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不僅是中國人的慘案和噩夢，也是人類世界著名的血案和悲劇。每年的這一天，世界民主國家通過不同方式祭奠「八九•六四」事件。2021年6月5日，日本人權財團也舉辦了「日本東京紀念八九天安門事件32周年網絡會議」，會議由日本人權活動家，日本人權財團理事北井大輔主持。會議邀請了美國的八九學運著名學生領袖王丹，中國民運著名理論家、《北京之春》名譽主編胡平，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民主中國陣線秘書長、《歐洲之聲》主編潘永忠，澳大利亞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鐘錦江等嘉賓演講。
32年以來，北井大輔積極籌辦和參與歷年來日本的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一系列活動，參與香港、維吾爾、西藏、南蒙古、法輪功等人權及難民的後援工作。自2006年以來，他積極參與了全球支援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歷次會議，2009年參與並成為爭取「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活動的中堅人物。
牧野聖修：檔案解密「六四」事件後日政府助紂為虐
日本人權財團理事長，前日本眾議院議員、日本前法務副大臣、日本前經濟產業副大臣牧野聖修作了主旨演講，他首先對參加會議人員的表示感謝。
他表示：最近幾日，全世界各地，都在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目前中國國內的人權問題很嚴峻，在香港和澳門，已經不允許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了。去年日本外務省解密的30多年前的外交檔案顯示，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和中國共產黨聯手，為了日中經濟發展和日中友好關係，放棄了支持中國民主化，實際上是日本暗中幫助中國共產黨。我看完解密文件之後，現在回顧歷史，感到非常羞愧。
中國國內，維吾爾、西藏、南蒙古、香港和臺灣的許多人都在遭受著來自中國共產黨的人權壓迫。因此，今後日本必須更加認真地負起責任致力於中國的民主化。我作為一名日本的政治家，在此呼籲全世界有信仰的各位，團結一致，共同組建一個對付中國共產黨的包圍圈，用新的理念及新的運作方法，為中國的民主自由而奮鬥，與中國共產黨作鬥爭。
大崎雄二：回顧「六四」天安門廣場所見所聞
日本法政大學教授大崎雄二做主題演講，當年他是日本NHK電視臺的北京特派員，作為最後兩名NHK在場記者，「六四」天安門事件時，他曾與學生一起撤出廣場，見證了這段歷史。他曾實時採訪過王丹，1989年6月3日最後一次見到王丹，今天通過視頻再次見到了王丹先生。
大崎雄二在演講中詳細介紹了當時日本政府的外交文件，並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詳述了「六四」天安門事件。
日本法政大學教授大崎雄二。圖／田牧提供
王丹：民主國家要組團抗拒專制獨裁中國
王丹演講指出： 2020年12月，日本的外務省公布了一份外交檔案。這份檔案披露了當時日本政府對中國的綏靖政策，包括反對制裁、包括推動解除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制裁等等。作為當年的「八九民運」的參與者，他感到非常地震驚和十分地遺憾。
王丹表示：日本政府當時採取綏靖政策，尚且有理解的地方。但是，「如果現在的日本政府，還延續這樣的綏靖政策，還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抱有一定的幻想，那就是不可思議，不可原諒的了。」因為我們都知道，今天的中國跟80年代、甚至跟「六四」之後的1990年代的江澤民時期都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習近平掌權之後的中國，註定會走向擴張的道路，而且這個擴張不可能是和平的擴張。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國的發展，其實主要靠兩根支柱，一根叫做「經濟增長」，另一根叫做「民族主義」。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的逐步下滑，就得依靠唯一剩下的「民族主義」支柱來支撐了。這就是中國現在開始向全世界挑釁、進行戰狼外交的根本原因。
日本是世界大國，如果只把關心的重點放在經濟上面，而不重視民主、多元、人權這樣的價值觀，不重視這些理念的話，這是一個丟臉的事情。
王丹向日本政府喊話：日本應「強化民主國家形象，加強對台灣這個東亞民主燈塔的保護，加強跟印度、包括澳大利亞等亞太地區民主國家的合作與對話，希望日本能夠成為維護整個東亞民主的領頭的力量，這才是日本該有的一個形象。」
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圖／田牧提供
胡平：「中國模式」本質就是少數人占據人民公共資產
胡平演講道：「六四」32周年，似乎已經很遙遠，似乎與今天的世界已不相干了。事實恰好相反，「六四」和今天很貼近，「六四」屠殺的惡果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彰顯。
「六四」被血腥鎮壓後，中國民主轉型被攔腰中斷，世界上出現了名叫「中國模式」的怪胎，經濟的發展非但沒有促進政治的自由民主，反倒強化了中共的一黨專制事實。使得崛起的中共政權對普世價值更蔑視、更敵視，並進而對世界和平更具威脅性。
他指出：「六四」後，中國民意遭到嚴厲打壓，因此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國的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碼的公共參與和民意監督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變成了赤裸裸地權貴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員在改革的名義下，肆無忌憚地把屬全體人民的公共資產，變成了自己的私產。
胡平揭露道：中共以革命的名義把全體平民的私產變成了所謂全體人民的公產。現在，它欲以改革的名義把屬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他們自己的私產。先是以革命的名義搶劫，後是改革的名義分贓。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在70年的時間裡全做了，天下沒有比這個更無恥、更惡劣的事情了。
胡平希望：世界應了解和認識「中國模式」的本質，「大力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和中國人民一道早日結束中共的一黨專制」。
中國民運著名理論家、《北京之春》名譽主編胡平。圖／田牧提供
廖天琪：中日兩國人民的恩怨心結尚未解開
廖天琪指出：日本外務省去年的解密外交文檔，讓人們看到中日兩國政府可以踩過人民屍體，罔顧正義和真相，直接進行政治和經濟的交易。在某種程度上，鄧小平六四後鼓動中國人「往前（錢）看」的策略是成功的。中國現在成為世界的經濟強國，用金錢賄賂、威逼其他國家的政客，以達到它稱霸世界的目的。日本是緊鄰，現在它也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這難道不是當年貴國跟屠城政府秘密簽約，對六四悲劇閉目不視，只顧利益的後果嗎？
中日兩國近代的關係是令人心痛的。日本的現代化遠遠早於滿清政府，但是現代化也催生了日本軍國主義，中日之間的戰爭從19世紀末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葉，跟二戰同時告終，台灣也曾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下渡過了50年。為此，兩國人民之間的恩怨和心結始終解不開，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日本戰後的政府夾在大陸中共和台灣國民黨政府之間，左右為難；二，日本對自己以往的侵略性歷史也沒有進行足夠的反思，這就給中共政權提供了口實，經常煽動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來反日。
當然，日本近代化進程中，很早就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學文明，這對當時落後的清王朝有著很大的衝擊。有志青年紛紛到日本留學，通過日本，接觸到歐美的進步思想。辛亥革命沒有日本的影響不會那麼快成功。
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以來，也有大量中國青年到日本留學，特別是六四屠殺之後，很多人來到日本，他們在這個文化相近、氣質相似的國家能夠安居樂業，受到日本社會的友善接納，令人感激。日僑們在溝通兩國文化，增進中日人民的友誼方面做出了貢獻。
日本民間對於中共的暴政看得很清楚，有惡鄰如此，怎麼能不心驚？日本的民主人士，像牧野聖修這樣有遠見和正義感的政治家，多年來一直支持中國的海外民運，日本民間也有很強的一股正義力量，他們始終站在道德的高度，聲援中國的民主運動。我藉今日紀念六四的機會，向日本的友人同道致敬、致謝。我們攜手並進，讓自由民主和人權成為亞洲和世界的主旋律。
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圖／田牧提供
鐘錦江：堅持抗爭是我們海外民運唯一的道路
鐘錦江表示：中國民聯作為海外的第一個民運組織，在這幾十年來，一直和同道、同仁一起戰鬥在反抗專制、爭取民主的前線。在「六四」期間，中國民聯也發揮過積極地作用。「八九民運」雖然失敗了，但他的精神永存。
32年來，我們每年「六四」都和同道一起組織紀念活動。首先，我們要懷緬懷先烈；第二點，通過紀念活動，表達我們反抗專制的決心。還有，就是每年紀念「六四」，也能激勵我們堅持戰鬥下去。
「六四」之後，中國並未像我們預計的那麽快地走向自由民主，這裏面有中國自己的原因，也有國際上對中共存有一絲幻想，西方的新綏靖政策助長了中共後面的崛起。
今天我們民運以自己的力量恐怕難以抵抗中共。但是，只要我們堅持下來，加上現在的國際形勢對我們非常有利，只要我們堅持下來，就能夠看到勝利的那一天。
澳大利亞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鐘錦江。圖／田牧提供
潘永忠：中國民運事業需要國際友誼與俠氣
首先感謝牧野聖修先生的邀請！也問候一直堅持中國民運工作的日本朋友：王進忠、北井大輔等。我與牧野聖修相遇相識相知，一晃已十五、六年了，交織主題是中國民運。借此機會，說兩點：
一、有牧野聖修先生，是中國民運的幸事。
2006年的柏林會議，我們為了共同促進與推動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而走到一起，攜手建立了「民主論壇」。牧野先生以他政治家的國際影響力，被推選為「民主論壇」董事會副主席，15年來我們始終在一起。我們推動中國民主化的足跡，留在了布魯塞爾的歐盟大廈、在斯特拉斯堡的歐洲理事會，遍布在東京、美國、多倫多、瑞典、臺灣等地。儘管中國的民主之路坎坷而艱難，但我深信，只要我們與天下民主朋友共同堅持、堅守，中國的憲政民主運動一定會成功！
二、中國民運需要國際朋友，憑藉的是理念、友情和義氣。
民運事業講究「投入產出」，但民運人投入的是堅定的信念，真誠的友情，剛正之氣。我知道日本人也講「六分俠氣、三分熱忱」的擇友之道。我們有共同的理念、熱情和俠氣，所以走到一起來了，走過了漫長的歲月。牧野先生不僅是我們的前輩，也是我們民主事業的老師，更是國際民主運動共同體的朋友。
在推動與促進中國憲政民主的征程上，我們需要得到普天之下民主朋友的支持，中國古語道：奉長者為師，與賢人為友。牧野聖修先生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民運永遠的良師與益友！
民主中國陣線秘書長、《歐洲之聲》主編潘永忠。圖／田牧提供
王進忠總結發言：日本朝野不會忘記「六四」
王進忠總結道：感謝大崎先生、牧野先生，長年來對中國民運的理解和支持！外務省公布的這些文件，讓我們了解到日本政府對當時中國政府的態度，對此表示遺憾。作為這場運動參與者的我，在此要對當時日本民間組織和老百姓對我們的支持表達謝意！
日本前參議院議長江田五月先生，日本前眾議院議長土井多賀子先生等，曾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支持天安門廣場學生，保護在日留學生。
4年前，我在採訪日本眾議院自民黨眾議員長尾敬時，他表示：「我們日本和日本人意識到，這痛苦的記憶，不應該再次發生。我們日本關注中國人權狀況。」
天安門事件30周年時，前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現日本首相)發表的針對「六四」的講話：「動用軍隊導致沖突，出現了許多人喪生的悲慘局面，這確實令人遺憾。」菅義偉還表示：「自由、尊重基本人權和法治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價值，在中國也必須保證這些價值，而且我們一貫地直接向中國政府傳達這一信息。我們也對中國的人權狀況表示關切，將繼續與國際社會密切合作，並強烈鼓勵中國方面這樣做。」
昨天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表述了同樣的上述內容。
當今疫情蔓延，我們在日本只能用這種形式紀念，香港每年維園的紀念活動已被迫終止。台灣總統蔡英文及副總統賴清德發表「六四」談話時說：「我們不會忘記在天安門廣場前為爭自由而犧牲的年輕朋友，我們將持續深化民主與全球民主陣營堅定地站在一起。」
王進忠呼籲：我們希望，日本作為亞洲最大的民主國家，能夠更多地關注香港、維吾爾、西藏、南蒙古等地的人權，支持中國的民主化。
左起:北京大輔、王進忠、董鵬。圖／田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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