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結束，許多中國的記者、作家、學者，紛紛來到台灣參觀採訪，大致都對台灣留下相當美好的印象。台灣哲學學者黃金穗主編的《新新》月報就指出：「由內地來的人士，無論公務員、軍人、報導記者，至於一個走水們，都齊聲獎許台灣地方交通、電氣、自來水等等的科學很發達。不但可怪的是內地的學者也有一樣言說，他們說台灣省有世界性的文化。」(1946.3.20﹐台北《新新》月報第3期〈卷頭語〉)
以下試選摘數則相關的記錄與評語，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落差。
記者江慕雲的見證
戰後來台的中國大陸記者江慕雲，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曾經編寫《為台灣說話》一書(1948﹐上海二五記者聯誼會印行)。其中，有一段話說：
「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這彷彿是感慨，亦可以作為諷刺。」(《為台灣說話》頁13)
天津《大公報》的見證
1947年2月12日，天津《大公報》以題目〈請愛護台灣這片乾淨土〉發表一篇社論，呼籲要珍惜台灣。在這篇社論中，誇讚台灣是一片乾淨土，試舉其中一段來看：
「直到現在，台灣比較還是一片乾淨土，我們應該珍貴它，愛護它。說來慚愧，這片乾淨土之所以為乾淨土，還是日本五十年統治的遺產。….台灣人民智識高，習慣好。知道愛國，也知道與貪污鬥爭。人人有生活技能，又不求奢侈享受。這樣純樸而有朝氣的善良國民，正是中國民族的新血液與新希望。〔中略〕…由內地大陸到台灣去的人，都會感到清新、恬靜而舒適…〔中略〕…大工廠以千計，工業規模在全國各省首屈一指。」
非常諷刺的是，上述《大公報》這篇社論刊出的15天之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
上海《亞洲世紀》作者李秋生的見證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國大陸上有許多報刊紛紛對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提出檢討，在檢討之中，自然又將台灣與中國大陸做比較，其中，仍可以看出他們對台灣的肯定。刊載於1948年8月10日上海出版的《亞洲世紀》第2卷第2期的文章〈台灣問題的癥結〉，作者李秋生就這樣明白說：
「和內地比起來，台灣仍不失為一塊樂土，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比內地好，台胞的知識水準、守法精神，儉樸耐勞為旅台者所共見。」
上海《新中華》半月刊作者「味橄」的見證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個多月後，在上海的《新中華》半月刊(復刊5卷7期，1947.4.1.)刊載署名「味橄」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由台灣的騷動說起〉。文中，也明白指出經過日本統治後的台灣，確實優於中國大陸，試看其中的一段文字：
「台灣在國人﹝指中國大陸人士﹞的心目中，是一個清潔美麗的綠島，尤其在政治不安、內戰激烈的日子，台灣因隔開了一點，沒有多少駐軍，政治較為單純，經濟可以獨立，幣制不受法幣影響，所以可以說是當前中國的世外桃源。許多人因內地空氣的惡劣，生活的不安，都想舉家遠避，離開京滬，而去台灣，打算在這唯一的乾淨土上，重建他們的生活，發展他們的事業。台灣在光復以後，雖說百廢待興，然而卻有一個很好的基礎。就台灣大學的設備而論，就是內地任何大學所不敢望其項背的，一般人的文化水準，也比內地的高多了。文盲極少，女僕閒來無事，都愛看科學小說。﹝中略﹞台灣對我們，確還是一張白紙，希望我們能好好把它化成一幅美好的圖畫，不要塗得亂七八糟。日本人給我們的遺產並不壞，我們決﹝絕﹞不可把它浪費了。」
作家蕭乾的見證
著名的中國作家蕭乾，曾經在二二八事件前來到台灣遊歷。立刻感覺出台灣較諸中國的進步。他在來台之後所寫的一篇文章〈冷眼看台灣〉(天津《大公報》1946年1月15日)，一開頭就這樣說：
「作為今日中國一個國民的厄運，莫慘於這個赤裸裸的事實：除了足跡未涉過的非洲莽叢，出了中國門檻，舉目莫非烏托邦。不說恍如隔世的歐美，一片被殖民者奴役著的南洋正用安定與繁榮吸引著中國的闊佬，香港的華人顯然比廣州的同胞享受著幾百倍以上的政治自由，然而連為日本剝削榨取了半世紀的台灣，一樣經過九年的戰爭經驗（轟炸、封鎖、征斂）僅僅一水之隔，而情況也竟和這塊為三民主義滋潤了二十載的中國相形之下，如此的不同！」
蕭乾從上海到台灣，而後再到廣州，遊走三地的見聞與感受真是起伏不定，用現在的話來說，彷彿「洗三溫暖」。試看蕭乾的比較：
「由上海而台灣，再由台灣而廣州，這個弧形的飛翔，給我的刺激太深刻了。一邊﹝按指上海﹞物價像風箏昇騰，襤褸的婦孺白天像蒼蠅般黏著肥胖的行人，晚上像垃圾般倒在公司冰冷台階上。三輪車抽著簽，交易所在水洩不通，工廠的煙囪由低微唏噓而斷了氣。只要一桿利槍，吃喝，什麼都不愁。然而愁什麼？大屠殺已在肇始。誰也沒安定，誰也能抓點什麼，就抓點什麼。連開學校的也像米店煙舖老板般高抬知識價碼。雜誌封禁，文人逋逃，黃色的文化和官方的教詞，填滿了智慧的真空。冷啊，冷啊，我有什麼穿什麼，還哆哆嗦嗦在龍華機場的坪角，無助的望著灰黯的天空。」
以上是蕭乾對上海的印象，接著，蕭乾飛抵台灣，立刻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覺，蕭乾這樣感性地敘述：
「當機翼斜過草山﹝按：後來改名陽明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廣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太平洋的春風溫煦地吹來，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掛兇相的保鑣人，（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 被信任著。店窗比不上上海南京路的輝煌，美國貨稀少得令我這上海客通身失了重心。（台人儉樸是原因第一，本身能製造是第二。）礦開了，油 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豆餅變成了肥料，潮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裡，天賦是被享受了。中午尖笛一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十天的巡遊，沒遇到個乞丐，（也沒遇到幾個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簽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碟碗便蜷在席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裡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裡畫著石板。雖是一水之隔，一樣是中華人民，台灣的小學生一季交不到國幣四千元，中大學生一季學雜費也不及國幣兩萬元。（日本時代國民教育是強迫而免費的。）台幣不須跟著美鈔跑。沒有旗袍狐襖，女孩子的雙辮是搭在黑裙上的藍杉。嚴肅的交響樂台下，四千座位全能填滿，四千男女都屏息靜氣，把心靈暫時交給樂聖。在同一偉峨的「中山堂」裡，同時還舉行著別的座談，討論會。沒有人嚼口香糖勒玻璃帶，但是防止病菌的口罩却有人戴，唐代的室內陳設保存了，講衛生的抽水馬桶也未被摒棄。利物浦芝加哥的工廠區緊連著黑暗污穢的貧民窟，台灣多少糖廠是公開化了：繞過巨大的噴水池便是一排椰林。水門汀道旁隱著的是一所所職員住宅。我恍然覺得這裡不是沒有西洋文明，但是經過挑剔選擇過的。毒化過華北的日人，在這裡並沒種鴉片，也很少麻將。政客有。貪污的政客有。官僚資本也有。但習慣於「軍治」的內地人，到了台灣，僅僅表層上不大見戎裝的跋扈，便嚴然有了『政治』，到了桃源。」
離開台灣之行，蕭乾接著去廣州，他彷彿又跌入另一個境地。他不客氣地指陳：
「由台灣再起飛廣州，那感覺就如由半空跌了一交。滿台灣看的是煙囪，學校，音樂廳，到了廣州就成為國粹：第一個感想是，羊城乃是消費城。無論立在太平路上，或走過惠愛路邊，睜眼一望，都是酒店酒店酒店。乾瘦的漢子玩著獅戲，金店放著炮竹。無線電和真鑼真鼓在比賽著吵鬧：「大廉價」，香港走私來的上好洋貨。在廣州半條街上，我看到比全台灣更多的兵，中山堂前的崗兵不但上了刺刀，手背還鈎著跨槍的發彈機。街上乞童在人隙中如小螃蟹般那麼穿來穿去，荔枝灣船戶的木板河屋腐朽的快斷了腿。珠江上的機渡？收二十元，酒店的女招待管夾管餵。中山公園那隻新一軍由緬甸俘來的象眨著憂愁的灰色細眼。經手人吃了牠的糧，牠掉過頭去把附近的芭蕉嚼光了。廉價的大量生產的是貧苦勞工，錢是向舞場酒店裡潮般的湧。由補品取得的生命力，然而肥的用在划拳狎妓上，瘦的只好『丟丟』打打。」
經過上海、台灣、廣州三地的往返比較，蕭乾忍不住這個「弧形的悲哀」，他說：
「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蹂躙在異國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即使蠻幹，為了統治者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中如可比做乳牛，台灣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是乾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份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義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大陸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此時蕭乾所看到的台灣，已是經過國民政府接管一年多，處處都已呈現大逆退的現象，但是在蕭乾的心目中，台灣仍遠遠優於上海和廣州。蕭乾分析台灣較中國進步的原因，在於日人的「兩大投資」：
「日人治台，比民國以來華人治華的根本高明處在兩點：工業建設給予台人以經濟安定，強迫教育奠下了現代化的真實基礎。」
蕭乾分析這兩大投資說：
「有了這兩者，總督府用不到機槍防守了，人力事也無須抽簽，公民雖未琢成玉，卻不必都當門石來踢踹了。最低限度的教育機會均等重重地消滅了社會的嚴格階層化，同時增強了全島的生產力。這樣，台灣才由賠錢的荒島變成了『帝國』的寶庫。這兩筆（工業和教育）投資的利息真是太大了，然短見了一世紀，教育文化費的總額在今日中國預算上還不及百分之三，工業建設也迄為軍事家丟在腦後。
台灣是中國國力一個尖銳的測驗。工業可以怪轟炸，怪颶風，教育這一課題，卻少遁辭。而在這上頭，我們已落了第。日本維持了半世紀，做為台灣經濟骨幹的強迫教育，光復後便被廢止了。說是暫時廢止，然而這一級的學童就成為了犧牲品。但師資缺乏的中國，這裡找得出一萬八千位的小學教師？民眾圖書館被接收了。當然，總理、主席的像都高高掛起，但櫃子裡排立的還是宣揚「共榮圈」的「昭和兒童文庫」！即使把全國各書店印的兒童書再搭上充滿封建毒素的「小人書」全搬了去，怕也填不滿那些日人為小國民編彙的龐大文庫：安徒生，葛林姆，博物，歷史，精美有趣的叢書。連兒童掛圖全沒有，一片新生活標語下面，便是那些兩三年前美國新聞處為宣揚美國國力而印發的戰鬥畫報。說是學費不收，可是在家長費講義費的名義下，教育已漸成為收入富裕人家的獨占了。」
把大陸上的教育拿來和日本時代的教育作了一番對照之後，蕭乾對於戰後出現在台灣的黨國教育，連帶做了些批判：
「日本軍國民教育剛結束，台灣兒童又在重黨國紀律輕個人發展的方針下，受起訓來。在台中一個小學，我眼看數百少年，其中有僅六歲的，赤足立在院坪，行完一切紀念週儀式後，還得『向校長鞠躬』，『向教務長鞠躬』，『向班長鞠躬』，『向隊長鞠躬』，一面鼓勵著孩子們的領袖歌，一面訓練著盲目服從。常步走，正步走，左轉，右轉，我可憐那些應該想盡機智來淘氣的小花苞，小枝芽，小同胞！」
批過黨國教育之後，蕭乾繼續描述他所看到的日本留下來的經濟建設的成果：
「交通是建設的根本。這次我們由東岸的蘇澳至南端的高雄，半壁海岸，相當於由遼寧到廣東。不但一路都有公路鐵路，而且火車沒脫過班，沒誤過點。小鄉村一樣是柏油路，鄉公所常遠宏麗於內地一等縣的衙門，正如小學校時常大過內地的學府。廣東有糖廠的時候，是賴肉肩膀把甘蔗由蔗田擔到廠門，台灣有四十二家糖廠，虎尾一廠便有深入蔗田的輕便鐵路近兩千公里。
日月潭的景色的確綺麗可人，那片湖水也是台灣的經濟命脈。有了比內地便宜五倍的電力，一切輕重大小工業便蓬勃起來了。有了便宜的水泥便有了衛生設備，和水門汀的馬路。有了遠東最大的磷肥廠，搭上嘉義的偉大灌溉工程，便有了不受天時地利牽掣的農業。因為台灣自身有煉油工廠，油價由八千台幣一直抑到三千以下，以致美孚德士古商人知難而退。這是說，堅強經濟的根本方策不是拋黃金變匯率，而是得生產。留有日人良好基礎的台灣東北，假使不為政局所牽掣，是比中國任何一地的工業都有把握的。然而那個「假使」的魔影却大的兇的不堪想像！」
蕭乾的敘述，看出戰後的台灣比中國進步許多。過去我們常聽到戰後的中國大陸比台灣落後約三、四十年，但是根據蕭乾的說法，落差更大。蕭乾以充滿期待的口吻說；
「…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我們一面應該趕上台灣，不使它永遠是中國版域上的綠州。一面，治台灣的先得盡力保持住日本人的建設，工廠得早些冒煙，教育得恢復舊日的免費強迫。這份消極工作之上，如果再加點自由，台灣人一定由衷內向，黨爭內亂也必不至侵入島上來。
「戶口登記了，土地測量了，人民教育了，災旱控制了，工業發達了，街道是柏油的，馬桶是水門汀的。有著這樣現代化的基礎，如果中國還不能搞好，那可就太不成話了。」
蕭乾的敘述，確實為兩岸的落差做了具體的見證。
來台公務員曾器的見證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落差，不僅顯現在經濟物質層面，而且在生活文化層面，也有不同。以下引介的這段史料，是一位在戰後來台的大陸籍公務員曾器於1990年4月12日發表在《大成報》副刊(13版)的文章─〈回到四十年前〉。曾器先生回憶他在終戰之後初抵台灣的見聞，從他的這段回憶，可以想見戰後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在文化上的差異：
「寶島姑娘美麗熱情，見到我們無不雙手伏膝行一個九十度鞠躬的大禮，在光復初期的各機關學校，都由這些年輕女孩子擔任事務性工作，她們不但負責盡職，而且刻苦耐勞，每逢週末，這些女孩子便自動赤足捲袖，提水沖洗辦公廳的地面。那時街頭巷尾的飲食店，沒有一家會接受顧客的小費，我在一處小吃店用餐，多給了一些小費，店主人用跑步追了我兩條街，硬要把小費還給我；在公共集會場所，進場的人都會除帽欠身鞠躬。」
「我初次到各機關學校去參觀，見到日據時期的管理，都很上軌道，不論是公文用紙的規格、事務用品的統一供應，或是營建採購工作的程序等等，都建立了很徹底的制度…」
憲兵團長高維民的見證
終戰後來台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曾參加中國國民政府來台的接收工作。他是當時全台憲兵勤務的最高負責人。高維民後來在<台灣光復初時的軍紀> (高維民口述，福蜀濤記錄，載《中華雜誌》總283期1987年2月)一文中，有一段話，談到他目睹台灣人的良好風氣，這樣說：
「二十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
「孝紹」的見證
二次大戰終戰前後，有一群到中國追隨國民政府的台籍人士(民間俗稱「半山」人物)在重慶辦了一份刊物《台灣民聲報》。1945年6月16日該報第5期刊載一篇由一位大陸籍人士執筆的文章，作者署名「孝紹」，文章題目叫做<試假定我是台灣人來提出三項管見>。作者把六百萬台灣人比擬成留日學生，呼籲蔣介石當局要善待他們。這篇文章，具體指出台灣社會較中國進步的情形。試舉其中一段來了解：
「﹝台灣人民﹞生活之容易由於社會之安定，社會之安定由於秩序之井然，秩序之井然由於教育之普及，而教育之普及則由於生活之不艱難。(自然不能抹殺日閥政治力之背景。)台灣人民好像已經走上了這軌道。而從尋求生活的方面來說，台灣人稍有智識技能者，找生活比較容易，差不多不須通過親戚或朋友的人事關係。﹝中略﹞台灣人民自十五年前以來，已經實行地方自治。因此，台灣人民之自治經驗，可以說比較任何省份的同胞豐富。[中略]要之，台灣人民是留東五十年的老留學生，確非誇張其事。五十年學習日本的科學技術，現在已有可觀的成就，耕田人懂得改良種子，增加農業的理論和實際，工人不但懂得運用機器，還可配修機器，甚至製造機器，對於複雜精巧的機器，譬如飛機艦艇，能駕駛者，既大不乏人，其能製作配備者亦大有人在，其他等等，真是不遑枚舉。好了，不久之將來，這一大批老留學生，快要畢業回國了。祖國應該好好地看待他們，不宜再有歧視輕蔑的心理。」
汪彛定的見證
經貿專家汪彝定，畢業於昆明西南聯大法律系，中日戰爭期間曾任《時與潮》雜誌編輯。戰後奉派來台任行政院救濟總署台灣分署視察。他親眼目睹戰後台灣的政經社會與民情狀況。他的回憶錄《走過關鍵年代》(1991年，台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反映台灣政經社會發展與變遷，極具史料價值。以下我們試從汪彝定的回憶，來看看他如何描述台灣比中國大陸進步的情形：
「﹝民國﹞三十五年，我出差到花蓮，住在當時已破舊的一家旅館中，被子乾乾淨淨，儘管隔著一道紙門，隔壁旅客鼾聲惱人，但仍可安睡。僅此一端，光復時臺灣社會建設高於大陸大城市以外的任何地區，已可明見。」 「當年我二十六歲。在大陸時，我到過不少地方，包括北京、南京、上海、西安，所以並不是鄉巴佬型的土學生。然而我初到台北，由南港、松山進入愛國西路時，仍然對一個小城而馬路整潔良好具有深刻印象。」
但是汪彝定並非一味歌頌光明面，或只看到表象的商業和市容而已，他還有更深刻的觀察：
「那時的臺北異常荒涼，僅有的一點商業活動集中在榮町(衡陽路)和太平町(延平北路)、永樂町一帶。作為一個遍歷中國西南、東南、西北各地的青年人，令我深具印象的，不是臺北的商業，而是教育、治安、電訊、交通、自來水和醫院之普及。」
「現在有些人談論臺灣在光復之初，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Per Capita ,GNP)比大陸局部先進地區只少不多。臺北市的規模有限，商業繁榮遠非上海、天津、廣州等地之比，這些都是事實。但臺灣有一項承襲自日本人最好的東西，即城鄉發展較為均衡，基本設施與國民訓練非大陸任何一省可比。」
關於城鄉發展較為均衡，汪彝定以下所舉的事例，或許可見其一斑：
「有一次，不知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和朋友談到臺灣各小自來水廠的維護與復舊時，我才從自來水專家劉永楙兄處知道，臺灣稍大一些的城鎮，當時都各自有自來水廠，有些非常簡陋，但可以供水。也正因為如此，在臺灣各城市看不見用水車送水或挑水回家的景象。而民國二十年前後，大陸自來水仍不普及。雖然我家是在北京城中熱鬧的西長安街內，卻因為是老房子，仍然得用水車送水。… 至於電話，在整個大陸抗戰結束以前，我不知道有哪一省是每一縣都可以以電話聯繫的，我知道從南京到徽州，是無電話可通的。…」
汪彝定更以專業性的具體資料，提出比較：
「隨便舉幾個例來說，光復當時，臺灣的全省輸電網已經大致完成，平地鄉村供電可達九○%，山區及僻遠地方則無法達到。在大陸上，即使是最繁富的江蘇、浙江、廣東，全省輸電網都差得遠，鄉村供電率低。局部地區如珠江三角洲及上海附近之外，廣大農村的供電網全未建設。各城市往往自建小型電廠，多半電壓不足，更不能聯成全省城鄉輸電網。」
除了輸電網的比較之外，汪彝定接著以礦區實測圖來比較，他說：
民國三十八年，我到礦務科任科長時，見到全省礦區六千分之一實測圖，為之驚訝。這樣的全省礦區實測圖，今天大陸中共在新技術開發之下，想必已完成，但在當年各省卻完全不備。」
再者，從教育與人力來看，汪彝定說：
「教育制度上，日本人嚴苛歧視臺灣人，不讓臺灣人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廣設各地的國民學校，卻提高了一般人民的知識與領悟能力，這給後來的工業化提供了充裕可用便於訓練的人力。
充裕的人力，便利的交通，廣佈城鄉的電網，頗佳的海港，為後來的經濟開發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不是平均國民所得之類的統計所能表示。」
「來臺不久，有一天我奉命去送奶粉給一家國民小學。學校裡整齊的房舍、廣大的操場，與內地借用祠堂或其他公共建築設立的國民學校，形象完全不同。即使是我在北京所讀有名的北師附小(紅廟小學)，也是借用一座大宅改建的。後來我從統計中得知，日本在臺一共建立了小學1099所，就學率約73%，以當時人口670萬人計算，每6100人便有一所小學。儘管日本人在教育制度上嚴苛的岐視臺灣人，剝奪臺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筱峰按：日本當局並沒有禁止台人接受高等教育﹞，但是他們啟發民智的初步工作是不可否認的。」
從以上所援引的史料，沒有半段是台灣本地人寫的，都是來自中國的知識份子的言論，可以了解許多中國的知識人大致都肯定在終戰之前，台灣社會的進步已經超前中國大陸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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