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二二八事變」，它發生在中華民國正式接管台灣的第十七個月。它不像歷史上「三年小反、五年大反」的局部起義，而是沒有首領、沒有組織、沒有準備的全民起義。台灣人在短短十六個月當中到底體驗到什麼情況，使他們對中華民國能夠由「充滿希望的歡迎」轉變為「完全絕望的反抗」，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來自事變的失敗，因為非議政治成為禁忌，加上「戒嚴」，再加上政府的流亡，使得禁忌不僅持續而且加重，導致事變的真相隨著絕大多數當事人的物故而埋沒，而留給人們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
「二二八事變」真相的埋沒，使後人在描述事變背景的時候感到困擾，尤其為了顧及政府的顏面又不得不避重就輕，把事實淡化、模糊化，導致事變的發生顯得很不自然，讓曾經身歷其境的人感受到被愚弄而無法接受。例如，1974年，葉榮鐘（1900-1978；事變發生時擔任台中圖書館編審組長。歷史作家葉芸芸的父親。）在北美遊歷途中看到若干事變的相關論述，他感嘆「毋是干單按呢」（不是僅僅如此）。又如，1991年，吳樹長（1913-1991；事變發生時擔任台中縣埤頭鄉副鄉長。醫界聞人吳德朗的父親。）在觀賞電影〈悲情城市〉之後也說「毋若干單按呢」。事實上，當年有過一個「徵收米糧」的故事，發生在台中縣霧峰鄉，大可以用來還原事變的背景於萬一，也可以解釋葉、吳兩人的感嘆。
1945年八月，日本向盟國投降，中華民國的國、共兩黨馬上終止戰時的「合作」模樣，一面爭奪日軍在中國的佔領地，一面調兵遣將準備決戰，如此，使得台灣所屯積的物資（米、糖和煤炭）在上海和香港供不應求。另一方面，陳儀來台主政要實施政商合一的「統制經濟」，要將一切民生用品分門別類，在「省行政長官公署」底下廣設公司，任用心腹主持，從事低價收購和高價批發的營利業務；省公署組織十分龐大，除了管理軍公教機構之外，它也是數十家百貨公司的總公司。
國軍強奪人民米糧
1946年1月10日，陳儀宣佈廢除日治時期的糧食配給，翌日又封閉各地的農業會倉庫，要把農倉存糧全部供應國軍。農倉的存糧既不是日產，也不是公產，而是地方上地主和農民私有的寄存物，也是平價米的主要來源，它一旦被封鎖，消息傳開，百姓在市面搶購，米價自然爆漲。在地方人士的奔走之下，22日，台中縣長劉存忠（1906-1991，中國遼寧人）趕緊「撥付」，從封存米中「釋放」還給農業會出售；霧峰鄉從原先被封存的5100包裡面獲得1500包（每包100台斤）；2月14日又取得1200多包，陸陸續續賣出了900多包。
不料，3月13日（禮拜三），劉縣長帶了一個蔡少將來到霧峰，邀林獻堂、林水來（鄉長）和林士英（農業會長）同去縣政府商討「徵收米糧」問題。林獻堂以民食要緊，在所「撥付」現有的1800包當中僅能提供600包給國軍；蔡少將卻說受命在身，非全拿不可，除了供應國軍之外，也要給基隆、台北和高雄。爭執了兩個半鐘頭，林獻堂怒不可抑，痛罵要求無理。
第二天，蔡少將突然駕臨霧峰，還帶領了二、三十名配戴手槍的軍人，分乘卡車，架著機槍，把農業會包圍起來，林士英費盡口舌，據理力爭；蔡少將野蠻橫暴到極點，硬是強迫要把農倉打開，教人分辨不出他們是國軍還是土匪；林士英求助於林獻堂，林獻堂叫他不可以抵抗，讓軍人自由劫奪。當晚清點的結果，發現被搬走了655包。有人建議提告，林獻堂認為對方毫無理性，提告毫無意義。軍人又連續搬了兩天，把「撥付」以外的2400包都運走了，而「撥付」的部分也繼續賣出去1000多包，偌大的倉庫只剩下110包。
17日，蔡少將陪同另一個熊少將來到台中，由劉縣長出面邀請林獻堂、李崇禮、張灥生、王金海、張煥珪、張文環、林水來、林士英和另外六個人在傍晚時分到縣長家裡開會。蔡少將首先發言，說他自己是陸軍少將，官是不小，為國家效力從來不怕死，特地來向林獻堂先生要米，要得到或要不到，全看林獻堂先生肯不肯幫政府的忙。林獻堂聽了很不高興，指陳幾天以來，從霧峰農倉搬走的米糧都是百姓的伙食米，如果沒有米糧可以歸還，也應該限期折價還錢，否則百姓無法度日，而政府的威信也要掃地。一時聽得熊少將火氣爆炸，說他自己感冒發燒未癒，為了公務也是不怕死的，如果林獻堂先生不肯答應，那麼就請一道上台北去！話將說完，猛然握拳捶桌，桌上的茶杯都跳起來，四個持槍上刺刀的憲兵應聲開門衝到大家面前，除了劉縣長和兩個少將穩若玉山之外，在座的人無不震驚張口，瞠目結舌。劉縣長看情況不對，趕緊把兩個少將帶進另室休息，如此才解除了一場已經成形的風暴。
19日，在地方人士陳情之下，劉縣長批准「退還」給霧峰1500包，實際運到920包。28日，軍方又要來搬走「退還」的1500包，而倉庫裡只有1030包，逼得農業會還要出面向大約1000戶的農家要求每戶提供半包米糧來湊數。「光復」不到半年，台灣的餘糧已經被國軍搬到精「光」不「復」的地步了。
4月15日，熊少將由縣政府的台籍秘書盧水源陪同，到霧峰向林獻堂疏通「誤解」。隔兩天，蔡少將也由張深切和張文環作陪，要向林獻堂疏通「前嫌」。5月8日，林獻堂在省參議會上質詢省公署農林處長趙連芳，關於「徵收米糧」之後的價款問題，沒有得到答覆。6月13日，省公署秘書處長張延哲特別路過霧峰，林獻堂叫林水來乘機追問「徵收米糧」價款，張延哲只說會給錢，沒有日期，終致不了了之。
8月24日，「台灣光復致敬團」代表一行到省公署向陳儀辭行，林獻堂問如何答覆蔣介石，陳儀很爽快地回答：「好就說好，不好就說不好。」28日，在致敬團啟程前夕，劉縣長趕到台北拜訪林獻堂，說他自己曾經擔任蔣的侍從官達六年之久，拜託林獻堂在蔣的面前提他的名字。9月28日，致敬團幾經轉折回到南京，聽文官長吳鼎昌稱讚陳儀能幹，林獻堂當面批評陳儀用人不當，吳鼎昌答說：「那不能免。」
林獻堂批評陳儀用人不當
當年林獻堂六十六歲，看起來是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卻是一個飽經事故、歷盡風霜又見過大場面的硬漢，從東京的大將到南京的上將都見識過他，他哪裡會害怕「官是不小」的毛頭少將。蔡少將是誰？熊少將又是誰？蔡少將曾任福建音樂專科學校校長，是省公署交響樂團指揮兼團長、三十五歲的中國福建人蔡繼琨（1912-2004；註：說他兼任省公署或警備總司令部的少將參議，組織名單未載。） 熊少將則是警總第四處處長、三十八歲的中國江西人熊克禧（1909-）。兩個少將何「幸」得到了劉縣長的合作與護駕，又何「不幸」遭到了名滿台灣的民族運動家林獻堂的斥責與教訓。
蔡少將曾經強調「徵收米糧」除了供應國軍之外「也要給基隆、台北和高雄」，這就是這個大半生頗負盛名的音樂家，當年大膽妄為，參與詐騙竊盜的破綻！
劉縣長和蔡少將可能關係不淺，從蔡少將多次參與行動的事實，人們不難想像，劉縣長本人就是竊盜的主謀，蔡少將是合謀，熊少將是從謀。試想，沒有劉縣長，蔡少將根本不知道農倉存糧的底細，更不敢私帶人馬直驅山莊去搶劫民間財物；即使知道林獻堂是個大地主，是下手的大目標，可是，沒有劉縣長，光憑兩個少將根本無從邀請地方士紳在禮拜天到縣長家裡開會。劉縣長心存僥倖，要利用眾紳來作證並反制林獻堂，卻低估了林獻堂的膽識和他在眾紳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更沒有料到他會提起「舊帳」，「舊帳」一經提起，面具被掀開，露出強盜面目，劉縣長和兩個少將都慌了，因為沒有準備，無法圓說而惱羞成怒；沒有進入正題而場面已經鬧翻，眼看踢到鐵板，得逞無望，為了自保，劉縣長這個勒索林獻堂的妙計不得不緊急收攤。
當年要為國軍「徵收米糧」，陳儀可以直接責成各縣政府轉達各鄉鎮公所，它根本輪不到警總和交響樂團的人馬來參與交響，更不需要讓相關人員費心費神地封封放放，此官說搬，彼官說還，徒讓百姓看破手腳。顯然地，劉縣長抓到了機會，來個魚目混珠，發揮中國官僚傳統的詐騙招數，勾結走私商人和武職人員，沒有公文，全憑唬喝，全憑亮槍，靠「不怕死」作幌子，口口聲聲為國家為政府，而所做的盡是搶劫勒索的營私勾當。同（1946）年10月間，劉縣長終因連續向「國內」匯入巨款，而以「貪污」嫌疑被「閩台監察署」秘書鮑良傅趕到台中調查。12月底，劉縣長被省公署長官陳儀免職後轉任警總總司令陳儀的少將參謀。呵，這是土匪當寶？還是陳儀底下盡土匪，盡是「會做官」的土匪？「不能免」的土匪？
官員猖狂跋扈 哄騙囂張
在「二二八事變」前夕，台灣人民對政府的不滿來自許多方面，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許多「外省人」文武官員猖狂跋扈，膨風哄騙，嚇詐囂張，不講道理，競相編造藉口對台灣士紳進行勒索，脅迫不成就誣告是「漢奸」，但求對方破財消災；萬一被識破了就以「誤會」解脫。「外省人」官員的惡行，看在民眾眼裡，一傳十，十傳百。號稱進步、不曾被中國戰亂蹂躪的「淨土」台灣，突然間陷入了盜賊出沒、傳染病頻傳、民不聊生的日子，台灣人是看到了真正的、猙獰恐怖的中國面目了，也體驗到了史無前例、讓人喘不過氣來的中國時代了！人們對「外省人」貪官污吏痛絕恨深，到了不分黑白、要和所有「外省人」算帳的地步！「外省人」面相、髮型、服式不同，人們在路上看到了，都會自然地咬緊牙根，轉移視線；有心人早就預料「代誌」遲早會發生了。這也是「二二八事變」爆發之後，地方士紳都只能順應民眾的期待，馬上組織「處理委員會」，而年輕人會奮不顧身、自動自發地擁上街頭去「替天行道」踢打「外省人」的道理。
古代中國的四書五經唐詩，美極妙極了。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醜極惡極了；那是個制度破產、連年戰亂、弱肉強食、無法無天、禽獸不如的野蠻社會。真是不幸，從小背誦三字經、欣賞唐詩、不服日本、幻想中國疼愛的台灣人，輸送米糧濟養國軍，在莫須有的惡劣情況下，忍無可忍，赤手空拳反抗「土匪當家」的政府，竟然遭到國軍渡海屠殺捕殺，活著的還要四處逃難，躲躲藏藏，賄賂國軍「認罪」求生。這個中國時代，天道何在？地道何在？人道何在？面對「賊仔政府」，誰不對事變的結局張口瞠目？誰不想、誰不講台灣人正義澟然光明磊落的「二二八」？
歷史的基本法則是「後人寫前人」和「活人寫死人」，而真相則代表百姓的尊嚴。「二二八事變」的真相至今無法公諸於世，例如，當年失蹤的社會領袖依然掛名失蹤，那是因為「惡棍未死」的緣故，也是遭受踐踏的台灣人還沒翻身、還沒受到尊重的明證。（本文參考資料來源：林獻堂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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