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後住在紐約，人生因此有了兩個巨大收穫，一是台灣意識的覺醒，這徹底要感謝我的愛爾蘭裔美國先生的幫助。另一個，則是可以使用我個人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紐約公立圖書館。
或許因為紐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所以紐約公立圖書館就有各種國家語言的書籍、影片和音樂。我曾非常驚訝，許多在台灣絕版的經典好書或電影，紐約公立圖書館居然都有收藏，而且他們知道其重要性，所以會特別管理，不能借出圖書館使用。比如：有關二二八的書，約有三十幾本，但只有五六本可以外借。總之，因此之故，我看了不少世界各國的電影和紀錄片，而有關猶太人的，則觀賞最多，除了我對猶太人的歷史文化很好奇，更是因為猶太人在努力保存文化歷史、追求真相正義與推廣消除歧視等事情上，非常努力，所以有大量品質極優的電影和紀錄片可供世人觀賞。於是，在台北市長柯文哲大放厥詞的時候，我就想來說說我所知道的這些那些。
根據2019年2月26日《自由時報》的報導：「台北市長柯文哲目前正在以色列參訪……再度重申自己對於『轉型正義』的看法，強調第一是要解決當前問題、第二是預防以後再發生、第三才是追究以前的責任，而且順序要對，這樣做起來會比較平順。」事實上，柯文哲於2018年10月26日參加眷村座談會、與雷倩對談時，已說過這個轉型正義的看法，然而，令人驚悚地，他接著說：「......第一個問題（解決當前問題）和第二個問題（預防以後再發生）都做到，第三個問題（追究以前的責任）也就算了，也就不用再去處理，既然它以後也不會再發生，你去追究以前也沒有什麼好處...坦白講，如果處理婦聯會，我會用這種態度，現在運作好好的，以後不會再發生，你管它過去在幹什麼。」聽完這番話，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你確定中國國民黨「現在沒有」、「以後也不會再發生」舞弊營私、腐敗侵占的事？怎麼確定？有神通？
唉，在參觀「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後，似乎一點也沒有動搖柯文哲的「轉型正義」看法，他只是沒膽子在以色列的國土上說：「既然它以後也不會再發生，你去追究以前也沒有什麼好處......你管它過去在幹什麼。」畢竟，猶太人是如何「積極究責」，柯文哲應該很清楚。
關於以色列政府是如何積極面對與處理大屠殺的相關問題，我想，這是任何一個正常民主自由國家的政府都會做的事，但，我就是非常羨慕，因為這麼多年了，台灣就是辦不到，或者說，做不好。沒辦法，我們台灣和以色列的情況不一樣，加害者和大家一起住在島上，加害者的同謀同夥和支持擁護者也在島內，連一些受害者及其家屬，如：柯文哲，還會和加害者站在一起，說，現在好就好，追究以前有什麼好處。我委實不知道台灣人要怎麼推開那白色的恐怖和力量，獲得正義和平。
猶太人追求公平正義絕對不是完全等著政府做，許多猶太人，甚至在以色列建國（1948）前，在二戰一結束就立刻投入「追究責任」的工作，有些人還從此終生奉獻在這個議題上。舉兩個知名例子。
佛里曼（Tuviah Friedman，1922-2011），出生於波蘭的拉多姆（Radom）。1940年，被關在拉多姆附近的集中營，逃跑。1941年再度被關起來，1944年殺了警衛，逃亡。二戰結束，家族只有他與妹妹倖存。
1945年被任命為格但斯克（Gdańsk，位於波蘭）監獄的審訊官。1946到1952年任職於位在奧地利維也納的猶太人準軍事部隊（Haganah），為檔案中心主任，他和同事（其中一位是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查捕到250位納粹黨人，其中包括幾位惡名昭彰的親衛隊（Schutzstaffel，SS）軍官。
一生都在追緝納粹罪犯
1952年移居以色列，擔任「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海法（Haifa）分館主任，不過幾年後就離職，因為博物館著重在資料保存與大屠殺的紀念，而他更關心追捕納粹分子。因此，1957年，他在以色列成立「調查納粹犯罪檔案研究學會」（Institute of Documentation）。從此，他一生都在追緝納粹罪犯，催促施壓政府起訴那些犯下戰爭罪的人。（柯文哲說：以後也不會再發生，你去追究以前也沒有什麼好處......你管它過去在幹什麼。）
另外，佛里曼花了15年的時間在追查艾希曼（Adolf Eichmann），有特別的貢獻，如：提供了艾希曼的近期照片、查到艾希曼的落腳處（阿根廷）。所以，1960年，以色列特工得以逮到艾希曼。著有「獵人」（The Hunter: Autobiography of The Man Who Spent Fifteen Years Searching for Adolf Eichmann）一書。
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 1908-2005），大屠殺中，倖存的奧地利猶太人。在大屠殺中失去89位家人親戚。維森塔爾在1941年被送進納粹集中營當奴工，分別在烏克蘭、波蘭和奧地利的集中營工作過。1943年逃跑，1944年被捉回，1945年終於獲得自由，當時體重只有99磅（約44公斤）。他體認到「沒有正義，就沒有自由」，本來只決定奉獻幾年的時間，結果做下去，變成數十年，幾乎是一輩子。
在獲得自由後的三個禮拜，他就列出一張上百人的納粹戰犯名單。包括：警衛、集中營指揮官、納粹德國國家秘密警察成員。他將名單交給在毛特豪森（Mauthausen，在奧地利）的美國反情報總隊（Counterintelligence Corps）的戰爭罪行辦公室。
殺了數百萬人的納粹不能被放過
超過50年追捕納粹戰犯、對抗新納粹和種族主義，他與工作團隊的努力使上千名納粹戰犯受到審判。他曾說：「我要讓世人知道，殺了數百萬人的納粹不能逃脫，不能被放過。」（柯文哲說：以後也不會再發生，你去追究以前也沒有什麼好處......你管它過去在幹什麼。）
1958年，有一位年輕人告訴維森塔爾，他不相信世上有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這個人，和她被謀殺這件事。因此，他決定要追捕當初逮捕安妮．法蘭克，將她送到柏根貝爾森（Bergen-Belsen）集中營的奧地利警察Karl Silberbauer。經過五年的尋找，在1963年，Karl Silberbauer被捕。
過了數十年後，奧地利政府才終於承認奧地利在納粹犯罪中的角色，因此，有很長的時間，維森塔爾不只被忽視，也經常被羞辱。例如：1975年，也是猶太人的前奧地利總理Bruno Kreisky說維森塔爾像是黑手黨，企圖抹髒奧地利，而且認為維森塔爾和納粹合作才得以存活下來。直到維森塔爾八十幾歲的時候，他的努力才受到推崇。1995年維也納市政府授予他榮譽市民的頭銜。
另外，曾有一名德國人和幾名奧地利新納粹在維森塔爾家門前引爆炸彈，於是從1982年6月起，就有配槍警察站崗於他家。（柯文哲說：以後也不會再發生，你去追究以前也沒有什麼好處......你管它過去在幹什麼。）
維森塔爾寫了不少文章與書，其中1969年以法文出版的「太陽花」（The Sunflower: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Forgiveness）在歐洲引起很大的迴響，甚至，在1976年翻成英文在美國出版後，成為許多高中、大學借用為討論大屠殺、種族歧視等議題的重要教材。這本被視為維森塔爾的著作中最好的書，帶著讀者思索探討：維森塔爾是否該原諒那位納粹軍人卡爾？如果是你，你會原諒卡爾嗎？
因為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書「平庸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記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很多人都知道納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關於怎麼逮到艾希曼，有兩部電影可以欣賞，不過，2018年上映的《最終行動》（Operation Finale）較近於史實。
追捕艾希曼的過程中，有件事讓我非常驚訝，就是猶太人對於追緝納粹的心，猶如全民都是特務。一位盲人的女兒認識一位男孩，約會時，男孩吹噓其父親是功業彪炳的納粹，因而發現了艾希曼。不過，若看過一部2011年上映的紀錄片《公寓》 （The Flat），會發現，並非所有的猶太人都積極關心大屠殺這件事，也不是所有的德國人都如我們想的，勇敢誠實面對大屠殺的罪與責任，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想法感受。
知對錯，是人類天生的良知
這部紀錄片是導演Arnon Goldfinger偶然發現家族秘密的故事。祖母死後，家人親戚開始整理祖母的遺物時，發現祖父母竟與知名的親衛隊高官von Mildenstein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時，他說，（大屠殺前）最先有鼓勵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之想法的人是親衛隊的軍官、現為美國一個重要飲料公司（可口可樂）在西德的公關von Mildenstein。
導演努力追查，發現，在著名的報導〈一位納粹到巴勒斯坦旅行〉（A Nazi Traveled to Palestine）之系列文章中，那位納粹是von Mildenstein，陪伴他和其夫人一起旅行的，是他的祖父母，他們從此建立深厚友誼。再發現，他祖母的母親是被送到集中營殺死的，居然，二戰結束後，祖父母與von Mildenstein重拾友誼，每年回德國拜訪，兩對夫婦一起喝茶、吃飯、旅行。
然而，導演的母親只知道父母有德國好友外，完全不知道任何事，並且，在他告訴母親追查到的真相後，她仍不是很在意關心。導演的母親說：「父母從不說過去的事，也不談家族的事，所以我不敢問，也從沒問。現在，我不會開始關心這些事，如果剛好碰上了，沒問題，但這究竟對我有什麼好處？會讓我以不同的態度看待我的父母嗎？我真的不在乎多年前發生的事。對，我不在乎。」
同時，von Mildenstein的女兒則有張漂亮清楚之她貴族世家的372年家族系統圖，她像是隨時準備好可以為父親的過去辯護，相信父親是沒有汙點的好人。當導演找到一份von Mildenstein親手寫的履歷，上面寫著：S.D特務部門主管和在戈培爾的國民教育宣傳部（Goebbels' ministry of propaganda）當任七年部長。她說：「這份資料並沒有提供太多資訊，不是嗎？我想認識過去，但我也想看不同角度的資料。」
兩位女性，兩種不同之拒絕面對父母過去的態度。導演的母親，拒絕因為真相而改變她對父母的看法認知，堅持繼續活在沒有過去的生活，von Mildenstein的女兒，則拒絕相信真相，緊緊握住過去美好的記憶，這都因為她們有無法談論過去與真相的父母。對於很關心猶太人被大屠殺之歷史的導演而言，他感到不解與難過。不過，即使那樣不想主動追尋家族過去的導演母親，也沒有說出「我們猶太人要放下、向前看」，在她的心裡，對與錯，仍清楚得像一杯潔淨的水。一樣地，von Mildenstein的女兒也清楚是非對錯，要不然，她為何要那般積極護衛父親？畢竟，知對錯，是人類天生的良知哪，所以，受人尊敬喜愛的公爵Mildenstein不可能也不能是邪惡殘暴的納粹高官啊。
國家暴力對人造成的傷害與苦痛，的確不是每位受害者與其家人都會有相同的反應，不過，對與錯，絕對是底線，所以，沒有任何人類會否定，犯罪的人須接受審判懲罰之必要性，不然，世界的安全和平如何存在？這是人人皆懂的基本正義，不想究責的市長，站在以色列的國土時，你沒有感覺到良知在跳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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