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以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之說 破除大一統的帝國模式和意識形態

用譚嗣同的話來說，中國兩千年一以貫之的都是「秦制」。在權力的橫向分配上，皇帝以天子自居，神權與政權合一，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合一；在權力的縱向分配上，對皇權所及的大部分區域，採取秦朝的郡縣制，中央壟斷大部分權力，地方不享有自治權。

此種統治方式，用美國學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治理中國》一書中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傳統的制度，將崇高的儒家理念，與嚴酷的法家手法合二為一。中華帝國採用了同樣以高尚辭藻，和高壓為特點的兩面手法，來對付外部威脅。這種意識形態界定的道德主義，與冷酷的高壓手段的融合，在孵育它的中華帝制滅亡之後，還長久地留存下來。」

共產黨在奪取權力之前，一度支持民族自決以及某些區域的獨立。早年，毛澤東曾經與一批人發起「湖南獨立運動」，反對「大中華民國」，主張「湖南共和國」，得到國內外不少進步人士支持，包括胡適和杜威。毛澤東在《大公報》發表〈湖南建設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獨立主張之明確、大膽，不僅令港大《學苑》雜誌提出的『香港民族論』相形見絀，還把台灣李登輝說過的最激進的台獨話語，也比下去了。

毛澤東認為，大國模式必然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支持民族自決，不單單是毛澤東的個人意見，也是中共早期的政治路線，並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的第十四條中有詳細規定：

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地域內，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中國蘇維埃政權在現在要努力幫助這些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蘇維埃政權，更要在這些民族中，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

然而，中共一旦羽翼豐滿，乃至一統天下，立即放棄當初的承諾，走向比帝制時代更嚴密的中央集權模式。所謂「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成為共產黨政權的核心利益。如今，要破除被共產黨「為我所用」的大一統意識形態，和國家想像，需要有庖丁解牛式的技術和快刀。

1980年代末，劉曉波發表了振聾發聵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說，像一道閃電照亮年僅十六歲的我的前路。從1998年到2008年，在我與劉曉波朝夕相處、併肩作戰的十年間，我們對每個重大議題的立場都驚人地一致：我們一樣親美（親自由），我們一樣反對老左派和新左派，我們一樣批判儒家文化，及形形色色的「東方主義」。我也有幸與劉曉波併列出現在毛左們製作的要處死的「漢奸榜」上。但我們堅信：我們首先是人，是自由人，然後才是中國人；如果中國剝奪我們的自由，我們有權選擇「此生不做中國人」。

從鴉片戰爭到中共建政的百年間，中國並不是馬列主義定義的「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秦以後中國就沒有「封建制度」了，而且「封建」與「殖民」並非同一時空中的概念，將兩者併列不倫不類。那一百年間，中國存在著實質性的「一國兩制」：皇朝或共和國統治的廣大區域，以及西方列強控制的租界及租借地——後者如同「國中之國」，成為中國現代文明的肇始之地。中國的租界制度以最早建立的上海租界為藍本，並影響到其他租界。

租界最主要的特點是內部自治管理，並不由租借國派遣總督，而是成立市政管理機構——工部局，擔任市政、稅務、警務、工務、交通、衛生、公用事業、教育、宣傳等職能，兼有西方城市議會和市政廳的雙重職能。儘管利用民族主義來反對殖民主義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痛恨租界，反覆渲染西方人在租界公園門口懸掛「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招牌如何「辱華」，但國共兩黨，早期活動家都依托租界存身，如果沒有租界，他們早就死無葬身之地。

租界提供了一套優越的政治經濟制度，使得中國人當中的菁英都到租界中發展，從政治家到文化人再到商人，以及杜月笙這樣的黑幫頭子，無不在租界中如魚得水。

近代中國的悲劇，不是被列強欺凌和瓜分，乃是被殖民不足。中國沒有日本那樣的勇氣和決心，拋棄儒家傳統，邁入現代世界。而儒家文化又不足以自我更新，賦予帝國體制以活力。正如黃文雄所說：「當初日本能夠迅速完成現代化，也是因為領導階層毫不眷戀地拋棄一度被江戶幕府當作『國教』的儒教朱子學，抱持『脫亞入歐』的信念，成為社會共識。」

自1845年英國從《上海租界章程規定》中取得第一塊租界，至1902年奧匈帝國設立天津租界，清帝國境內曾出現過二十五個專管租界，和兩個公共租界。後經合併，至清末，中國共有二十二個專管租界和兩個公共租界。租界面積不到中國總面積的萬分之一，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基本侷限在沿海及長江沿岸少數地帶，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國兩千年來大一統的局面。

中國所有值得稱道的現代文明，都率先出現在租界之中。可以假設，如果中國像印度那樣整體性地經過英國百年以上的殖民統治，就能繼承和延續英國的政治、經濟和法治制度，不會被共產極權制度荼毒至今。也可以假設，如果英國割讓五、六個香港那樣的地方，經營百年之後，今天即使被迫「回歸」中國，中共對多個「孽子」必定感到會手忙腳亂、難以控制。

當年清帝國的被殖民之地，僅限於小小的租界之內，但租界的法治清明，直接促進了清帝國施行司法改革。西人向清政府明著說：「只要大清國改善司法公正問題，我們可以歸還租界。」這件事直接刺激滿清政府，啟動司法改革，廢除了凌遲、梟首等一系列野蠻酷刑，並初步建立大清國律師制度和人權保護的框架。

記得有一次，一位西方外交官請我跟劉曉波、馬立誠（著名政治評論員，倡導西化和開放、反對民族主義，因發表《對日關係新思維》而受到民族主義者之「圍剿」）在一家餐廳吃飯。三個「漢奸」遇在一起，當然異口同聲地讚揚西方的民主憲政，批判中國的獨裁專制，特別是譴責共產黨的六四屠殺。

旁邊一張飯桌上的一名年輕氣盛的「愛國賊」大概聽不下去，站起來痛罵我們說：「你們說這些賣國言論，還是中國人嗎？」不等我們回話，那位金髮碧眼的外交官，站起來溫文儒雅地說：「你如果覺得他們說的不是真話，請你告訴我們真相好嗎？」那個色厲內荏的「愛國賊」是腹中空空如也的不學無術之徒，猶豫半天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只好悻悻然地埋單走人。這個小故事形象地揭示出獨立思考的知識人在「動物農莊」的生存環境何等惡劣，正如前輩學者資中筠所說，「一百年多了，上面還是慈禧太后，下面還是義和團，中間還是貪官汙吏」。

劉曉波是一位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對大一統、中央集權、集體主義的批判從未停息，這一點與美國保守派思想家安．蘭德非常相似。劉曉波尖銳地批判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他們不能創造性地寫作——他們沒有這能力——因為他們的生命不屬於他們自己。」中國的士大夫不是具有獨立人格和思想能力的「知識人」，他們是皇權制度的附庸，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說：「作為一種文化菁英，文士雖然在原則上是自治的，但卻不曾具有強固的自治資源基礎。與此同時，文士對於進入中心又施以實施上的壟斷：這種控制不獨基於高壓統治，而且也立足於由文士所調適的團結紐帶之上。」

劉曉波在1989年春天完成了《中國政治和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一書，在書中試圖借助西方文化對於中國文化，進行批判性自省。然而，當他到西方的中心——美國紐約——做訪問學者之後，他發現西方亦有其問題：沒有人能夠解決「個體不完整」的精神問題。他因此對現代西方也有尖銳的批評。不過，劉曉波的思路與1984年前流亡美國的俄國異議作家索忍尼辛截然不同：索忍尼辛嚴厲批判美國的資本主義、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轉回頭去緬懷「古老的俄羅斯生活方式」，主張「以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並以東正教中的分離主義支派為精神支柱；劉曉波則大步邁向右翼（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嚴厲批評左派（福利國家）的美國，因為個人主義，始終是他精神世界中的磐石——他欣賞美式的愛國主義，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方式愛國，美國人愛美國，是因為愛自由。

1989年春，《中國政治和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一書已交付出版社，但劉曉波決定加個「後記」。劉曉波的老朋友、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Eugene Perry Link）敏銳地注意到劉曉波的這一調整：「以他特有的誠實，劉曉波用這一『後記』來削弱此書的主題。」劉曉波寫道，「作為一個真誠的人」，他必須得「同時進行兩方面的評價」：首先是「以西方文化為參照，來批判中國的文化和現實 」；其次「以自我的、個體的創造性來批判西方文化」，為此他必須從頭開始重估一切——他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危機，那就是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捲土重來。這一思想轉向的重要性，被緊接著他飛蛾撲火般地回國以及六四屠殺、下獄秦城所掩蓋了。然而，從1989年到2017年，劉曉波所有的思想、言論、行動乃至以身殉道，都可以從此處找到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