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發生震撼咱台灣社會的在捷運車上殘酷凶殺案，兇手就讀東海大學環工系二年級。事件發生之後，有人將矛頭轉向東海大學，並且開始品頭論足地討論大學高等教育等等問題。但令人相當感動的是，東海大學並沒有因此像兇手過去所讀過的學校那樣，盡可能地撇清與兇手之間的關係，相反的，他們在五月22日發出一封給全校教職員和學生的公開信，信中他們沒有用推諉的方式說該生已經被「二一」，這學期結束就準備要離校，也沒有指三道四地說鄭捷這個學生如何，他們說：「我們多麼不希望此事發生，但若這是必然，我們願意是發生在我們所深愛的東海。因為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承擔，我們是一所有教育理想與力量的大學，來自願意彼此相愛的你和我，來自與東海同在的上帝，從六十年前生根，直到如今與永遠。」他們也在信中呼籲全校的教職員和師生「都開始「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聊一句」，他可能是你缺課多次的學生、翹課很久的室友、不太往來的同學、或只是一個悶悶不樂的臉龐，走出自己的城堡，給彼此一個開始的機會吧！」希望用這種方式使大家可以彼此互相「可以成為每一位東海人身邊的天使，除了可以預防遺憾，更能讓這個校園充滿了彼此的關係」，來補足他們過去為了這個兇手學生所做的輔導之不足。
東海大學是一所由基督教創辦的學校，當此案件發生之後，學校開放「路斯易」教堂讓學生進去祈禱，希望藉此能使校園多出一分寧靜，期盼能因此多少安撫學生受創的心靈。我們也知道這是需要一段時間，但學校所做的努力確實是令人感動。
很多人特別有一些政論名嘴，在電視台上大肆評論學校教育的失敗，有的評論說這所基督教所創辦的學校，竟然教不出有耶穌榜樣的學生等等，類似這樣的言詞除了讓人感到難過與無奈外，也讓我想起了一件事，那是發生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事件。
該事件對全世界的影響，造成損傷之大是無法估算的，因為有很多家庭為此破碎，有人因此無法想像要怎樣活下去而自殺，而自殺的情形在韓國最多。但沒有人怪罪美國研發給金融業者去販賣這種衍生物品的專家，大家都是在發現爆發了銀行倒債弊端之後，才警覺到這是多麼嚴重的錯誤，還逼得美國政府必須採取比戰爭還嚴厲的金融管控措施，以嚇阻事件持續惡化下去。而能夠造成全世界金融體系混亂到幾乎崩盤，以及很多國家人民陷入困境的，成員大多是出自美國名校畢業的高材生，其中尤以哈佛為最，可是卻並沒有人會譴責說哈佛是怎麼教的？老師是在幹甚麼的？也沒有人會去問這些玩弄金融高手過去在哈佛讀書的情景，也沒有人去追問他們在高中、中小學時代和其他同學互動的狀況，更不會有人去討論這些人的家庭生活情景。相反的，大家還是一樣都會想盡辦法要進入哈佛去讀書。
但咱台灣這裡可不是這樣，從鄭捷上過的小學、中學，直到大學一再追，想要追出到底問題出在哪裡？或是哪個環節出了狀況？就更不用說社會上許多責怪兇手的父母了！很少人會捫心自問是否自己也在無形中、沒有意識中也參與了這項殘忍的凶案？
我想起1998年發生陳進興事件，當他挾持南非武官全家時，台視記者戴忠仁電話連線問他，若是他有機會重來，他要怎樣做？陳進興回答說：「我要努力讀書，不會被編入後段班！」這句話對我們身為父母的應該是一點也不陌生吧。
台北弘道國中就曾經發生過有一位國二學生，要升上國三時，因為成績差0.5分而被編入後段班，難過到隔天就拒絕再去學校上課，他說會被同班同學笑，無論母親怎麼勸都無效。母親只好去學校找校長說項，而校長說他也沒辦法改變，他有升學績效的壓力，若不如此，可能就會被撤換。母親又去找當時的市議員陳水扁和謝長廷，他們兩人也表示愛莫能助。最後這個母親身上裹著白布寫著抗議學校這種分前後段班的教育政策，然後去坐在當時的市議會門口（位於監察院對面）表示抗議。又在當時三份重要報紙的頭版刊登一則「給全國後段班的父母的公開信」之廣告，內容大略是說：前段班的孩子都到國外去為別的國家打拼，只有我們後段班的孩子是留在這裡為咱國家奮鬥。我們不要自卑……等等。
鄭捷固然做了不該做的事，而我們這樣一路「追討」他所讀過的學校，追到他的家，還逼問他的父母為甚麼晚到「頭七」才出來道歉，甚至更荒謬的是連曾擔任過省議員、立法委員，目前是台北城市科技大學董事長的鄭逢時先生都無端地被牽扯進來，說是遠親，這很像中國早期帝皇時代，非要誅連九族才肯罷休，這樣對嗎？如果我們的社會是這個樣子，我們距離民主社會的指標還有一段功課要學習，路還很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