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病，曾被冠上「20世紀黑色病」的封號，但這個定義其實早已失效。在21世紀的今天，關於愛滋的真相已漸漸浮現：它不是「同志病」、它不再是「絕症」、它不該被定為「犯罪」、它甚至有希望可以「完全阻絕傳染」，前題是，先根除社會的「歧見」。
今天(12月1日)是「世界愛滋病日」，回顧2016這一年，從國防大學愛滋生遭退學、衛福部與國防部互摃，到婚姻平權竟惹來一則對愛滋病恐懼造謠的「假廣告事件」，再再顯示，關於愛滋，在台灣仍存在許多基本上的誤解。
一、愛滋是男同志散播的疾病？
愛滋病早期於特定族群間流行，許多人誤認愛滋病僅會發生在男性身上。事實上，根據疾病管制局2016年10月底的最新統計報告顯示，台灣的愛滋感染者總數達34,060人（含本國籍與外國籍），本國籍男性感染者佔94.14%，女性感染者則佔5.86%；其中，一般家庭主婦的「家管」有269人；經母子垂直感染的愛滋寶寶，歷年累計個案數已有33人。
數據證明，一個人是否會感染愛滋，與個人性別、性傾向、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宗教、政黨等等都無關；與是否發生可能感染行為才有關。但台灣至今不能跳出愛滋歧視的深坑，並根深蒂固認為「男性間性行為」是錯誤的。
今天，愛滋藥物研發及台灣就醫保障，愛滋早已不等同「等死」，目前醫界與愛滋工作的民間團體，致力於讓愛滋感染者可以健康生活、持續貢獻社會與成就自己。不再愛滋作為攻擊同志或任何一個族群的武器。
二、女生染愛滋就是「濫交」？
台灣露德協會愛滋政策理事楊惠中表示，當女性對於自我的身體有所覺察，進一步想要自我保護時，常需要面對台灣社會的壓力。因為整個社會要求女人對於「性」的保守美德，無形中箝制了女性對於自我身體的掌控與及時照護，女性愛滋感染者往往被賦予「濫交」、「放蕩」、「不檢點」的負面印象。
楊惠中認為，縱使現在政府大力推廣孕婦的產前篩檢及愛滋的「免費匿名篩檢」服務，但如果只強調與訴求「維護女性健康」、「減少國家財政負擔」，女性就算勇敢前往篩檢，仍無法擺脫各種懷疑的眼神與疑問，不友善的篩檢過程與就診環境，反映社會對於女性的不合理約束。
律師陳柏銓進一步表示，由於社會對於傳統女性角色的期待為「性伴侶」、「照顧者」及「母親」。身為一名照顧者，女性往往會重視配偶或小孩的健康更勝於她自己的安危。在扮演性伴侶時，由於男女兩性的社會位階及權力差異，女性通常屬於較被動、被控制的一方，面對預防措施（使用保險套）的使用權也大多掌握在男性的手中。當她感染愛滋病毒時，通常不只被其配偶所感染，且可能將愛滋病毒傳染給小孩。
楊惠中表示，目前許多公園及大學宿舍都有機器販售保險套，以便民眾能夠進行安全性行為；然而，卻有保守論者認為販賣保險套就是在鼓勵性交。事實上，使用保險套是防治傳染病、避免懷孕最簡單的方式，卻仍有保守人士反對，這正顯示了許多人對性的偏見與對性的無知是緊密相關的。
三、愛滋是病、卻被當成罪
愛滋雖然是一種「病」，卻因為社會污名化而幾乎等同一種「罪」。台灣愛滋學會不斷倡議，愛滋應該除罪化。
楊惠中指出，根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明知自己為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行為，致傳染於人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何謂危險性行為？就是「沒有使用保險套」。
換句話說，HIV感染者沒有揭露自己的感染狀態、也沒有戴套，與他人進行性行為，就有可能觸犯上述條款，並面臨嚴重刑責。但有許多實例顯示：罪責化愛滋病，不但無法遏止愛滋，反而適得其反。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早在2013年5月28日即發表愛滋除罪化指南，以期能藉此減少全球因為告知、暴露或是傳染等議題而遭定罪的情況，並期望現行愛滋相關的刑責能夠在公平、公正且不影響公共衛生的情況下有條件的存在。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署長密歇爾(Michel Sidibé)曾提及：「全球對於愛滋未告知、暴露或是傳染過於廣泛地定罪，正表示著各界缺乏對於愛滋的瞭解，進而對於愛滋感染者產生歧視；這些愛滋的罪名化不僅錯誤的存在於法律中，同時也威脅了全球正視愛滋防治的努力。」
此一最新指南希望能將罪刑限制在「蓄意傳染」（明知本身感染而蓄意傳染、且確定傳染給他人），而非在於愛滋本身。同時強調，過於廣泛的將愛滋定罪化有違人權以及公共衛生的考量，未來不應過於著重在法律、調查等層面，而是應著重於擴充使用證據為主、立基於人權的方式，來達到愛滋的預防、治療與照顧。
該指南中的三大主要原則包括：
■以現今最佳之愛滋相關科學與醫療證據來做為主要依據。
■保持立法、司法以及執法的公正原則。
■保護任何涉入刑法案例者的人權。
該指南並就以下幾點提出更為詳盡的說明與建議，包括：
■因愛滋所造成之傷害的衡量
■愛滋傳染風險的評估
■被告精神狀態的評估
■起訴或定罪駁回的定義
■證明元素的評估
■愛滋未告知、暴露或傳染之定罪後刑罰的定義
■檢察的方針
四、愛滋一旦被獲悉、即遭社會隔絕
楊惠中指出，愛滋病和種族歧視一樣，都會被另外一群人毫無理由的攻訐、詛咒，進而影響到大眾對於這些人的看法，如社會對愛滋病刻板印象，是因為「亂七八糟」性關係造成的，是「那個人」活該。
他認為，完全除罪化仍是需要立法院進行修法，若無法完全除罪、至少刑度應降低，才真正有助防疫。現行法規的刑罰約束(甚至恐嚇)，反而讓「可能的」感染者因懼怕刑罰相繩而拒絕篩檢及病毒檢測，造成防疫漏洞。
不幸的是，2016年台灣發生愛滋感染者重大受侵權案件，國防大學涉嫌歧視愛滋學生「阿立案」，衛生福利部依法開罰國防大學100萬元，在國防部支持下，國防大學提起行政訴訟。除了國內輿論熱烈討論，更驚動聯合國愛滋病組織(UNAIDS)來信表達關切。
「阿立案」發生後，台灣露德協會日前公布「愛滋感染者心境與行為調查」顯示，近九成感染者不敢告知同事，六成四不敢告知家人，更有超過五成曾萌生輕生念頭。感染者若表明遭感染，仍有逾四成感染者的同事、三成五感染者的伴侶、甚至兩成五感染者的家人疏離或斷絕聯絡，一成感染者的伴侶選擇結束關係，顯現愛滋感染者至今仍受龐大壓力。
五、把愛滋議題當婚姻平權鬥爭工具
楊惠中表示，近日在《民法》婚姻平權修訂案的討論中，反修法方宣稱，將民法972條「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決定」中，「男女」一詞改為「雙方」會造成愛滋病氾濫。反對方引用了大量經不起檢驗的研究為其背書，蓄意地濫用統計數據，忽視其中的偏差、誤差，試圖影響社會政策。將愛滋病作為鬥爭的工具，用錯誤資訊引發民眾恐慌，將使愛滋病污名更為嚴重。
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現在透過事前服用抗病毒藥物，即可降低愛滋病毒量、隔離體液、曝露後預防性投藥等措施避免感染。今日，愛滋感染者不但可以活的久，應該也要能夠盡情享受人生，並且完全可以做到避免傳染。但這必須透過文化、社會結構和制度去除歧視，實踐社會平等正義，才能真正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