古堡」相比，算是比較有人味的，陳永生應該復原有望吧？不然，他才進去兩個月，1961年10月，生教所長王超凡就寫信向警備總部抱怨：「（將陳永生）接收到所三日，即發現該犯言行乖謬，精神不正常…在本所新生群中，竟終日亂罵，言行乖張，不獨全體新生為之困擾，且影響心理教育至巨。」生教所找醫師鑑定後，認為：「該犯中毒甚深，已不堪再造，兼患精神分裂症已久…無法予以治癒，未便久留本所。」
1963年2月王超凡又呈報警總，說陳永生經醫師鑑定精神分裂症後，即轉入該所精神病房療養，每月診治三次，歷時一年五個月，病況迄無好轉跡象。該所數度洽送錫口療養院治療，被以「無床位」拒絕收容；而陳永生在台無親友，又不能辦理保外就醫。王超凡再度強調，陳永生「殊不宜長期留所」，請警總指定精神病院收容醫治，或提回軍監，「俟其病癒後再行交付感化」。換句話說，生教所也想把這個人球丟出去。
一生乖舛，美名沒美命
這是筆者所見陳永生案卷中，最後一頁記載。之後行蹤成謎，據說病逝獄中。例如二進宮、總共坐牢20年的陳明忠，在軍監關禁閉室，隔房即是陳永生。他回憶陳永生曾跟他說：「看來我大概完了…可是也值得」，並說他「後來就死在監獄裡」。三進宮、總共坐牢23年的黃紀男則說：「他就關在隔壁牢房，我看他喝尿吃屎都來，真是可憐！後來他病情嚴重，終被獄方送往基隆的軍方醫院治療，不久即死於院中。」筆者曾採信之。後來發現兩人憶述，都有若干訛誤，黃紀男還將陳永生誤為「陳永清」。白色恐怖真相難考可知。
最後，筆者在生教所資料中，又發現了陳永生！該資料記載他1967年9月30日入所，1970年3月5日離所。查白色恐怖史料，陳永生並無同名同姓者，應是同一人。但這又引起更多疑點：一者，從1963到1967年，他的行蹤呢？二者，醫師已判定其精神分裂無法治癒，如何能完成「感化」，離開生教所？三者，如果無法感化，那麼他是精神正常離開、還是精神分裂離開，是直的出去還是橫的出去？
陳永生再也沒有下文。補償基金會沒有他的資料，可見他未獲補償（恐已不在人間）。然而，他只因為批評政府，閱讀禁書，卻入獄長達20年（1950-1970），其中不斷與死神搏鬥，又長期精神分裂，最後沒有得到分文補償，並被世人遺忘。這樣的命運，乖舛之至，與其名字產生強烈落差，令人有（台語）「水名無水命」之嘆。
第二個陳永生：逃離鐵幕的紅衛兵
不過，第二個陳永生，境遇就好多了。他是反共義士，福建廈門人。喜愛藝術，曾在「廈門工藝美術學院」攻讀雕塑及美術，對共產主義一度有狂熱信仰，並當過「毛澤東著作學習班」主任，被稱為「共產主義的接班人」。1967年領導「1023聯合司令部紅衛兵」，並畫毛澤東，寫毛語錄，但在反覆曲折的鬥爭中逐漸幻滅，認為共產主義「根本違背中國人的意志，是一條走不通的死巷」，決定投奔自由。
1968年8月27日，24歲的陳永生從廈門鼓浪嶼泅水七個小時，到達金門。來台後勤於創作，把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形於筆墨。《中央日報》一篇報導稱，他初抵台北作畫時，對使用畫布十分不慣，「他說，在匪區每人每年只配很少的布，拿來做衣服還不夠，更談不上用來畫畫了。」
1969年7月2日至6日，陳永生在台北市國軍文藝活動中心，以「共匪暴行與大陸同胞悲慘故事」為題材，展示58幅油畫。這是中國紅衛兵現身說法畫紅衛兵，跟台灣反共畫家憑剪報資料畫紅衛兵，真實性大增，一時轟動，五天展期吸引六千多人參觀。之後，國防部總政戰部將他的畫作出版成冊，題為《紅衛兵暴行真象》。
1971年1月22日，陳永生應邀前往東京，參加「世界反共聯盟」日本分會舉行的世界自由日大會，以藝術家的身分深化反共外交。他在大會發表演說，提到他就學的「廈門工藝美術學院」全班32名學生，有28人缺營養患水腫，最後只有4人畢業。並指出，翻譯馬克思《資本論》的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在文革遭折磨凌辱，廈門第一聲樂家顏彩卿被當眾燒死，新加坡華僑美術家許成斗被遊街示眾；廈大歷史系教授王思傑，一家四口跳井自殺。陳永生並前往東京大學和左派學生進行辯論，回國後說，這些親共學生對於共產黨知識的貧乏，令人驚異，不但不知道《毛語錄》、《毛澤東選集》的內容，甚至連彭德懷是誰都不曉得。
一是身心俱毀者，一是春風得意人
陳永生在台灣開畫展、出畫冊，成為反共畫家，生活和在中國時相比，彷彿得到「永生」；和政治犯陳永生的悲慘遭遇相比，更是如獲「永生」。1972年7月，反共畫家陳永生在台灣成家；1981年更以「共匪禍國史油畫112幅」獲得第六屆美術類「國家文藝獎」，這時他才36歲，家庭事業兩得意，並爬到聲望顛峰；相形之下，政治犯陳永生34歲入獄，36歲時，人生厄運才剛開始。反共畫家陳永生，除國家文藝獎外，還得過第三屆中英文藝獎史畫類、第六屆國軍文藝獎油畫類等多個獎項。他的作品，主題性強過藝術性，會被評審青睞，或有藝術專業之外的考量，跟政治正確有關。
在戒嚴年代，政治正確會讓你得永生，反共畫家陳永生是其例；政治不正確會讓你不得永生，政治犯陳永生是其例。在政治犯的檔案中，陳永生案特別令人心驚；一頁頁的資料，都在記錄其人生毀滅的過程。許多政治犯出獄後，還有苦盡甘來之日，陳永生則看不到希望，等不到救贖。這個身心俱毀者，在獄中痛罵「蔣匪」的聲音，將迴盪在白色恐怖的歷史迴廊，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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