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許世楷認為，鄭南榕重要的歷史意義就在一九八八年的新國家運動，便是認定台灣必須成立一個新的國家，也就是推動台灣獨立。
鄭南榕當時曾跟許世楷聯絡，要在新國家運動最後一站：台北，拿許世楷草擬的台灣共和國草案作為這個運動階段性的結束。而且鄭南榕還在《自由時代》登了這篇草案，清楚表明台灣要獨立，必須要有一部專為台灣國的新憲法。
但當時的言論自由有一條紅線，不得談到台灣獨立。鄭南榕憑著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信念，堅持這是原則，並藉此衝破不得談台灣獨立的國民黨政權限制，衝破這條紅色封鎖線。這對台灣言論自由，尤其是對台灣獨立的自由，貢獻卓著。
啟蒙的台灣青年
我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到日本去讀書。日本一九六〇年代就開始有學生運動，因為反對日美安保（條約），號召包圍國會，我也去特地跟朋友去看。就在那裡，我深刻感覺到台日的不同。那時在台灣還有戒嚴令，大家都不敢講政治，連在聚會中，如果有人拿了照相機出來要照相，都要很注意你跟誰在同一張照片裡，假如之後誰思想行動有問題，你可能會被牽連。或者去讀書會，你就算只是在簽到簿上簽一個名，沒有寫什麼大逆不道的言論，但若這個讀書會發生什麼事情，也難脫被逮捕的命運。當時就算只是名片也不敢亂發，不像現在，能發出去愈多愈好。
我去了日本以後，照相大家可以一起照，不用擔心多餘的事，名片也可以互相交換，還有會議簽到，也不用擔心什麼，和台灣的肅殺氛圍完全不一樣。在東京山手線有一個地方叫代代木，當時這個地方有日本共產黨的本部，建築物上面就有紅旗在飄。第一次看到簡直不可置信，根本就是在台灣不能想像的事情。
日本的這種空氣、聲音，到人們的想法、做法，跟當時的台灣很不一樣，特別是言論自由。那時會想：我能到日本留學，是得到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當然不能浪費，要想怎麼樣回饋社會。我是台灣人，當然我應該回饋自己的故鄉。就找了一些同好談，努力發想要怎麼樣幫台灣，幫我們的故鄉。接著，就在一九六〇年的二月，創立了「台灣青年社」，開始發行《台灣青年》雜誌。第一本就是〈二二八特集〉。
關於二二八，台灣當時不能寫，日本反倒是很多資料，畢竟當時因為這個事件逃到國外去的人也很多，我們也透過美國的圖書館入手一些資料。起先我們也沒有特別想要藉此做什麼，就是至少要把二二八這種沒有名字、沒有自由與尊嚴的現況寫出來，想嘗試著像日本那樣，大家可以在自由與尊嚴的前提下生活。而為了做這個，大家也沒有意識到，後來竟然會因此三十幾年不能回到台灣。
當時的氣氛有多糟呢？我舉個例子，剛開始收到我們辦的這份雜誌，很多人不敢直接用手翻閱，怕留下指紋變成日後定罪的證據，甚至用夾子夾著放到垃圾桶裡面。慢慢地，求知慾望升高，到日本留學的大學生，也覺得自己家鄉跟日本和別的國家一比，自由度實在差太多，所以也漸漸加入我們的行列。
想像中的國家
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們就深深感覺到，做一家雜誌社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所以就決定改為一個政治團體，從「台灣青年社」改名為「台灣青年會」。從學生團體慢慢發展到整個社會，也開始募款。當時日本台僑數目相當龐大，比美國台僑還多，我們主要就是對這些台僑募款。這當中也有一些知識分子，除了募款以外，我們也向他們鼓吹台灣獨立，還在雜誌上寫專文討論台灣的政治、農業、教育、文化等許多與台灣相關的主題。
我們的企圖心不只是在日本，一開始這個組織和雜誌讀者是日本留學生最多，美國留學生後來居上，所以我們雜誌的內容也有所變化，起先是全日文，後來是一頁日文一頁中文，後來又變成中英文雙語，而且這本雜誌可以寄到全球所有有台灣人的地方。而台灣青年會後來又再發展成「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之後美國、加拿大、歐洲、日本，還有台灣幾個地方的有志之士，聯合起來在一九七〇年成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但在這過程中，每一次人家都會問你：「你們說台灣要獨立，怎麼獨立？是要怎麼樣的國家？」
所以我在一九七〇年代就開始寫憲法草案。當時我們聯盟每個禮拜開一次會，在開會前我們會用一個鐘頭，專門討論那一週我寫的新進度。就這樣在大家的同心協力下，一九七五年我完成了這部憲法草案。
衝破言論自由的封鎖線
在我擔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世界本部的主席期間，鄭南榕推動新國家運動之前，有次到日本東京來找我，就住在我家，兩人談台灣獨立的事情。後來他要到洛杉磯，恰好我也要到美國去看我女兒，並且在張燦鍙紐約的住處，召開台灣獨立聯盟的會議，鄭南榕就一起來參加。
後來我先離開回到日本，鄭南榕從張燦鍙處拿到我撰寫的憲法草案影本。他回到台灣後，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說下個月要把我那份憲法草案刊在他的雜誌上。
我問他，你會不會有危險？這個東西你印出來，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壓力，當時言論自由的紅線是不能討論台獨，碰到這條紅線一定被抓。所以我問：「你真的可以嗎？」他說沒有問題，他一定要刊登出來。
但那是一九七五年寫的，到他當時打電話給我，已經有將近十年的時間了。我正在修改，大概修改了三分之二，我跟鄭南榕說，你可不可以再等兩、三個禮拜？他說不行，當時雜誌需要排版，他說最好當天晚上給。我就把已經修改好的馬上傳真給他，剩下還沒改好的，隔天早上傳給他。整個晚上沒有睡徹夜修改，就為了趕上當期雜誌出刊。
為新國家運動找法理基礎
台灣是事實上的獨立國家，不是在法理上的。台灣有領土，有人民，有可以處理內外事務的政府；而且事實上，外國人要來台灣，也要經過我們的簽證、遵守我們的法律，所以從客觀條件來講，台灣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我們還缺乏一個主觀的條件：我們需要別人承認我們的獨立。
問題是，我們是台灣，你還在說你是中華民國，說我們領土涵蓋蒙古？事實上我們只有台灣。假如要承認台灣這個國家，就要先承認這一點。但目前不是這樣，一九七二年後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手上，是沒有中華民國的。世界上很多國家並不曉得有中華民國的存在。談到中華民國，都會以為是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想到台灣。世界的認知是混亂的，台灣人自己的也是。
所以我們說正名，最大的意義就在這裡：世界的認知不會混亂，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
鄭南榕當年的新國家運動，其實就是一場獨立運動，但因為當時的言論自由限制，所以他用新國家運動的名稱代替獨立這個敏感的詞，但他所說的新國家，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在那場運動之後，其他獨立運動也開始應運而生。這是很重要的，過去不是沒有獨立運動，但從不敢公開，新國家運動算是公開的獨立運動，意義相當重大。加上這個運動裡，鄭南榕特別把憲法草案拉出來，讓外界更相信這個獨立運動不只是說說而已。我們有一部憲法草案，是認真要討論的，大家都可以讀過這個憲法草案，然後自問，要不要這種國家？這草案哪裡好、哪裡不好，都可以表達意見、共同參與。
從一九六〇年代當學生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幹部，這個運動對我來講，沒有什麼回頭的餘地，因為這就是對的事情，我會繼續做下去。
許世楷
《台灣新憲法草案》執筆人。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曾任台北駐日本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主席。早年從事海外台獨運動，而遭中國國民黨政府列為黑名單，禁止返台長達三十三年。
本文轉自《這裡不是一條船》（逗點文創結社）
本文僅授權民報刊登，請勿轉載
線上購書：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07548
或至鄭南榕基金會小額捐款$290，即獲一本《這裡不是一條船》（不含郵資）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