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或許可稱為司法恐怖

新黨王炳忠等青年軍，遭警調人員大動作搜索，卻於檢察官訊問後飭回。整起事件，是否有政治因素介入，無法得知、更難證實，但檢調機關堅稱，一切合法，卻有必須質疑之處。

雖然，檢察官於偵查階段，擁有傳喚、拘提之權，而可對被告或證人行使強制權，但只要案件起訴，基於當事人對等，檢方就不能再行使任何強制處分權。故此次偵查舉措，明顯是因共諜周泓旭而來，但在其已經一審判決、目前正在高院審理下，若檢察官繼續以「強制偵查」來取得證據，既讓人懷疑其訴追專業，更完全背離法所要求的武器平等原則。

更可議的是，於檢察實務裡，還發展出偵與他字案的區分。於偵字案，相對人才是被告，若為他字案，就只能以「關係人」視之。如此的區別，所造成的結果是，只有在「偵字案」的場合，因遭偵訊的對象才算被告，也才享有《刑事訴訟法》的緘默權與辯護權等之保障。反之，若屬「他字案」的關係人，頂多是證人，既得具結且負偽證之罪責，更無偵訊時律師在場辯護之權利。如於此次事件裡，明明擺開大陣仗為搜索，而有如重大犯罪的嫌疑人對待，但在檢方並未將所有受偵搜者列為被告下，即便律師在場，也毫無用武之地。如此的作法，實等同以檢察官的「恣意」，來決定被偵訊者是否受法律的保障，致嚴重踐踏人民的基本權。

此外，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96條之1第1項，司法警察雖可通知證人到場詢問，但因其不具有傳喚、拘提之權，就算證人未到，也只能依據《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向檢察官聲請核發拘提票。而因檢察官才是偵查主體，再加以證人不是被告，是否核發，自然得基於有相當理由的證據才行。惜於此次事件裡，檢察官對調查局的請求，不僅照單全收，更未實質審查，甚而在短時間內，同時允准開具詢問書、傳喚票與拘提票，就使檢察官在抑制警察權的作用，完全喪失。

而這種「監督失能」的狀況，也同樣存在於搜索票的核發之上。由於搜索票之聲請，除須經檢察官許可外，還得向法院聲請核發，即藉由兩道關卡來防止浮濫搜索。但觀察此次案件，對於搜索證人要比搜索被告，具有更高的證據門檻之要件，檢察官不把關也就罷了，連法官也未詳加審查！甚至實務常見，於搜索票未明確記載可搜索與扣押物之部分，也一如往常的放水過關。所謂兩道關卡，竟皆淪為「橡皮圖章」，更使搜索票的核發成為一種空白授權，就使搜索人員可肆意翻箱倒櫃，致對人民形成一種威嚇氣氛。

而面對如此粗暴的偵搜行為，現行法制是否有足以自保的機制呢？依《刑事訴訟法》第150條第1項，也表明當事人及審判中之辯護人，得於搜索扣押時在場，既然法條僅明文審判中，似就排除偵查階段搜索的辯護人在場權。尤如此次事件，如此大陣仗的搜索，檢察官為規避《刑事訴訟法》，刻意將王炳忠等人列為證人，致無所謂辯護權存在，恐更難主張律師的在場權。

惟須注意的是，不管是被告或證人，於偵訊或搜索時有律師在場，乃是其防禦權保障的核心。尤其，面對突如其來且強勢的搜索，任何人皆會驚慌失措，甚至是孤立無援，致得仰賴律師在場。也因此，目前司法實務執著於法條文義，將律師在場權，僅限被告於審判中搜索之解釋，實未解於程序權保障之精神，致得加以廢棄，更得趕緊修法，將律師在場權延伸至證人及偵查中。

檢調機關或可宣稱此次行動完全合法，但這種只強調「形式」，卻忽視人權保障與實質正當的想法，就使人民隨時有被恣意侵害之危險。這或許不是什麼白色或綠色恐怖，但絕對可稱得上是「司法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