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到促轉會閱覽資料，終於證實我年輕時代，正是威權體制、黨國老大哥，專案監看的「偏激分子」、「激進台獨論者」、「狂熱的台灣民族論者」，在電腦桌前閱讀那些被列為「機密」的資訊，我沒有憂怨哀怒的負面情緒，反而鬆了一口氣。心中浮現的最大疑問：我是沒有政治野心、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黨國老大哥有必要耗費這般龐大資源，對我進行偵看監察嗎？
其實，那些資料的撰寫者和蒐報者，都屬於「外行看熱鬧」的層級，並未登堂入室，認知的是「不是我的我」。例如，他們說我原本是溫和論者，後因受台灣文藝派的李喬、宋澤萊等影響，以及與陳永興、李筱峰、鄭南榕等交往密切，轉變為激進台獨論者，相信對我了解較深的親友，必然不敢苟同。
陪楊逵喝酒被警告
大學讀的是中興大學中文系，但有段時間，我卻常跑到東海大學大門對面的東海花園，陪隱居在那裡的楊逵老先生喝酒聊天，就因此事，我在學校遭遇系教官的嚴厲警告，只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促轉會主委楊翠和妹妹，也常出現，只是她們都很內向、害羞，印象中我與她們連一句話都未說過。
美麗島事件前後，我恰巧下部隊服預官役，但那時我在部隊中卻橫受政戰系統長官惡整，起因是被貼上「分歧分子」標籤的王拓、鍾肇政先後寫信給我，我連信的內容都沒看到，就被「特別對待」了，後來，我被發配邊疆，在高雄橋頭國小後的一個空降旅營區，擔任大門口警衛排排長，由於駐地離左營很近，因而休假時，我就跑到勝利路葉石濤家中聊天。當時，部隊有配給舊樂園的香煙，公賣局在市面上發行的是新樂園，葉老這個老煙槍，覺得舊樂園才夠味，他遂賦予我幫他蒐集舊樂園的任務。某日，我在部隊又拿到一條舊樂園，知曉葉老很「哈」，沒等到休假日，我穿著軍服就趕到葉老家。在那裡「巧遇」了高雄黑派老大余登發之子余瑞言，跟在他身邊有一位文藝青年，對我很好奇，將我全身研究透透，還抄了兵籍號碼。他們離開後，葉老相當激動問我：「那是抓扒仔，你為何要給他抄兵籍號碼？你闖禍了！」
楊逵與東海花園。圖／擷自楊逵臉書
訪葉石濤無端惹禍
我內心想，不過是送一條煙給葉老，會闖什麼禍？孰料，傍晚我回到營區，我的傳令兵立即上前告知我，有師部的人，開一部吉普車在旅長辦公室等我。我愣了兩、三分鐘，當然只能走著瞧了！
旅部政戰官陪我到九曲堂的師部，接受政戰長官的「官話訓斥」約一個多小時，幸好操原住民口音的旅政戰官幫我說了一些轉圜的好話，我才倖免於難，而回程中，旅政戰官還吐露秘辛表示，美麗島事件當晚，他就在高雄市現場。他是「政戰特遣隊」成員，奉派到現場乘機激化群眾情緒，以供高層做其他安排的「輔助」。他最後還神預言說，未來我回台北，不論做何「工作」，必然會受到「特別對待」，他更善意傳授我與國安單位和情治人員互動過程「保護自己」的一些小伎倆。
我退役後第一個工作，是小說家陳恆嘉介紹我到前民進黨主席姚嘉文太太周清玉辦的《關懷雜誌》，當時我第一天上班，周清玉助理找我一起吃中飯「迎新」，孰料，飯菜上來我剛吃兩口，就出現一位不速之客，語氣還算客氣，他自我介紹：「我是警總張上校，希望交個朋友，以後常喝咖啡聊天！」那餐飯就這樣變得索然無味，筷子沉動得讓我拿不起來。
從法務部調查局幹員簽報的公文中，我發現他們是從我到台灣時報跑黨政新聞時開始建立專案偵看監控，但他們搞錯了時間順序，因為我是在「關懷」時期與陳永興熟稔，「關懷」停刊，陳永興接辦「台灣文藝」，總編輯是李喬，我擔任執行編輯，處理日常事務，「台灣文藝」租用李筱峯的家當辦公室，我因而與李筱峯有密切互動。
「台灣文藝」從陳永興手中轉出，他介紹我到康寧祥辦的八十年代系列「暖流」擔任編輯，離開八十年代後，我就轉往台灣時報跑黨政新聞，也是那段時期，我與鄭南榕有了互動。
與鄭南榕互動頻繁
從前述的人生經歷，揣測我因接觸「台灣文藝」派，因而從溫和派蛻變為激進台獨論者的說法，實在是倒果為因。再者，那時，台中宋澤萊、王世勛、利錦祥主導的「台灣新文化」，我雖掛名編輯委員，卻從未參與進去。那時，自由時代的一些雜務，已讓我焦頭爛額，根本無暇分身。
我是直接對鄭南榕負責，三不五時跟他共同討論《自由時代》的大戰略。例如，《自由時代》申請了十幾張發行執照，就是我的初試啼聲之作。當時，鄭南榕問我：為何老康要申請《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等執照，而不是專心發展《八十年代》就好？老康他們當時對內透露，這是國民黨內大佬級人士的建議，如此可以應付警總和國民黨文工會的打壓、查抄，鄭南榕聽後，沉思了兩、三秒，他說：「那我可以準備十幾、廿張發行執照，來跟他耗，玩死他們！」
另外，我還建議雜誌要報導一些衝突性、時效性的內幕和新聞，同時，要招收一些記者加入，一方面培訓可用之材，一方面擴大打擊面。「但法令規定，雜誌只能設編輯，不能有記者，公家單位也不承認雜誌社記者？」通訊社可以發記者證，立法院、中央部會等都承認這些記者，可以搞個通訊社，或找現成的通訊社「靠行」。「我們硬要設記者，他們也管不了吧？」鄭南榕果然有另類思考。
1988年1月13日，是台灣政治發展史的嶄新開端，我與鄭南榕的互動，也邁入嶄新里程。那天，正統歷史記載強人蔣介石的接班人蔣經國猝逝，但迄今沒人敢百分百肯定，蔣經國死亡的時間點。
日本傳來蔣經國死亡訊息
1月14日上午八、九點左右，我在家中接到一通來自日本的國際電話，一位過去在黨外街頭運動中認識的日本小記者，他已請調回日本國內服務，他嚴肅地說：「前一天深夜，北京國際媒體圈子傳出蔣經國猝逝的消息，許多大通訊社駐北京特派員，一早就搭機飛香港，再從香港申請到台灣採訪，我們北京特派也出發了，預計下午三、四點可到台北，但他對台北人生地不熟，希望屆時能給予必要協助，拜託！」
我出門轉了一大圈，完全找不到頭緒，更嗅不出「國殤」的氣氛，中午左右，我搭車到民權東路的自由時代雜誌辦公室，鄭南榕看到我相當詫異，因為一般我們都是傍晚在他辦公室碰面，交換政治情報。「今天，怎麼這麼早就出門？」「有天大的政治新聞，傍晚要幫日本記者帶路，所以先來這裡！」我將蔣經國猝烶的消息告訴他。「怎麼可能？」「台灣媒體對這樣的新聞會如何處理？他們敢報導嗎？」當然不敢，官方沒有證實前，誰也不敢冒大不韙進行報導。
我們討論了十幾分鐘，一直得不到明確的結論，鄭南榕突然拍桌站起來：「如果大家不敢報導，我就出版號外，現在雜誌社立即全體動員，讓那些菜鳥記者開始打電話，詢問這個消息的真實性，他們沒給答案，我們就把各單位電話打爆！」
殺伐果斷、不按牌理出牌的鄭南榕，究竟如何折騰？我完全不知曉，但那天下午三、四時間，總統府卻無預警發佈了新聞稿，公開證實蔣經國已於前一晚猝逝，並依法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云云。
此事件過後，鄭南榕就對我提出相當不合理的要求，他竟然要我每天都去找他報到，且風雨無阻，某次節日，鄭南榕帶我回家吃飯，剛好碰到葉菊蘭在家裡，她還笑著對我說：「你們倆個臭男生，究竟在搞什麼？竹梅也說你去找南榕時，他會把竹梅趕出總編輯辦公室，只剩你們倆在裡面吱吱喳喳！」我只好趕緊聲明表示：「我沒有性向問題，也不喜歡男生，請放一百個心！」「我怎麼放心，鄭南榕跟你在一起的時間，都比跟我相處的時間多！」鄭南榕有時忙昏頭，幾天不回家是常事。
我與鄭南榕互動過程中，最值得書寫記錄的是，他很想刊印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並爭取獨家刊印權利。他透過政治受難者黃華與史明連絡，幾經折衝，史明一直未置可否，剛好我有機會隨許榮淑主導的海外民主參訪團前往東京，鄭南榕也讓我直接透過國際電話連繫，史明除了肯定我是「有心人」外，只答應到東京與他深談後，再決定是否授權鄭南榕獨家刊印發行。史明特別強調，任何人助印，幫他傳播理念，他都樂觀其成！
到了東京，原本約好黃華要引領我去與史明會面，但臨時黃華又通知我到旅館房間等候，他表示翌日一大早就有人會敲我的房門，帶我去找史明。翌日一大早，來敲門的是我在《八十年代》任職時的熟人吳密察，我就跟他搭車、轉車到武藏野市，見到的卻是伊藤潔教授（劉明修，著有李登輝傳、鄧小平傳等日文暢銷書），他私下透露，他是台獨聯盟日本總本部宣傳部長。「不是要帶我去找史明嗎？」而對我的疑問，吳密察說他與史明無關，除了伊藤潔，他稍後還要帶我去與台獨聯盟日本總本部主席黃昭堂教授碰面。我當場傻眼，但也無可奈何！「獨台與台獨，字都一樣，只是順序顛倒而已，應該沒有大差別！」吳密察幽默調侃道。
密訪史明陰錯陽差
就這樣擺了個大烏龍，我的「使命」也泡了湯，此事的插曲是，我離開旅館後不久，又有人敲門，跟我同房的媒體記者，也「將計就計」被引領去與史明會面，只是他們只是相互打哈哈，牛頭總是對不上馬嘴，但那位記者判斷事涉敏感，因而延後兩日返台，吊詭的是他回到桃園機場，立即被請到特別的房間內，進行「特殊處理」，行李幾乎被惡搞到極致，最後查不到任何「違禁品」，才不了了之，當事人事後對此也不敢太聲張。
後來，前立委盧修一知曉此曲折過程，他痛罵我二、三十分鐘，他強調：「你真是青瞑牛毋驚槍！還好有貴人適時出現，不然，你很可能就會身陷囹圄，被製造成政治犯，你的人生也會有驚天動地變化！」
1989年4月7日，是我個人揮之不去的夢魘，我曾經有很多年，走不出內心的陰霾，也不敢記起那天究竟發生什麼事。一直到去年，我跌倒脊椎受傷，導致下半身癱瘓，躺在病床時，偶然看到民視「台灣演義」重播鄭南榕那把火的事件時，我全身忍不住顫抖不已，且淚流滿面，當時在一旁陪病照顧我的太太，驚嚇連連，而許多不堪回首的記憶，終於解封，我也有了勇氣再度去面對！
作者回憶曾有機會隨許榮淑主導的海外民主參訪團，前往東京拜訪前輩史明。示意圖／蘇振明攝影提供
鄭南榕自焚晴天霹靂
4月7日過中午，是鄭南榕要求我前去報到的約定時間，一大早，我先跟隨家人到新北市汐止區橫科山上掃墓，近中午，我提前下山，準備換衣服、吃飯後就出門，孰料，上車習慣性打開收音機，就聽到了晴天霹靂的消息，猝然感到腦內「轟！」一大聲，就呆在車上，無法移動。一直呆坐了一、二小時，我雖然恢復行動力，但腦海卻一片空白，這場景事後還一再出現午夜夢迴中，千真萬確的「惡夢連連」！
其實，從3月底開始，就有蠻多情治單位的人士，前來拜訪我，尤其是任職法務部調查局的國中、大學同學，他們都善意勸告我：「在清明節長假中，不要去找鄭南榕。」從他們遮遮掩掩的談話中，我發現氣氛的肅殺和詭譎。我跟鄭南榕交換意見過程，他表示確實接到當局要採取嚴厲行動的訊息，他因而嚴正要求我先避鋒鏑，我們遂約定4月7日中午過後碰面，再磋商《自由時代》後續的大戰略。
除了法務部調查局的「清源專案」外，還有何國安單位對我進行佈建偵看？促轉會人員說，目前只有找到這些，還有許多資料，由於主管單位不同，所以尚未調過來。我自己的印象中，確實還有其他單位，如警備總部等。
1986年底，許信良主導的闖關行動引爆「桃園機場事件」後，我因緣際會轉往《自立晚報》工作，接手處理了幾波許信良闖關活動新聞，立即就有警總人士找上門「勾勾纏」，對我造成相當程度的困擾，但也只能強顏歡笑以對。
來找我的是警總的張上校，他已有一大段時間沒出現，但我一到自立晚報，寫了許信良動態報導，他就立即出現在濟南路報社門口堵我，他一貫以強硬和強勢的姿態，要我每天向他報告許信良的動態，我則忽悠表示，報紙印出來就可以看到消息，我一大早上班要處理新聞稿件，沒空打電話云云，他說辦公室離此很近，他會當作晨間散步常跑來拜訪。
其實，我是真的不知許信良的行動計劃，他的幕僚事先要了報社的專線電話，有行動就會抽空打來告知他們想要對外透露的東西，我再撰寫成新聞刊佈出去。同時，他們打的是受話方付費的國際電話，當時我一個月薪水是二萬多，但電話費一個月高達十多萬，報社財務部門一度對我有所質疑，後來報社採訪主任、總編輯等長官都出面幫我背書，就不了了之。關鍵在於許信良的新聞有市場價值，平常晚報銷售量在五萬份上下，有許信良動態新聞，可暴衝到八萬至十萬份。
回首前塵，實在不堪記憶，但如今已如過眼雲煙，我也放下和放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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