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綁架的人，因為生命處於被脅迫的狀態，身心靈都不可能正常。同樣的，被綁架的國家，也一定是不正常的國家。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由於國家意識發展緩慢，所以一直遭受綑綁，甚至被出賣，而這樣的命運至今尚未突破。
犯罪學稱呼被綁架的人為人質，人質失去自由和生命選擇權以後，就開始產生心理偏差，心理學家把這樣的偏差形容為「人質情結」。而形塑人質情結的過程，學名是「洗腦」。威權體制的國家，通過洗腦的過程，控制人民的行為和思考模式，最後的結果是被洗腦的人，會愛上強迫她洗腦的人，心理學家給他一個浪漫的名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這個名稱也有一個浪漫的故事：
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銀行發生銀行搶案，有兩名搶匪佛格森和歐森持槍進入銀行，並且把四個銀行員強押為人質，警方經過131小時的包圍，四名人質還幫忙兩名搶匪逃亡，最後搶匪落網後被法院起訴。四位人質拒絕在法庭上作證，還幫忙搶匪花大錢請律師打官司，後來一名人質還嫁給搶匪，愛與恨的轉換真是匪夷所思。到底這131小時內發生了甚麼事？為何被綁架的人會對威迫的人產生好感，心理學把這個故事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而且這樣的故事，不斷在全球各地發生，並且被翻拍成不同的電影，如「失蹤之後」。
心理學家認為人類對生命存亡的壓力是有極限的，一旦壓力超過這個極限，人的人格就會被扭曲，產生變態。這也可以解釋為甚麼經常被暴力對待的人，時間久了，自己也會學習暴力，並且以暴力對待別人。這種加害人對人質以生命作威脅，軟硬兼施的過程，通常稱為洗腦。威權國家或警方以及特務單位，常用來做為逼供的方法。
這套方法在二戰的時候，被德國使用，被蘇聯使用，現在老共和台灣的國民黨還在用。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對洗腦的解釋更為精闢，他說，「先用血腥鎮壓恐嚇，再用物質報酬誘惑，幾年之後，知識份子就被轉化成為一堆聽話的偽君子，只有少數人不被政黨意識形態所屈服，但是多數人在前有利益誘惑，後有恐嚇威脅之下，都心甘情願當起中共的捍衛者，甘心為這個資本主義共黨政權當起美容師了」。劉曉波說，「改革開放之後，老共的洗腦更厲害了，對13億人灌輸民族主義強國的迷湯，讓人們忽略老共的貪腐，國內的貧富差距和環境惡化」。
國民黨對台灣人民的洗腦，比起老共也是不遑多讓，方法如出一轍。先威迫，後給利益，軟硬兼施，先戒嚴，後民主，你還得感謝國民黨。不少228受難家屬先人被殺了，還要感謝國民黨德政。其實，台灣人一半以上都罹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只是自己不自知而已。
這兩個爛黨，一邊洗著13億人的腦，一邊洗著2300萬人的腦，所使用的洗腦水，大同小異，因為這兩黨本來就同一黨。以前馬英九還不敢直白說出來，現在洪秀柱的「一中同表」，就露出馬腳了。洪秀柱大言不慚，想要把13億的腦洗回來，這會不會太累了，其實只要把習近平一個人的腦，洗一洗就夠了。中國要不要走向民主法治，習近平一人可決，不是嗎？
老共成立於1921年，只比國民黨慢了兩年，當年孫中山為了取得老毛子的兩百萬金盧布援助革命，喊出「聯俄容共」，所以老共換下帽子變成國民黨，而且成為國民黨內的高級幹部。1924年，軍閥張作霖和于右任有如下的對話：張作霖對於右任說，「國民黨我可以接受，但是不接受共產黨」。于右任說，「中山先生把共產黨安排到國民黨內，大家都是國民黨了，他們才不會出去作亂」。但是孫中山可容共，老蔣卻不容，北伐打到上海。1927年，老蔣為了保護上海資本家，就開始清黨了，一黨又變兩黨了，國共分道揚鑣。老共走出自己的農民革命大道，但是農民還是沒有出頭天，反倒是老共的權貴們都出頭了。但是最倒楣的是創立共產黨的陳獨秀，陳獨秀在1929年被開除黨籍，1933年以叛國罪被關，1942年躲在四川江津山村落寞而死，這位創立威權政黨的進步青年在死前才說，民主制度是好制度。
現在，台灣人應該知道自己的處境了。綁架台灣，洗腦台灣人民的不只是一個黨而已，國民黨後面還有一個幕後主使的老共。
台灣這樣的處境很難形容，但是我想起二十年前發生在高雄龍發堂的一件往事：龍發堂以收容精神病人出名，而且堂方自創，把個性溫和的病人和精神暴躁的病人綁在一起的治療方法，龍發堂的法師認為，溫和的病人會用安定的磁場力量，去影響暴躁的病人。這種土法治療當然沒有理論基礎，結果不幸的事件果然發生了，暴躁的病人利用睡眠時間，半夜裡把溫和的病人勒死了。這個案件當年曾引發討論，但是這個悲劇卻足以讓我們思考，把台灣和中國綁在一起，如果天真的以為，台灣的民主力量可以改變中國走向民主法治，實在是愚笨之舉，因為最後丟命的人，可能是台灣。香港的現狀，已經證明了龍發堂的悲劇故事，而台灣正在發生的洪秀柱現象，誰敢保證高舉正藍旗的人，心理所舉的不是正紅旗呢？馬政府七年執政下來，已經印證了台灣的民主退步，新聞自由倒退，教育洗腦死灰復燃，這些現象只說明一件事：綁匪正要易手，而被綁架的還是台灣，一群罹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