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主張台灣獨立的人，總不能不談「台灣主體性」。然何謂台灣主體性呢？其由來與身世為何？此往往因論述者的政治立場或歷史悲情而予以過度的美化或醜化。
某些主張海洋立國的台獨派，喜歡將現時台灣的歷史上接南島語系的人類大遷徙，說台灣是南島民族之故鄉，後來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及明朝鄭成功都曾大力發展海上貿易，故台灣自古以來便是海洋民族云云。
依語言人類學之研究，台灣固然有極高之可能性是南島民族由大陸向太平洋散佈的原鄉，然台灣現時的歷史與新石器時代的歷史間，有著巨大的斷裂及不連續性，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又何能視而不見呢？
這和西方早先某些學者把法國南部拉斯柯(Lascaux)洞穴裡精美的新石器時代壁畫，引用作為西方美術之源頭，供奉為希臘藝術之遠祖云云，豈不是一樣的荒謬？
此外，有亟於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抱的「高級外省人」之流，往往從情緒上即否定了台灣主體性之存在。這種民族主義論調之荒謬，我們就毋庸多加解釋了。
過猶不及。極端的態度足以引領情緒，卻無助於認識事實。
日治時代以前
在歷史上，台灣自古以來便「不是一個國家」。因此，我們不可能在百年之前的台灣去尋什麼「國家認同」或「台灣主體性」。（這與二次大戰結束前同為日本殖民地的韓國不同。韓國在被日本殖民之前，可算得上是一個文明古國，其國家認同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
世居台灣的原住民，各自結社而散居於平地或山區，或和睦相處，或互相攻伐，並無以台灣為一「主體」之觀念。
荷蘭、西班牙、鄭氏王朝在台灣的經營，均偏處一隅，實質上並未一統全境。這些公司或政權各自另有所圖，台灣無非是他們貿易所用之港埠或暫時棲身之地，對台灣主體性之發生並無重要性可言。
自十七、十八世紀歐洲航海家所繪製的海圖來看，有的把台灣畫成一個島，有的畫成兩個島，還有畫成三個島的。這是因為台灣西部河流出海口十分廣闊，自航行中的船舶觀察，分不清楚是河口還是海灣，所以在繪製地圖時就出現謬誤。
由此可知，台灣的地理環境具有高度的區隔性。
台灣中有高達三千公尺以上之中央山脈，分隔東西；河流自中央山脈發源向東西流入海中，台灣西部有濁水溪、高屏溪、淡水河、大甲溪、曾文溪、大肚溪、大安溪等大小河川東西向的切割平地，形成台灣南北交通的天然障礙。
清朝時，若要從艋舺（台北萬華）到安平（台南），走陸路可是要跋山涉水，曠日廢時；遠不如搭船出海繞一圈來的快速。在這種情形下，住在艋舺的人和住在安平的人，可會形成「我們都是台灣人」這種共識？
清領時期的台灣，交通、生活的客觀情況大致如此。彼時吾島之民認同的是祖籍，我是泉州人、你是漳州人、他是客家人、那些是番仔。彼此間為了討生活而爭地盤，嚴重械鬥亦時有所聞。
近至清末，臺灣省首任巡撫劉銘傳興建台北城時，除東西南北四個城門外，又加設小南門一座。有一說即謂當地泉、漳人士水火不容，由同一個城門進出，易滋事端，故再設一門，以供分別出入。此說不論是否為真，然有此一說，即足以說明在清朝時，台灣仍未出現什麼同島一命的「台灣主體性」這回事。
清日甲午戰爭結束後，台灣割讓給日本。當時的台灣最高長官唐景崧先生成立了一個「台灣民主國」，然而，這個短命的民主國實際上只是高級官員及少數仕紳的一場遊戲一場夢，史料斑斑可考，於茲不贅了。此國之不國，當然也對「台灣主體性」的出現沒有什麼影響。
日治時期
我認為「台灣主體性」之萌芽，乃在於日治時期。
在物理上，日本人興建了縱貫鐵路，並在各地推行具有一致性的現代化建設。從此台灣南北可朝發而夕至，成為「一日生活圈」。人群有了交流，「我們是同一群」的主體性觀念，才有發生的可能。
在心理上，日本人對台灣實行殖民統治，用軍國的威權將島上之人分為兩群，一曰殖民者日本人；一曰被殖民者台灣人。原本島上的泉、漳、客家各色人等，在此權力結構下同時變成了受壓迫次等公民。這種不公平的結構使得台灣人與日本人形成了「己群」與「他群」的關係。日本人視台灣人是「非我族類」，台灣人視日本人也是「非我族頪」，而台灣人內部的泉、漳、客家人卻因此而形成了「我們都是台灣人」的認知。
雖然在二次大戰末期，日本帝國需要殖民地人民參戰，在台灣推行了「皇民化運動」，希望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然而彼時的大日本帝國已經是強弩之末，自身難保，遑論其他了。
是以在日治時期，「台灣主體性」隱然已經出現，然而，此一主體性實在是為了一個對抗殖民者的觀念而存在。因此，彼時之「台灣之主體性」，主要是用來與日本區隔，而不是與中國區隔。
老蔣時期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中國大陸上對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完全失敗，挾帶大量的軍民轉進（流亡）到台灣。這個事件對「台灣主體性」發生了絕對性的影響。
在物理上，老蔣以其軍事力量使台灣成為一個實際上完全獨立的地方。台灣既不屬於戰敗的日本，也不屬於戰勝的美國或盟國，更不屬於在中國內戰中獲得勝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的歷史上，一九四九年是台灣真正在客觀環境上獨立的一年。
日治時期，有錢的台灣人尚可自由在台灣、日本、中國之間交通旅遊，如連雅堂先生因發表「鴉片有益論」而不見容於台灣社會時，便舉家遷往中國居住。而老蔣來了之後，中國頓成「匪區」，台灣與中國本土之間的聯繫管道完全斷絕。在這種邊界條件下，隔絕的台灣人與中國人一定會慢慢產生「己群與他群」的認同歧異，「台灣主體性」的演化，將會從台灣與日本區隔，再走向台灣與中國區隔，此豈非不卜而知？
因此，老蔣雖然是個百分之一千的大統派，但如果完全排除當事人的主觀意志，只站在純然客觀的立場，老蔣簡直就是台灣獨立建國的國父了。
此外，老蔣在台灣的內政上，採取了高壓、歧視性的威權恐怖統治，二二八事件以降的白色恐佈，屠殺本省菁英人士之多，毋庸多論（當然，也有很多外省籍的被害人，不過因應本文討論之主題，此部分暫略不談）。因此，台灣人在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之後，想要擁抱祖國中國的同時，卻遭到了相當無情的打擊；台灣人在認同上的徬徨，只要讀一讀吳濁流先生的名著《亞細亞的孤兒》，當可知一二。
然生命總會自己找到出路，徬徨過後，有些台灣本省人開始對日本殖民者產生一種「鄉愁」；另一些，則痛苦的體驗到台灣人生於此世，無所依恃，只有自己靠自己了。這種自己靠自己的認知，也就是「台灣主體性」由客觀存在到主觀認知的轉捩點。
所以，若說台灣主體性乃至於台灣獨立意識，最早是發生在台灣本省人的身上，是大致不錯的。
小蔣時代
老蔣逝後，父死子繼。蔣經國改其父之軍事獨裁為開明獨裁，並且在依附歐美集團之同時，不得不引進了民主的口號，也不得不實施地方選舉。
而只要民主大門一開，本土化必然興起，因為民主必依憑此地之民眾，此地之民眾透過民主程序逐漸取得權力之後，整個政權必然要走向本土化，此乃大勢之所趨，吾人以後見之明觀之，自屬瞭然！
於此同時，世界局勢也在變化中。美、蘇二大集團冷戰方殷，而中、蘇之間則因共產主義教條信仰問題產生齟齬，美國總統尼克森、卡特為了聯中制蘇，非常想要把台灣推上談判桌，把台灣賣給中共，以換取中國與美國合作。此觀諸美國當時智庫裡的大咖布里辛斯基的相關著作，以及國務卿季辛吉當年的所作所為，當可為明證。
而小蔣畢竟是在共產黨、國民黨的大風大浪裡混出來的人，他深知美國要把他賣了。所以他籠絡美國的國會（以及最支持老蔣的時代雜誌發行人魯斯），在台灣悍然推行「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台灣與中國之間繼續禁止通郵、通航以及一切往來，違令者就變成匪諜。蔣經國以堅決乃至蠻橫的態度及相當暴力的手段，把台灣封閉起來，不坐上由周恩來與季辛吉安排的談判桌。事後證明此一舉措對於台灣的生存、台灣主體性的演化，乃至於台灣獨立都產生了莫大的助力。
由時間尺度來看，小蔣繼承老蔣與中國斷絕往來的政策，使得一九四九年由中國來台灣的那一群外省人都變成了老人。而外省第二代在長大的過程中，除了課本上的「偽知識」外，根本連中國長成什麼樣子都沒見過。因此外省人在教育上無根的認同，慢慢地被生活中的現實認同給軟化，甚至給取代了！
此外，兩蔣父子在台灣的威權統治，也形塑了一個「國民黨的對面團體」。相較於國民黨的威權、獨裁、不義、封閉、落後；國民黨的對立面則代表了自由、民主、公義、開放、進步。這些價值與民族主義無關，也比民族主義重要。因此，不論是本省、客家、外省，只要是有良心的人，都聚集到國民黨的對立面結合在一起。
這裡面，有大統派也有大獨派，有左派也有右派。但為了對抗不公不義的國民黨，這些人都變成了同志。雖然，在初步爭取到台灣的自由、民主之後，有些人就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了。
這個過程是意義重大的。因為除了國族認同之外，在台灣的本省人及外省人發現他們同樣認同一種東西，叫做「自由、民主」。並且在長達十數年的示威、抗議、乃至於議會路線中，讓這種認同更超越了國族認同，成為「台灣主體性」極為重大且珍貴的養份。乃至於到了今天，我們在說台灣主體性，在說台灣獨立時，都不能離開自由、民主的論述基礎。
隨著時日推移，開明獨裁的小蔣以開放政權的方式來維繫蔣家在台灣的統治基礎。由量變而生質變，到小蔣臨終之時，自言：「我也是台灣人。」，當是台灣主體性已近完全確立的最佳註腳。
後兩蔣時代
趨勢是一種長期的力量，表相的混亂、擺盪，都不足以影響歷史的趨勢。我認為在小蔣時代末期，台灣主體性已經成為一種歷史的趨勢，歷史的長河或許會泛流，但終歸會回到這一個河道上面來。
小蔣之後的李登輝，是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在主觀意識上冀求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領導人。他的上台，也給了「台灣主體性」第一次情緒上的宣洩，彼時民心有一種「台灣人出頭天」的歡欣（相較於外省人的失落感），連當時的民進黨主席黃信介都說出了「總統英明」這種話。
李登輝時代，也是「台灣獨立」從浪漫的革命情懷，轉變成為庶民的政治口號的時代。一個理想的世俗化（庸俗化），其實也代表一個概念由菁英而普及的過程。
此時兩岸交流伊始，鐵幕初開的落後中國再加上中國共產黨野蠻的態度（如千島湖事件），讓台灣人與中國人在情緒上更加的區分「己群」及「他群」。
簡言之，李登輝時代，促使台灣主體性從客觀存在變成了普遍性的主觀認知。
此後，陳水扁在二千年的勝選，用民主程序讓中國國民黨失去政權，正式切斷了台灣政府自國共內戰以來一直延續的「交戰團體」的想像。陳水扁公開且強烈的台獨表徵，大概是台灣主體性在情緒上最高峰的一刻吧！
後來，陳水扁用不道德的政治手法，把台灣主體性和他個人及政權綁在一起，在台灣興起了好一陣子高呼「愛台灣」就一切免責的荒謬流行。這對台灣當然是一種很大的傷害，至今猶未能痊癒。但另一方面，這種極端的舉動也壓迫了國民黨不斷的表態他們也很「愛台灣」，並同時指責民進黨不可以壟斷「愛台灣」的權力。以至於「愛台灣」變成了一種政治正確的口號。
任何的政治口號都令人厭惡。但這件事的影響就是在政治上、在媒體上、乃至於在日常生活上，不論立場為何，幾乎沒有人敢說他不愛台灣。日積月累的口語流傳，對台灣主體性在民主政治及庶民觀念上的確立，又豈能說沒有影響？
陳水扁領導的民進黨在政治上因貪污無能而失敗後，馬英九的國民黨重新執政了。這當然是個「比陳水扁更親中」的政府，但由馬英九總統上台之初，戒慎恐懼的一再聲明台灣利益優先云云，也證明了台灣民心之向背。
馬英九在連任總統之後，開始出現許多親中的行為與政策。甚至企圖在教育、法令及公務體系中重新回到一個偉大中國的想像。然而，他或他那一輩的意識型態者越是努力，民意調查中主張台灣獨立或維持現狀但不與中國統一的比例，就越是攀上歷史新高。
這可視為一種防衛性的民意反應，因為主政者有與中國統一的想像，所以中間民意反彈到另一邊去了。由此，更可推論台灣主體性早已經在歷史上達到了完成的階段。
後記
這不是一篇學術文章，觀點有所侷限，論證也不全面。主要的目的是想簡要說明「台灣主體性」並不是一件源遠流長的事情，他形成的歷史非常短，在史家的視野中只能算是個BABY。
這是事實，我們應該有認清事實的道德勇氣。
「台灣主體性」在確立之後，我想許多人並不滿意「台灣主體性」只是個BABY，他們想要幫「台灣主體性」找出悠久的歷史，來定義台灣是個多麼獨特、多麼不同於中國的地方。
因此要把台灣定位為「海洋國家」，定位為「南島語系」，並把原住民拉來當台灣人的祖宗，此可觀諸平埔族研究在解嚴前後過猶不足之推論。
然而，以「想像的共同體」這個概念，去形塑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詮釋，而把這個當作理想去推動，是可以的。但把這些東西當作事實來證明，則是荒謬的。
如果台灣是個海洋國家，如果台灣的歷史是以南島語系原住民為源頭，那也是「台灣主體性」出現之後，我們去追求的價值。或可稱之為「後台灣主體性」之價值追求。
換言之，這些論述具有的是「未來性」，而不是「過去性」。台灣主體性之出現與形成，和新石器時代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強調這些「史料」的價值，用來加強台灣自古就不屬於中國的論述，難以成立。就好像那些腦袋壞掉的歷史學者，硬要把三國東吳的浮海求「夷洲」指為台灣，用以證明或暗示台灣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云云，一樣的荒謬可笑。
有些「去中國化」的論述或舉措，也是同樣思考脈絡下的謬誤。
談台灣之歷史，包括身為台灣人之我們，其文化之傳承大部分來自古老中國，這是非常顯而易見的事情，因為文化最大的成分就是語言。如果認知「台灣主體性」之BABY特質，便應知「去中國化」其實並不是修正事實，而是價值選擇。
此外，在國民黨威權破滅之後，對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現代化建設之貢獻加以公平的評價，並正視日本殖民政策對台灣歷史的不論是好是壞的影響，固然是再正確不過的作法。
然而，如果因為反國民黨或者反中國的情緒反彈，而對日本殖民者產生好感，對於台灣主體性的完整反而是一種倒退。著有《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台獨大老史明曾說過：「如果對日本殖民統治還留下鄉愁，台灣獨立原則上是不可能的。台灣人有必要先從否定日本帝國主義姿態開始，建立明確的歷史意識。」
其實，不論要統、要獨、要維持現狀，我們都會發現所有的台灣人在思考這個問題時，都是以台灣為出發點（那些高級外省人除外）。認為統一對台灣比較好，所以支持統一（並不是為了解救大陸同胞）；認為獨立對台灣比較好，所以支持獨立；認為維持現狀對台灣比較好，所以支持維持現狀。每個人思考的高度與廣度或許不同，但深層的認知與認同則具有相當的一致性，這已經說明了「台灣主體性」堅固的存在。
「台灣主體性」雖然是個BABY，但如果認知一個概念在歷史上的發生有多麼不容易，就不該輕乎或不滿足於她只是個BABY的事實。面對一個BABY，我們當做的事情，並不是努力去證明這個BABY是個老頭兒，而是努力使這個BABY長大、強壯。
就坦白承認我們是個BABY，坦白承認我們的文化傳承主要是來自古老中國，坦白承認我們就是日本的一個殖民地，深受殖民的影響。就坦白承認我們的過去和那些文明古國比起來，也許並不悠久、並不精采、並不特別。在這種坦白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創造深刻的台灣價值。
這樣的台灣價值，才是對於我們台灣人奠基於自由、民主、人權以及過往歷史上的台灣主體性的最佳防衛。
最後，容我節錄韓國學者金容沃在《韓國心．台灣情》這本書中的一段話來作為結尾：
「台灣人必須覺悟的課題是，台灣的主體性問題不是引發和中國武力衝突的問題，反而要讓中國健全地發展成大國，成為促進世界和平的21世紀世界史的極大關鍵。那是台灣人對世界史的使命。
我在此所指的「台灣人」不分本省人與外省人。現在我們必須從那無關緊要的意識型態或來源意識中脫離。在台灣生活的大多數外省人，第一代已離開人世或早已台灣化了。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就已經取得了台灣主體性。台灣越是形成自主的文化，反而越能建設人類豐富的未來，也更能進一步開拓中華文明的可能性。台灣絕不是中國的過去或現在，只會成為未來。台灣是中華文明未來的可能性，也是中國這個文明的展望。
那麼要如何追求台灣主體性？絕不能光靠排斥中國文明或是對台灣原住民海洋文化的一味追求來達成。必須對台灣本身的歷史有深入的洞察，以及對目前生活在台灣的大多數人的文化有整體性的吸收。也就是說，必須以人為本位的角度去發掘人的所有可能性。
擅搞政治鬥爭的人只繫念於自身理念的獨善，而能實現其理念本質的華嚴關係樣相總是黑暗的。政治性目的，經常無法綜合掌握為實現其價值的有機關係網的整體狀況。因此不論韓國或台灣，主張改革的人總是不成熟的。其實看起來不成熟的本身，也是他們的誠摯與魅力，不過大眾卻不能容忍這種不成熟太久。但我們也不能因而原諒反動性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