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日兩國民間感情不斷惡化的現實已成為兩國關係新常態。曾幾何時，日本敬仰、憧憬的中國，成了部分中國學者指出日本人厭惡與恐懼的對象。對於中國學者的看法，日本一些學者雖不全同意，但也不能否認日本人看中國的眼光已從仰視變俯視。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為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形象》一書寫的序言，形容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尤其是自甲午戰爭（1894年，日本稱日清戰爭）起，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在仰視和俯視之間兩次交替，今天又出現了厭惡和恐懼，的確是國際關係中的特例，也是日本對外關係中的特例。
兩次交替論
王緝思指的兩次仰視和俯視交替時期是甲午戰爭和新中國成立。在日本研究中國和中日關係的學者之間，認為日清戰爭是日本開始蔑視中國的轉捩點也較常見，因為日清戰爭，日本24萬兵力戰勝中國63萬兵力，中國死傷3萬5000人，日本戰、病死傷1萬7058人的記錄，連日本自己也由驚訝衍生出對大清帝國的輕蔑，這是中國《漢書》記載西元前1世紀的倭國以來，近2000年雙方交往史中，日本首次對文化源頭的中國從仰視變成俯視的明顯轉捩點。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石井明說，仔細尋找依據後，可以發現其實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日本社會就有蔑視中國的痕跡。他說：日清戰爭前，約在鴉片戰爭後的明治時代印刷品中就能看到不少日本人稱清國人為清國佬，佬字就帶有輕蔑意思。當時有日本武士到上海，看到上海落後的風貌後說原來清國只不過如此，清國佬再沒有值得日本學的東西了。
石井指出，日清戰爭結果是促使已開始學西洋科技與文化的日本，奠定了蔑視中國的意識。後來日本再取得日俄戰爭勝利，更是自信心大膨脹，以至於目空世界，走上軍國主義擴張道路，直至二戰結束。
留學成果差異
另一方面，1860年至1870年期間，清朝伴隨洋務運動也開始學西方，對外派遣留學生。日本同志社大學一份研究報告指出，1872年起4年期間清朝每年選送12歲至16歲的30名少年作為公費留學生去美國，是清朝最早對外派遣留學生的記錄，當時被稱為「幼童留美」；1875年清朝又開始向歐洲派遣留學生，1876年直隸總督李鴻章送卞長勝等7名淮軍軍官去德國學軍事，甲午戰爭時北洋水師內也有留過學的軍人。
但中國真正學到的西方科技有限，北洋水師的洋炮甚至在甲午戰爭中沒打響。比較中日學生留學成果，1896年出生的已故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是日本早期研究中國的著名學者，他指出日本人留學後是把自己學到的科技帶回國實踐，乃至發揚光大；中國人則基於根深蒂固的學而優則仕意識，回國後大部分為官，甚至從未實踐過。這是中日兩國對官員和技匠的價值全然不同的概念，也導致中日學西方科技效果懸殊。
石井指出，明治時代日本已學得了西方科技和文化成果，清國人為了節省留學費用，流行留學日本，這也進一步奠定日本人對清朝、民國的人都要來學日本，生出了優越感。即使在甲午戰爭後，清朝留學日本的人數也超過兩萬人。民國依舊，孫文、蔣介石、周恩來、魯迅都留學過日本。
仰視戰勝國
王緝思在《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印象》序言中說：明治維新之後，特別是在甲午戰爭打敗中國、日俄戰爭重創俄國之後，日本轉而成為亞洲第一強國，同歐美列強平起平坐，對中國的親近感和敬畏之心永遠成為過去，輕視乃至蔑視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沙文主義甚囂塵上，直至侵略、奴役中國。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國際地位顯著提升；而其時的日本不僅經濟凋零，還不得不接受美國的軍事佔領，無權擁有正規軍隊。按理說，戰後的日本該仰視中國了。可惜的是，中國很快陷入內戰，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又長期被臺灣當局佔據。
王緝思認為「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日本社會主流的中國觀再次對中國充滿崇拜和憧憬之情，而且這次的崇拜與憧憬不同於歷史上日本人對作為日本文化源頭的中國文化長期抱有的崇拜與憧憬，而是一種對通過革命手段建立新國家的嚮往，認為新中國的道路才是日本應該走的道路」。他指出，日本意識到近代對中國所犯的罪行，所以還存在多一層反省和贖罪意識。他認為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及後來的幾年讓日本人再次對中國失望。而中日建交以後，日本更瞭解中國社會，經濟實力也遠超中國，不少日本人開始同情中國，希望能幫助中國改變落後狀況，結果是仰視又變成俯視。
石井不認為二戰後日本看中國的眼光有仰視變化，他說：在日本眼裡，美國才是戰勝國，中國並沒有戰勝日本。他也不認為二戰後日本俯視中國的原因是文革，他認為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才影響了日本人審視中國的目光。
關鍵的事件
1978年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同年起日本內閣府至今每年實施的外交輿論調查，都包含對中國的印象、感情等調查。該調查製作成圖表明確顯示，1989年日本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民意大幅下滑，相反的情緒則大幅上升。經過幾年接近的數字後，1996年沒親近感的民意首次超過有親近感的民意，最大原因是1995年起中國台海軍演導致的「台海飛彈危機」。
石井還指出中日從建交起關係就不正常，中日建交是中美改善關係的附屬品，日本是美國的反共橋頭堡；而中國寬大地與日本建交，是急於針對蘇聯這個頭號敵人的外交需要。可是中國國民不滿政府寬大，雖然當時不少經過戰爭的日本人被中國的寬大感動，重新拾起對中國崇敬和贖罪心，認為日本該用經濟援助來變相賠償中國。但沒經過戰爭的日本人並沒贖罪意識，在老一代人逐漸淡出後，現代日本社會主流是把經濟援助中國視為協助中國擺脫落後。
石井也否定王緝思指日本人不是仰視便是俯視中國，從來沒平等看待中國的論點。他說：89年天安門事件後，西方制裁中國，日本不僅最早解除制裁，而且1992年天皇訪華，當時的宮澤喜一政權提出「世界中的中日關係」設想，就是宣導兩國平等合作，後來海部俊樹政權也繼續這個設想，只是都沒成功。
交往生反感
石井對仰視變俯視的過程說：古代日中隔了個難以逾越的浩瀚大海，大部分日本人只能憑想像憧憬中國，但鴉片戰爭後越看現實的中國越看出中國落後。現代網路發達更容易瞭解中國，過去我訂閱《人民日報》要等運到，現在網路上隨時看；現代日中交往也廣泛和密切，於是摩擦也就增加了，這不可避免，甚至很正常。現代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可能是純碎合作友好，都要有利自己國家利益，有互利最好，但對立或許才正常，外交是怎麼去化解對立。
部分中國學者指出，曾經敬仰、憧憬中國的日本人現在厭惡與恐懼中國。日本一些學者雖然不全贊同中國學者的看法，但也不能否認甲午戰爭後日本人看中國確有從仰視變成俯視的結果，而且近代的俯視似乎隨著與中國交往越深、接觸越多，越趨深刻與固定。
北京大學出版社去年出版的王秀麗、梁雲祥所著《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印象》一書中說，「自近代日本推行西化政策以來，中國文化對日本民眾的吸引力大大下降，日本民眾對中國文化的喜愛程度也遠遠低於西方歐美文化。」
對此，為該書撰寫序言的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這樣寫道，我們可以把產生這一缺憾的原因歸結於日本媒體對中國的偏見，因為絕大多數日本公眾都只能從本國媒體的報導中瞭解中國，而中國媒體由於種種原因很難進入日本社會。但是更令人遺憾的是，日本人普遍認為他們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認同度更高。超過半數的日本民眾都認為他們贊同仁、義、禮、孝這些價值觀，……遠高於他們眼中的中國人對這些價值觀的認同。也就是說，日本民眾認為中國人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認同度是很低的。
王緝思在序言裡也提到日本研究中國的著名學者、早稻田大學教授天兒慧說，「包括早稻田大學天兒慧教授對他的幾位中國學生缺乏誠信的評論，都令人痛心」 。
對王緝思的序言，天兒慧說：這本中國書的書名比我的日文書《中國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怎樣與中國交往）在中國譯成中文版的書名《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印象》多了「印象」兩個字，我不記得曾接受過王秀麗或梁雲祥採訪，我估計他們是引用我書中的記述。
設瞭解障礙
天兒慧在他的日文書中，記述了多個令他俯視中國人的案例。該書第一章標題就是「相互理解的難-我的體驗」。在第一節「訊息壁、政治壁」中，他講述了這麼個故事：1975年約20名首批中國學生來到日本留學東京大學，他們都是當時的工農兵大學生。天兒慧當時已開始研究中國，本著有機會想理解中國人、學習中國的願望，天兒慧想加深與中國留學生們的交往，就請中國留學生一起吃飯或喝茶，但無論怎麼邀請都遭拒絕。多年以後天兒慧與其中幾人已成了朋友，有一次他問，「你們當時是覺得我是資產階級分子，所以警惕我吧？」對方曖昧地笑了，但沒否定。
天兒慧說：事實上他們看來完全被中國駐日大使館控制，禁止個人與日本人接觸。
天兒慧表示，二戰後，在普通交流完全被閉鎖和極為有限的單方面訊息中，（中國人）沒有客觀理解日本人的可能，日本人也極難取得中國訊息。現在說來難以令人置信，1970年代日本通常把中國的文革視為值得肯定、輝煌成果。
在「向既得權益執著」一節中，天兒慧說了這樣的故事：1986年至1988年，天兒慧在日本駐中國使館工作，基於外務省中國課有聘請中國年輕研究人員訪日學術交流的機會，天兒慧推薦了幾個人選，包括著書時任黨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滬甯、任海南社科院常務副院長的遲福林、天安門事件後流亡海外的嚴家其等，但這些人所在的國務院屬下機構製造繁瑣手續百般刁難，目的不是為了讓兒子，便是讓自己部下頂替，天兒慧眼見期限將過，氣得另尋人選時，這些機構內部傳出消息說，「他們已給你貼上危險人物、間諜的標籤」。
人格受質疑
令天兒慧鄙視的也不止是中國的方針和衙門機構裡的貪欲，在「兩股膏藥性的人際關係方法」一節中，他又說了這樣的故事：1988年天兒慧結束在北京的工作，回沖繩琉球大學大學院任教。此前他剛好出了本書，這時有個留學沖繩國際大學的中國女生來訪，說讀了他的書很感動，希望他收作研究生。當時琉球大學大學院考試已結束，但基於這位中國學生的熱忱，天兒慧找了校方商量，最終作為「第二次募集」給了這位中國女生入學機會。誰知這位女生其實同時報考了其它大學並獲得入取，於是遠走高飛。剩下進退尷尬的天兒慧才明白這個女生說感動等等的話全是謊言。
天兒慧自責自己爛好人，幾年後在東京又遭遇一次同樣難堪。天兒慧在書中寫道，「從這裡可以看出兩股膏藥的問題。千保石等的調查研究也展示得很明確『兩股膏藥』指兩面派、兩張舌頭，（中國人裡）兩人中就有一個或更多，……有社會的原因，人們不做兩股膏藥就不能生存，……嚴峻的生存競爭中，生存下來的中國人事實上常有第二好策略、第三好策略、第二壞策略在手中翻弄。」
作為研究中國數十年的天兒慧並非靠日本媒體來瞭解中國，而是體會，但越瞭解、越深交，感慨越多、教訓越多。天兒慧的體驗其實也不獨到，研究中國的日本人，幾乎人人都遭遇過中國人謊言矇騙、不守信用、忘恩負義、兩面三刀等經歷，只是說不說、寫不寫的分別而已。
研究中國的日本人一般還是通過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認識的中國人，並非街頭流痞。十多年前一名上海著名大學的退休教授委託日本人教授朋友替他的侄女疏通進學管道，這位平時學究型的中國教授面不改容地說，他的侄女考日本一橋大學成績不大好，希望能找人疏通入學。聽了這話的日本教授瞠目結舌，最終什麼也沒答，只是從此便沒與這位中國教授再來往。
天安門事件
最近，少數日本傳媒也報導了中國出版《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印象》這本書，但整體來看日本主流社會不關心日本人什麼時候、為什麼看中國從仰視到俯視的變化。東京大學教授石井明說，這恐怕是個沒人研究過的題目。
天兒慧說：這個很難說，但至少二戰後日本人對中國印象變壞，天安門事件是個關鍵的轉捩點。中日建交到天安門事件前，基本上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是好的。當然反華的人從來很多，可是就算有教科書等等歷史糾紛，一般民眾對中國印象還是好的。可是天安門事件讓日本人真的想，這是什麼國家呢、原來中國就是這樣的。
後來1992年中國核子試驗增加了日本人的惡感，但隨後天皇訪華，關係又有所改善。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發展了，可是經濟崛起的中國並沒感謝日本援助和協助，包括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反而恩將仇報地在聯合國打壓日本。伴隨軍事崛起，中國更在東中國海威脅日本，南中國海的行動也加深了日本人對中國的不信任感、加深了對中國的惡劣印象。
中日關係肯定搞不好、中國人很麻煩的觀念在日本已相當固定。石井明也指出，有些惡劣印象並非來自於日中糾紛，例如中國毒食品，讓日本人覺得「中國人原來是這樣」，是有輕蔑感。
近年中日民間交往增加，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印象不光來自傳媒報導，更多的概念是通過身邊的中國人行為確認。在日本居住的中國人、以技術研修生名義到日本打工的中國人、留學生、訪日的中國遊客，可能誰都不曾想過自己的一舉一動與民族和國家形象有關聯。但事實上，在日本，每個中國人的行為都影響著目睹的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王緝思認為「絕大多數日本公眾都只能從本國媒體的報導中瞭解中國」的概念，至少過時了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