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紅色文件中，有個讓人不寒而慄、觸目驚心的大罪：「顛覆國家政權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條第一款的定義是：「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包括暴力和非暴力、公開和秘密的行為。不言自明，劍鋒直指中國民主運動的群體。雖然這些人僅僅是用筆在建言，在書寫，在呼喚中國的民主與憲政，在中國百姓的心目中，他們無疑是當代理想主義的精英，但在中共獨裁專制的語系中，這是「顛覆國家政權罪」，說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眼下中國民運是否處於寒冬？世人聚訟紛紜、見仁見智。恰逢北美歲寒之際，筆者與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赴華府參加了中國民運的兩個重要會議：第15屆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及第13屆族裔青年領袖研習營會議。會前會後，我們與「顛覆國家政權」這一群體的新老朋友相遇相聚，會上會下，縱論天下，切磋砥礪，評擊時弊，識變從宜。筆者感慨，思緒萬千，匆匆記述一些感想——
「顛覆國家政權」者是怎樣煉成的
中共自建政後，就將其政權的一級敵人定義為「反革命分子」，或者「現行反革命分子」。從199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開始，中國政府將民運群體視為頭號敵人，其言行被定義為「顛覆國家政權罪」，究其根源，則要追朔到「七九民運」的民主墻。
這就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語系差別了，在中國現實社會中的中國民主運動，被中共政權視作「顛覆國家政權」行為，經這麽一說明一解釋，應該不足以害怕與驚悚了。
中國民運，由一批追求中國社會公平公正、憲政民主的進步知識群體所組成，他們既是專制獨裁制度的批評者與挑戰者，也是憲政民主的探索者與開創者。
中國民運，從廣義上說，是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人的腳步匆匆邁向愛國救亡、民主科學、文化啟蒙的民主大浪潮，直至今日的百年民主之路，這就是中國民運的統稱。但經歷了孫中山的民主革命，特別是經歷了毛澤東的所謂「新民主革命」後，中國的民主腳步卻嘎然而止，重新回到了專制體制黑幕。
就狹義而言，正像嚴家祺所說，在「七九民運」的民主墻時期，魏京生提出了「第五個現代化」，也就是「政治現代化」。從此中國開啟了又一波的民主運動探索之路。
田牧、嚴家祺與廖天琪。圖／田牧提供
有一種說法：將「文革」造反，與民主運動掛靠。我個人覺得不合適，文革造反動機很明確：那就是奪權、爭寵與效忠毛澤東。
胡平在論述中共改革的話題中說道：40年來，中國社會「在抵制反自由化逆流的抗爭中，自由化力量民主運動力量愈戰愈勇，自由化浪潮和民主運動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在『八九民運』達到高峰。」
中國缺失的恰恰是自由、人權與民主，中國需要一場全新的民主運動的錘煉，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是這代人的使命。
徐友漁說：「七九民運」的那段歷史，及「第五個現代化」的提出，是一個重要課題，應該很好的回顧與研究。
經歷過中國「五七反右」與「文化大革命」黑暗的有識之士，才會迫切企盼與追求陽光，懂得對民主制度的渴望與追尋。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魏京生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是一種思想突破，在中國社會變革的歷史上，再次點亮了民主運動的第一把火，是一個歷史里程碑。
和徐友漁夫婦。圖／田牧提供
「顛覆者」的平常心態
民主制度，對中國而言，是社會變革的唯一途徑與目標。中國民運就是在挑戰中共專制政權，追求在中國建立起法治憲政制度。
從人類歷史上來看，社會的發展，就是不斷挑戰統治者的歷史，每一次的社會變革和革命，或者說發展和進步，從來就離不開每個時期的社會精英，他們對國家執政制度提出的探索與變革主題，貫穿於人類社會歷史。縱觀中外歷史，古希臘柏拉圖曾提出著名的《理想國》思想，亞里斯多德提出了「城邦政治生存法則」等。同時代我們的祖先也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甯」，以及「王司敬民，罔非天允」等執政為民的核心思想，要求統治者們順民意、順人心，改善統治管理方法，因為只有人民安居樂業了國家才會穩定。西周時期「宗法制」被挑戰，「天子失德」，諸侯便不來朝見，周王朝逐漸衰落。春秋戰國時代的「變法」，挑戰貴族世襲勢力，實行「軍功授爵」和「唯才是舉」等。明朝時期有東林黨，「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提出一些有利於國家改革時政的建議。
宗教也同樣經歷了不斷變革，否則就不會有聖經的《新約書》，就不會出現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我們今天倡導的人文主義思想就是「文藝復興」時期宗教改革的產物，提倡個性自由，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從神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倘若沒有這樣的抗爭、追求與變革，今天的人類豈不是依然處在原始社會或奴隸社會。
從中國百姓的平常心態來看，憑什麽在中國擔任國家主席、總理，就一定是中共黨員？憑什麽當了總理就可以比和珅還富有？《紐約時報》獨家揭密，溫家寶總理的家族擁有巨額財產，高達27億美元，習近平居然沒有賜其自盡殊榮。為什麽今天的中國人還不如二千年前陳勝吳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今天的中國人不蠢，都有了人權與民主意識，意識到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需要社會平等與公平，需要社會自由與民主，需要國家維護與尊重個人權利，說到底，中國需要走進世界，與現代文明社會接軌，建立憲政民主制度，遵循普世價值觀，遵守人類共同的規則。中國民運始終以此為目標為方向，代表的是中國的民意民情民聲，所以這是一項健康與陽光的事業。
「顛覆者」面對的強大對手
有人說：老共經過28年的革命，坐擁了天下；而中國民運已走過了40年，卻一事無成，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民運的失敗呢？
魏京生為此也作了解釋：我們面對的不再是焦頭爛額的蔣介石政權，當年的國民黨天下，軍閥混戰，中共武裝革命，日軍入侵，戰爭連年，經濟蕭條，國破民窮，最終還被美國數度出賣。想中共當年奪權，面對的是一批辛亥革命成功後，尚未有時間喘氣，建立新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體制的年輕的國民黨政府，那時的軍政人員，甚至連部分軍閥都多少遵循傳統倫理和文化，沒有作出喪權辱國之舉。倒是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得到蘇俄的「私相授受」在華夏大地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抗戰勝利以後，又再次從蘇俄老大手中接收日軍留下的大批軍工物資，從而能於短短四年之後，竊據整個大陸。
李酉潭、廖天琪、魏京生與田牧。圖／田牧提供
習近平執政以來，鋒芒畢露，大力推進他的紅色帝國工程。從思想領域來說，不再接受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
江胡時代，中共高層在出訪時，尚且普世價值不離口，溫家寶說過：「民主和自由的『普世價值』不僅僅是西方文明獨有，也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就。」他還一再強調：「中國民主制度會依照國情循序漸進發展」。習近平卻根本不認同普世價值，他強調說：「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
從制度策略來說，中共以「反恐」手段對付中國民運，將「顛覆政權、國家分裂、宗教邪惡」列為「反恐」對象打擊與鎮壓。有目共睹，以往民主國家與中國政府交涉的人權牌，顯然已經走不通了。
特別是中共19大以後，習近平「黃袍加身」，確立了終身制，復辟了帝制。袁世凱辦不到的事，毛澤東尚未辦的事，習近平就能辦到。
世人應該了然，中國民運面對的是世界最強大的專制政權，是這個地球上的超級獨裁政權，從不久前的阿根廷20國首腦峰會上看，全球視角焦距中美兩國對決，足以證明中國民運面對的是龐然大物，既便是有「世界霸主」之譽的美國，也對之無奈。
當然，中國民運並不會屈服與放棄，而是會一如既往的堅持與持續，誓將民運之路進行到底！
「顛覆者」群體在壯大
一個健康的政權，必須有監督與制約。民主國家對政府的監督與制約，是通過議會、反對黨、民間社團、新聞媒體等專業性機制來實現與落實。而在中國根本不存在這樣的監督與制約機制，惟有業餘的中國民運以自由為代價的碰撞式建言與批評。
中國民運不只是幾個精英、一些群體與團隊，而是一代一代覺悟了的人民群體，是一支前赴後繼推動社會民主憲政工程的隊伍，是中國未來文明發展的希望與寄托。
我曾讀過胡平的文章，說「海外民運的存在有很大的意義」。首先，海外民運的存在有力地證明：中國人對共產專制深惡痛絕，對自由民主有強烈的要求；其次，海外民運充分運用海外的言論自由，對中共暴政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揭露與批判。在理念方面，海外民運對國內一直發揮著重要的影響。海外民運為國內的異議運動維權運動提供了廣闊的表達平台，為國內的異議人士維權人士提供了持續的可靠的支持與援助。事實上，在網絡時代，海外民運已經和國內的異議運動維權運動連成一片，相輔相成。
我的體會是：中國民運的隊伍在不斷壯大，經歷了「七九民運」、「八九民運」，中國民運逐漸匯聚成代表未來中國的陽光進步力量。海外民運這些年的長期運作，及與民主國家政治家、人權組織、媒體領域等多方合作，對中共政府起到了一定制約作用，在國內的人權救援工作中發揮積極作用。胡溫時期，在中國憲法中第一次出現人權內容，這與中國民運的不懈努力是分不開的。
與在紐約開辦國際學校的政論家陳破空。圖／田牧提供
「顛覆者」的標尺
這次赴美，我們與這一「顛覆者」群體的朋友們聚會，其中有魏京生、嚴家祺、胡平、楊建利、韓聯潮、王軍濤、陳破空、宋書元、徐友漁、呂京花、唐元雋、鄭義等，他們堪稱是中國民運的代表人物。這些人令我等仰視與尊敬，他們每一個人的人生，都為中國的自由與民主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中國民運圈也是社會的一部分，同樣充溢著矛盾與沖突，同樣混跡了蒼蠅與蛀蟲，同樣有魚目混珠的線人與臥底，面對這樣紛繁複雜的局面，行事處事的惟一檢驗標尺與試金石就是：是否符合中國民運的事業？目標只有一個：結束中共的專制體制，建立民主憲政制度。
在筆者的心目中，中國民運是有希望有希冀的，終會迎來「天時人事日相摧，冬至陽生春又來」。
楊建利與韓聯潮。圖／田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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