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說：葉落不一定會歸根，但是，「魂歸故土」，是中原漢民族長期洗腦的文化產物。於是，你會為了回家，而違背政府禁令，付出多少代價？竟然成為國會討論的課題，想起來，的確荒繆。
巴勒斯坦作家薩以德說：「望鄉者，其實也是流亡者」。
流亡是一種恥辱，於是就有一群人，把濃濃的中國鄉愁，化成標記，寫在紙上，塗在牆上，刻在身上，或者把他轉化為仇恨，成為詛咒。這是多數人對台灣那個「反攻大陸」錯亂時代的記憶。
曾經是山東流亡學生的作家王鼎鈞，在他的回憶錄《關山奪路》一書中，描述了中國庶民的1949年。那一年，隨著山東煙台聯合中學流亡隊伍一路南下，來到上海地界，一位朋友告訴王鼎鈞說：「反正國共兩個黨，都一樣壞，何不就留下了」，王鼎鈞回答說：「我知道國民黨有多壞，但是，自知自己還可以應付；可是，共產黨到底壞到甚麼程度，我無言形容，恐怕自己沒力氣應付吧，所以還是走的好。」這批流亡學生跨海來到台灣的第一站，就是澎湖，不久就爆發了所謂713事件，國軍39師強迫這批流亡學生充軍，添補戰力，俗稱充員。遭到學生反抗後，軍方泡製出匪諜案，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鄒鑑兩人被誣告後，在台北馬場町槍決。同案有五位學生遭到槍決，另兩位死於獄中，109人被牽連。王鼎鈞說：「這個案件是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加上台灣人的二二八血腥鎮壓，國民黨兩手沾滿血腥，才奠定在台灣的統治基礎」。本案到1997年，受害者終於得到平反。
1949年的大江大海大逃亡，其實也是升斗小民生命中的大抉擇，更是兩個法西斯獨裁政權間的選擇，人民只能以左右為難形容。但是，對交戰的軍人而言，這種選擇，其實也是人生中的堅持。國民黨在中國會如此快速失去政權，國府軍隊大部分倒戈相向，選擇左轉，是重大原因，這裡面也涉及軍人武德和道德上忠誠的問題。
左右為難的事情，在大時代的生命中免不了。
1936年，西班牙爆發左派和右派的內戰，結局是獨裁者佛郎哥將軍打敗了共和軍，建立獨裁法西斯政權。1938年，當時定居於加泰隆尼亞的卡薩爾斯，被稱為世界大提琴之父，選擇逃亡到法國的小鎮普拉雷斯。卡薩爾斯誓言：「只要西班牙獨裁政權存在一天，他就不會回到西班牙演奏」，他同時拒絕接受英國、美國、義大利、德國這些對獨裁者寬容的國家邀請，寧願選擇默默隱居在山區的小鎮，貧窮度日。作家羅曼羅蘭稱呼他是最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卡薩爾斯一生信奉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他說：「他能夠對獨裁者進行的抵抗，就是拒絕讓獨裁者聽到美麗的音樂」。1950年，紀念巴哈200年誕辰，美國小提琴家許奈德突然來到山區小鎮，拜訪卡薩爾斯，並想出一個點子，他說：「你不出來演奏，我們就把樂團搬到普拉雷斯吧」。從此，這個小鎮每一年都舉辦巴哈紀念演奏會，許多西班牙人翻過比里牛斯山脈，來到這個法西之間的山區小鎮，聆聽卡薩爾斯的演奏。卡薩爾斯每年必定會演奏最有名的大提琴曲目「白鳥之歌」，低沉的琴韻，如歌如泣，低吟迴盪在山谷之間，聽者無不動容哭泣。卡薩爾斯把自己對家鄉的思念，用琴音幻化成飛鳥的羽翼，飛往故鄉，完美的呈現了琴韻之美。
1956年，卡薩爾斯移居波多黎克，但是，普拉雷斯音樂會沒有中斷過。1973年，卡薩爾斯死亡，但是，一直到1979年，西班牙獨裁者佛郎哥去世，西班牙重新回到民主之路，卡薩爾斯才魂歸家鄉。這是一位望鄉者堅持的偉大情懷，因為我選擇，所以我堅持。
隔著海峽，想家，想念親人，苦痛煎熬，其實是一種無法抗拒的人性。
1987年，台灣的獨裁者蔣經國在死神降臨前，因為人性中的善念啟發，簽下了開放老兵回鄉探親的命令，同時結束長達38年的戒嚴令。小蔣擔心許多懷鄉的老兵，可能一去就不回了，卻沒有想到：日久他鄉變故鄉的道理。開放後，真正回去中國定居者並不多，但是，小蔣的一念之善，卻沒有想到：時間並沒有清洗內戰遺留下的仇恨。左右為難情境或許沖淡了，但是，長期隔離卻轉化成敵我難分，中台兩國人民的愛恨糾纏，如同鬼魅隨行。政府當初只有善念，卻沒有政策，反而造成那些帶著滿肚子國家機密的將軍族們，三不五時，跑過去和對面的敵人宴飲乾杯，打打小白球，這才是國家真正的困擾。將軍們似乎忘了：當年的選擇，應該包括堅持。
從這些將軍族身上，我懷念有一面之緣的張家閑將軍。張家閑將軍是作家張曉風的父親，保定軍校畢業，1949年，隨著雲南反共復國軍，最後一刻還留在昆明奮戰；因為盧漢將軍投共，昆明被包圍，張家閑將軍化裝成賣菸的商人，才逃出共區。回到台灣後，曾經擔任陸軍步校校長，張曉風以散文《地毯的那一端》成名文壇，他的妹妹是我的大學同學，有一年同學會上，張和風告訴我有關她父親的故事。她說：父親日漸年邁，想家日勝，但是內心卻自我克制，有一年，父親大病後，家人擔心父親無法在最後臨終前回到家鄉，所以，家人商量後，勉強把父親帶到機場搭機，回到江蘇銅山縣。那一年，父親91歲，飛機一到南京機場，搭車轉往徐州，徐州以前稱為銅山，現在已經改名，因為當地書記早已知道張將軍返鄉的消息，不只備妥最好的飯店，也準備了迎賓宴席。張將軍知道後，拒絕接受招待，有一位當年袍澤陳穎鼎將軍來訪，也被拒絕，張家閑將軍說：「他已是共產黨人」。陳穎鼎將軍也是保定軍校畢業，1946年曾經來台，帶領台灣籍充員兵，赴中國支援內戰；1949年，陳將軍沒能逃出共區，投降後留在中國當官。張家閑將軍第二天祭拜祖墳後，告訴張曉風說：「我們回家吧」，張曉風說：「這裡不是你的家嗎？」，張將軍說：「屏東的家」。張曉風後來把這段故事寫在散文集《塵緣》裡面，張將軍一刻也不願停留在中國，更不用說與敵人宴飲了，從他身上看到一位軍人的堅持。回台三年後，張家閑將軍病逝於屏東，享年94歲。
「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或許是一種美德，但是，中國人民還在獨裁政權底下，受難呻吟的時候，和敵人握手，等同於為敵人的統治背書，這種握手宛若成為共產黨的幫兇共犯的宣示。
最大的黑暗是：人們對黑暗的適應。
中國作家閻年科在榮獲卡夫卡文學獎時，用文學的筆調形容當下共黨獨裁統治的黑暗世界，他說：「最幽深、無邊的黑暗，就是所有人都看到了黑暗，但是卻故意閉上眼睛說，這是多麼明亮溫暖。最大的黑暗是：人們對黑暗的適應；最可怕的黑暗是：人們對光明的冷漠和淡忘」。當前的共黨法西斯政權統治下的中國，正是這樣的世界，那些站在紅地毯上宴飲的台灣退將們，假裝只看見眼前的共產世界一片光明，無視於獨裁者帶來的黑暗；或者說，這些人已經對帶來黑暗的獨裁者，默默接受了。我在想：如果卡薩爾斯現在活在中國，他一天也無法容忍吧；但是，台灣指標民調政黨喜好度調查，居然還有12%的人喜歡共產黨，真是怪哉。
張家閑將軍後來病歿於台灣，把煙水迷濛的江南故鄉，深深埋在夢裡。在那個時代，軍人固有的武德靈魂，無須法律約束，更無須罰款告誡，許多事情是非曲直，為人處世的界線，自己如何拿捏。其實都在於道德良知，若還需政府以法律約束，那就流於下乘了。
中台兩國未來走向，無法預知，但是，歷史終有一天會對抉擇的雙方作出評價。自我拋棄信仰的軍人，或退休將軍族們，就算可以用投降換來高官厚祿，在歷史洪流中，畢竟也只是一個二臣而已。這樣的人品道德，實在輕如鴻毛，更不足為外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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