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宣誓就職後，拜登政府就展開了與亞太和歐洲盟友的聯繫。分析人士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未來一年，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就是如何修復與歐洲和亞太盟友的關係，並在如何應對中國問題上形成一致意見。但是在美國國內問題嚴峻，國際聲譽和影響力受損，中國力量增強的情況下，拜登政府能成功嗎？
2021年，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是「有關盟友的」
上任後不到一周的時間，拜登政府就展示了與川普政府不同的一面。不僅拜登總統本人，拜登政府的高級成員，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J. Austin）、國家安全顧問傑克·蘇利文（Jake Sullivan） ，就已經與亞太（日本、韓國、菲律賓和印度）以及歐洲的盟友（英國、法國和德國）取得了聯繫，與他們共同商討應對中國的政策。相比之下，拜登還沒有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通話。
華盛頓智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中國研究項目副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說，對拜登政府來說，未來一年的對華政策其實就是有關盟友的，如何與盟友一起商討出應對中國的共同政策。
應對中國 不能單打獨鬥
他說：「我們從拜登團隊那裡看到，他們在競選期間以及在過渡的最初幾天所說的，（他們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應對中國，你不能單打獨鬥。無論你的目標是合作、制衡還是競爭，你都需要與盟國進行大力合作。重振或改革自由國際秩序與中國競爭，這是未來的重點方向。在我看來，2021年的對華政策實際上關於盟友政策的，如何與盟國一起形成對中國的一致看法，找到即可以合作又可以競爭的工具。」
他說，在出口限制、投資審查以及如何應對國企方面，美國都會尋求與盟友的合作。未來，美國處理與盟友在貿易和經濟方面的合作的部門不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而是會轉向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他說，在中國問題上，未來一年，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以及印太協調員科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 會更多地與盟友接觸而不是與中國接觸。
他說，川普總統後來應該也是意識到美國無法憑一己之力讓中國改變，所以，川普政府也改變了對中國的策略，從最初尋求讓步和協議到推進美中「脫鉤」。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認為，加強與盟友的接觸對拜登政府來說不啻於「爬上坡路」。
他說：「過去幾年，美國疏遠了盟友。我們看到歐盟提出這樣的政策，主張『戰略自主』。世界各地對中國也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中國擅長『分而治之』。我們看到歐洲與中國簽署投資協定，一些《跨太平洋夥伴協議》的成員國也有真正的興趣讓中國加入該協定，甚至在美國之前。」
甘思德所說的中歐投資協定是中國和歐洲在12月30日，趕在美國總統權力交接前敲定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這項協定將給予歐洲企業更多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推動這項協議的是德國總理梅克爾。德國目前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直到今年年底。德國是歐洲對華最大的出口國。
當時有分析指出，這個協定的簽署對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來說，無異於一記耳光。對此，當時還是候任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發推特說，「美國兩黨對歐盟正致力於在美國新政府上台前夕達成一項新的投資協定感到震驚和困惑。」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副總裁、政治經濟項目主任馬修·古德（MatthewGoodman）說，雖然美國面臨諸多挑戰，但並非沒有機會。
他說：「亞太區域的人們需要中國的市場，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當中國被認為是繼續增長的市場的時候。很明顯，中國市場對我們，對地區內廣泛的國家來說都非常重要，但是，他們不能接受中國的準則和行為。這對我們來說就是機會。我們要調整好自己的位置，在很多方面，提供更好的規則和準則以及行為方式。」
美國企業研究所國防政策研究員扎克·庫珀（Zack Cooper）1月28日在一個有關美中關係的聽證會上說，面對中國，美國必須與盟友和夥伴一起行動。針對盟友和夥伴的擔心和關注，美國需要分領域應對。
他說：「其中一些夥伴和盟友會非常擔心安全領域的事情，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可以得到四方會談機制（QUAD，美、日、印、澳）的合作。對於那些仍然更為關注經濟關係的盟友來說，他們仍然看到這種關係，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積極的。我認為我們必須至少說服他們，我們願意和他們一起努力，我們理解有時與中國人合作是必要的，但是，他們必須保護自己的利益，確保他們可以與中國人達成協議，並且可以讓協議得以執行。」
但是，美國也要向盟友和夥伴們說明，「如果你太依賴中國的話， 中國就會把經濟和貿易作為制衡的力量」。
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和外交政策項目資深研究員何瑞恩（Ryan Hass）在最近的文章「正確理解中國的挑戰」中說：「在亞洲，沒有哪個國家願意在中國的等級體系中扮演屈從的角色。每個國家都在追求自己定義的利益。美國安全戰略的挑戰就是保護他們有這樣做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