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總統民選、凍省修憲和宋楚瑜辭職待命
1. 總統民選（1996）
1994年底學長陳希煌教授轉告我：李登輝師決定參加第一次總統民選的選戰，由於李老師一點權力都沒有，希望所有學生認清他處境艱難，一定要無私無我地支持他。
1995年春節伊始，我開始勤訪基層，在彰化、雲林、和南投交界各鄉鎮拜訪支持台灣民主化改革的地方賢達。
7月初，由於六年國建讓國債累積與財政赤字的問題日益嚴重，李總統急於瞭解其原因與因應對策，而要我於最短期限內提出研究報告供其參考。我從結構性因素、政商勾結、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1989〜1994）、地方財政困難、及社會福利支出等說明其原因，並提出改進之道。在三個星期之內，不眠不休完成「財政赤字之成因及改進之道」，於7月31日交卷。李總統閱後十分滿意。要求再就「當前經濟問題與因應之道」撰稿一篇供參考。李總統要我寫此二篇文稿，顯示總統選戰已經揭開序幕。
不久，在10月中旬，我應邀參加麥朝成先生擔任召集人的財經小組，與簡濟民、蕭峰雄、陳文郎共五人，就財經應興應革之諸種問題共同研討供李總統做為財經政見的一部份。我們每週聚會一次，廣泛討論財政收支、金融證券、外匯貿易、股市房市諸種問題與政策。
1996年1月18日，我提出「整頓財政的施政藍圖」，對財政收支與地方財政的興革臚列十一點政見供李總統參考。其中一點提及兩稅合一的租稅改革，很快獲得李總統的迴響，於1月21日的公開演講中予以述及。營業事業所得稅與綜合所得稅是否合一課徵產、官、學界爭論不休。我在提出藍圖之前曾經反覆思考，多方收集文獻參考。在提到財經小組討論時，陳文郎力主應該大膽提出，不必猶疑不決。他的鼓勵，壯大了我的膽量，不但將之提出，而且，開始充分準備各種資料，包括利用總體模型估測減稅後的經濟效果，以應付政策辯論，俾能駁倒反對聲浪。
李總統公開宣稱要進行兩稅合一改革時，甚獲工商界人士熱烈回應。但是，財政部長林振國及總統競選總部財經大老徐立德，都持保留態度。這個所得稅制改革對財政官僚與某些學者來說，是很難接受的。大部分反對的理由是，將會減少稅收增加赤字，加重稅務會計負擔，圖利工商界等。我都一一為文辯駁。
除了參加每週小組討論外，每逢假日我就南下，不斷地與基層民眾地方耆宿接觸，傳達「只要李總統得票率超過百分之五十，即將大刀闊斧改革」的訊息。所以，基層反應相當熱烈。開票結果李總統得票率約在百分之五十四。
但是，1996年5月，內閣仍在連戰連任的情形下完全沒有改革的氣氛。李老師本來要邀請李遠哲先生出任行政院長，但遭李元簇、蔣彥士與宋楚瑜等人的堅決反對。李元簇還在總統辦公室對李總統拍桌，強烈表示反對李遠哲出任行政院長之意，讓李總統十分灰心。
不敢依靠李登輝情結，大膽推翻蔣家權貴桌子的李總統，未能堅持內閣全面改組的改革路線，在這一回合的權力鬥爭中，就這樣敗下陣來。在往後的四年任期中，只能任由蔣彥士等人主導政局，自己卻用心於研讀易經，學習算命風鑑之學去了。不但讓中南部的基層民眾非常失望，而且埋下爾後省長宋楚瑜辭職待命與反對精省修憲抗爭的亂局。
蔣孝武於1991年7月猝死以後，大權落在宋楚瑜身上。宋楚瑜先生當然不希望在李登輝之後，台灣人又出現一個國際級的政治新星李遠哲。在確定連戰將以副總統身份兼行政院長後，我曾經有機會擔任行政官僚，但是，我放棄了。
1996年4月28日大清早，我就與台大水牛高爾夫球隊到大屯球場去打十八洞。打完球正在吃飯的時候，連戰與徐立德先生也打完球到餐廳來。因為徐先生擔任財政廳長時，我曾經去協助他解決地方財政困難的問題，他有兩次要提拔我的意思。第一次因我考慮年紀尚輕，需要進修為由婉拒，第二次則因李厚高先生的作梗而未達成徐先生的願望。由此看來，徐先生待我應屬不錯，我乃趨前向徐先生請安。他很高興地拉著我的手去見連戰，對他說：「蔡教授很了不起，今天早上經濟日報有一篇他的大作，題目是「郝內閣與連內閣財政營運之比較分析」，裡邊盛讚您在主持行政院三年來的財政績效，優於郝柏村先生呢」！連戰馬上就站起來熱烈與我握手，並問我在那裡任職等。徐先生隨即跟我說：我早告訴你，你是一個行政管理人才，埋沒在中央研究院太可惜，怎麼不找機會到行政界歷練求發展？我答以：「這要有人提拔啊」！他很爽快地說：「內閣改組在即，你回去準備一份履歷、自傳，我來幫你推荐」！
徐先生的盛情令我感動。但是，我正在修改的總體模型又不能驟然中斷。猶疑不決間，4月29日與黃輝珍等人有一飯局，我乃向輝珍兄請教。他說：「你的恩師李登輝總統應該會為你有所安排，請勿急於一時」。於是，我乃以研究工作正忙為由，婉拒徐立德先生的好意。
由於沒有實權的李總統無法在人事佈局上有新的改革氣象，在1996下半年與1997上半年發生許多大案，如白曉燕綁架撕票案、口蹄疫流行案、宋楚瑜辭省長職案等，弄得全國烏煙瘴氣，很多民眾不瞭解內情，怪罪李總統而走上街頭…。我乃寫了兩封信給李總統，這兩封信從未公開過，有一次黃宗樂與林松源到我研究室來時，才給他們參閱，黃宗樂教授閱後說：這兩封信將來應該放在台灣共和國的歷史文獻裡，以饗讀者。
1957至2018年之臺灣省政府大樓，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興辦公區中興新村活化專案辦公室。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2. 凍省修憲（1997）
1981年4月17日在一次「當前財政問題研討會」裡，我撰稿「均權主義與財政收支劃分」一篇，在會中宣讀。在口頭報告時，我就大聲疾呼唯有將省政府虛級化形同福建省政府一樣，變成一部電腦儲存中央與地方間的往來公文，才能降低財政負擔，提高各縣市財政稅收與財政地位。
1990〜1992兩三年間，為反對「一省多市」與「多省多市」的主張，我在強人已死的情形下大放厥詞，公開主張省級虛化，俾改善地方財政、提高行政效率。1995年中各校的公共行政學者漸漸接受我的主張。
1996年，省級虛化就浮到國民黨檯面上的決策核心。11月16日，國民黨舉辦「政府層級再造學術研討會」，我應邀發表〈廢省、省級虛化與鄉鎮自治〉一文。與會政治學者群起反對凍省的決策；荒謬地主張應該廢掉鄉鎮市級！很明顯地，這些學者一方面在為宋楚瑜省長護航，不希望省虛級化後，宋楚瑜喪失行政資源；另一方面，還是意識型態作祟，誤以為省虛級化後，台灣就走台獨路線了。
在這個階段，宋楚瑜並不完全反對省政府虛級化或凍省。據省政府的官員 （興大公共行政專班學生） 對我說，宋省長在8、9、10，連續三個月的省動員月會中，一再強調凍省在即，各位同仁應該在心理上有所準備云云。就積極鼓吹凍省的我而言，也與宋省長同一個立場，希望節省政府經費，提高行政效率。
沒想到在1996年底連戰連任行政院長一事，大法官會議有「雖不違憲，但不合憲」的結論，以至於惹出李宋為凍省修憲對決，甚至分道揚鑣的結局！
1996年12月10日，李總統單獨召見立法委員蕭萬長先生，希望他稍事準備，在1997年3月負責改組內閣。不幸的是，蕭先生並未低調行事，而向一位好朋友田弘茂教授透露此一訊息，田教授隨即於12月16日將此訊息轉達給宋楚瑜先生。這對盤算凍省後即出任行政院長一職的宋先生的確是一個晴天霹靂！
12月31日宋省長即宣稱「辭職待命」，理由是：「凍省」這麼重大的決策，他身為省長竟然事先都不知道！煞時全國譁然，很多人都怪罪李登輝總統凍省決策對不起宋省長，都沒讓宋省長參與決策會議！
宋省長擔任國民黨中常委，怎麼會不知道中常會早已討論凍省多次？他辭職待命的理由，其實是「要任命蕭萬長擔任行政院長這麼重大的決策，為什麼我事先都不知道？」。
這個話當然是衝著有虛名無實權的李登輝總統而來。我感受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境。早在1991年左右，我就覺得李宋情同父子是宋的宣傳用語。李登輝要走民主改革之路，宋楚瑜與蔣家外省權貴在改革過程中將逐步喪失特權與既得利益。遲早此一利害衝突會面臨白熱化階段。尤其宋楚瑜在蔣孝武死後，政治實權在握，一手掌握黨與媒體，黨又掌控軍情警特與政治運作，使李登輝令不出總統府，李主席令不出中央黨部。所有黨、政、軍、特的人事案，更不用想李登輝總統能插得上手。李總統的忍耐與毅力由此可見一斑。
回憶早些年，李老師曾兩次交代，「不可以跟黨外（後來的民進黨）走得太近，以免將來派不上用場」。1993年，國民黨陸工會主任出缺，李老師要指派國安會顧問曾永賢出任。我立即接到通知: 「請準備進府補曾顧問在國安會的職缺」。這當然是李老師要給我歷練的機會。結果，等了很久，都沒有下文。正在納悶時，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發布人事令，排除曾永賢，任命一位退休的將軍，接掌國民黨陸工會主任。我進總統府工作學習的機會就這樣泡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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