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幾個月前的某一天，女兒放學回到家時，很興奮地對我說：
「媽媽，我從實驗室借回來一本書。」
「那麼好？實驗室有書可讓你借回來看？」
「是教授書架上的書。我問了學長姊，他們說，我可以拿回來讀。」
「是生科或生化的專門書籍嗎？」
「不是，是一本傳記，作者是李昌鈺博士。我對鑑識科學也有興趣。」
這回，換我很興奮了，原來她借回來的是《化不可能為可能——李昌鈺的鑑識人生》。
「妳是不是快要期中考了？書先借我看吧。」我提醒女兒，做學生的總是要把份內的事做好。
「哎，每次都這樣，我借回來的書，都是妳先讀。」女兒無奈地抱怨著。
「沒有每次啦。有好幾次，妳借回來的書，妳讀完了以後，才推薦我讀的啊。」我說：「妳先準備考試，我可以很快看完。再加上考試一週，我猜爸爸也有興趣讀這本書。」
「什麼？爸爸也要看這本書？為什麼你覺得他會有興趣讀這本書？」
「因為，你還很小的時候，李昌鈺博士自美返台，爸爸曾去跟他見面請益，而且和他合照過。」
「真的嗎？」女兒半信半疑。
於是，我在電腦檔案裡，找啊，找啊，終於讓我找到陳年照片……
二、年輕的報社總編輯
國際知名的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Dr. C. Henry Lee，投身鑑識科學四十年，專業著作已達數十本，研究論文也有數百篇。李昌鈺的這本著作《化不可能為可能——李昌鈺的鑑識人生》，於2014年9月出版。書中提到：「我今年76歲，至今已經退休4次，但依然一天工作14個小時，每天的行程排得滿滿的，演講邀約更是排到好幾年之後。」
李昌鈺1965年赴美，迄今已逾五十年。我好奇的是，鎮日以鑑識科學研究為重心的李昌鈺博士，身處美國數十年，既忙於鑑識、忙於教學，也忙於提出研究論文與出版專書，有時又得出庭作證、應付媒體；甚至全球走透透，為世界各國的重大案件做鑑識，他究竟是如何保持他的中文書寫能力呢？
看了此書，我才知道，李昌鈺小時候就喜歡閱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福爾摩斯》之類的小說。他就讀中央警官學校時，開始撰寫文章，並投稿到一些警界刊物。他說：「因豐厚稿費的激勵，我後來越寫越多，寫作幾乎成為我的興趣。後來我在美國經常發表學術文章，寫作能力就是從那時候培養出來的。」
我難以想像：李昌鈺博士名滿天下，長時間投身鑑識科學，而且演講邀約不斷，他真的能自己寫傳記？我不是質疑他的語文能力，而是他花了很多精神在鑑識科學的專業領域，怎麼還有時間寫作？原來，寫作就是他的興趣之一！
後來，李昌鈺結婚後，隨著華裔馬來西亞籍妻子宋妙娟回到沙勞越。宋妙娟曾在台灣就讀，而後在當地華人學校擔任教師；而原本在台灣擔任警察的李昌鈺，到了沙勞越完全改行，從地方報社記者當到總編輯，那年他才25歲。
三、為謀出路，赴美深造
李昌鈺博士自己在書中寫道，他是1957年考進中央警官學校的。該年中央警官學校經內政、教育兩部核准，正科教育增設四年制大學部。
然而李昌鈺說他自己1959年以第二名的成績，從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我們這一屆很特別，入學時，學校實際唸三年，號稱是四年級，相當於大專學位。為此，我們還必須接受許多測驗，可是最後學校並未授予我們大學學位，而是從下一屆才開始。」或許當時該校的學制尚未健全，但是李昌鈺博士筆下「四年制的大學，兩年就畢業」，也未免太不可思議了。
1965年，李昌鈺希望更進一步進修鑑識科學，與妻子決定攜手離開馬來西亞，前往美國深造。他有著強烈的興趣與企圖心，1975年他獲紐約市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
李昌鈺博士一路辛苦奮鬥，在鑑識領域開始享有名氣之後，包括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都稱他是鑑識專家。他曾經破了好幾個重大案件，美國媒體封他「犯罪現場之王」（King of the Crime Scene）、「現代福爾摩斯」。他為數以千計疑難雜症的案件，仔細推敲，蒐集資料，有時甚至在法庭上以證據與證詞關鍵破案。李昌鈺不僅成為全球鑑識權威，也因此成了中央警官學校（後來改名警察大學）的「警校之光」。
說來諷刺，若不是當年（1960年代）台灣的警察升遷制度不彰，讓李昌鈺離開家鄉而到美國深造，或許還不一定能造就出李昌鈺博士這樣世界級的鑑識專家。
李昌鈺在書中不只一次提到當時警界的問題：「畢業之後很多人選擇轉業。主要原因是當時想在警界生存不容易，人事制度也不夠健全，升遷沒有保障；而且從署長到局長都是由軍人擔任，對於警校出身的我們來說更是不利。……當年有個特殊的現象，許多警察都是由軍人轉任，警校出身的人反而沒有位子。所以一開始我們只能擔任實習員，後來改叫『臨時編制巡官』。」
四、前途無望，出國留學
看到李昌鈺博士這段文字，我的腦中突然浮現一段似曾相識的文字。去年（2015年）11月，我因為擔任《李鎮源院士百歲冥誕暨一百行動聯盟攝影輯》一書的執行編輯，曾仔細閱讀2008年國史館出版的口述歷史叢書《100行動聯盟與言論自由》。書中，林山田教授接受訪談時，也提到了類似的經驗。他自警校畢業後，覺得沒有前途，因而決定出國留學。
台灣刑法學權威林山田教授，是警察大學校史裡極為與眾不同的「警校之光」。林山田與李昌鈺同年（1957年）進入警校就讀，但是期別不同（李昌鈺是正科24期，林山田是正科26期）、科系也不同。李昌鈺就讀的科系，不得而知；林山田則是就讀行政警察學系。
1961年林山田畢業、服役後，開始當警察（在左營擔任巡官，屬臨時編制人員）。他在臨編任職兩年後，「始知無望成為編制內人員，覺得沒有前途，第三年起在工作之餘學德文，準備出國。」1966年，林山田辭去警職，前往瑞士進修。1967年轉赴西德進修，研究犯罪學，1972年獲西德杜賓根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1972年林山田從德國返台，以國科會客座副教授身份返回母校中央警官學校任教。林山田認為一個警察，尤其是警官，就是一個法律執行者，必須具備民主法治思想。然而1970年代的戒嚴台灣，國民黨的軍警體制下，這根本是不可能改善得了的制度。
五、林山田主張，廢除刑法100條
林山田教授2004年自台大法學院退休前，接受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的口述歷史訪談。當時林山田教授說道：「因為我一直鼓吹法治精神，又常持批判的態度，不為學校當局所容（甚至有傳聞稱我為「警界敗類」）……」1977年林山田收到警官學校「期滿不予續聘」的通知。（本文關於林山田教授的內容，參見國史館2008年出版的口述歷史叢書《100行動聯盟與言論自由》）
林山田隨後轉往輔大法律系任教，而後轉去政大法律系任教（1981年專任教授，1985年任研究所所長，1986年任系主任）。1990年轉往台大，專任台大法律系及研究所教授。
1987年7月15日台灣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令，但是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人民政治上的箝制（刑法100條）仍如影隨行。
——許曹德、蔡有全（主張台灣獨立）案，1987年10月12日首度出庭，隨即遭到收押。
——鄭南榕（台灣新憲法草案）案，1989年4月7日拒絕被捕，自焚身亡。
——黃華（新國家運動）案：1990年11月3日，黃華第四度遭國民黨逮捕入獄。
——獨台會案，1991年5月9日，「獨立台灣會」（簡稱獨台會）成員陳正然、廖偉程、王秀惠、林銀福分別遭到逮捕。
——「台建案、獨盟案」，1991年8月到1992年初，因案入獄者多達九人：張燦鍙、王康陸、李應元、郭倍宏、陳婉真、林永生、許龍俊、鄒武鑑、江蓋世。
國民黨政府雖於1987年7月15日解嚴了，但往後的四、五年內，仍陸陸續續以「刑法100條」的名義逮捕了17位主張台灣獨立的台灣人。一波波的逮捕行動，引起學界、法界、宗教界人士對國民黨政府強烈反感。林山田長期鑽研刑法、投身刑法教育、並出版諸多有關刑法專書，他甚至親自上戰場，與國民黨對決，要求「廢除刑法100條」。
六、刑法教授，街頭抗爭
1991年9月，林山田教授，與中研院院士暨前台大醫學院院長的李鎮源教授，及台大經濟學系陳師孟教授、台大歷史系張忠棟教授、台大社會系瞿海源教授、台灣人權促進會陳永興醫師、中興大學廖宜恩教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楊啟壽牧師、作家鍾肇政、律師陳傳岳、公投促進會蔡同榮等多人，籌組「100行動聯盟」，推動「廢除刑法100條」，積極參與「反閱兵．廢惡法」行動，要求國民黨政府廢除刑法100條，釋放政治犯。
台灣刑法學權威林山田教授（1938-2007）。圖／邱萬興提供
為了這個目標，他們結合學生、民眾與少數反對黨的立委，一次又一次以「非暴力」方式抗爭。
林山田身為一個警察出身的刑法學教授，非常清楚：台灣的街頭運動抗爭時，統治者總是要求「保安警察」出面鎮壓抗爭者。原本只有「保一」、「保二」，隨著抗爭次數的頻繁，國民黨政府編列的預算，就不斷擴編，甚至編到「保七」。每次遇有抗爭，這些保安警察總是早在抗爭活動之前的數個小時，就必須全副武裝，隨時待命。遇到漫長炎熱的夏季，這些保警早在抗爭活動前就已汗流浹背了。他們面對手無寸鐵的抗爭者，往往失去了所有的耐心與包容。林山田認為，國民黨政府根本就是刻意製造警民對立，製造抗爭時雙方一觸即發的糾紛。
參與「100行動聯盟」的成員們全程投入，在1991年10月9日、10日展開「反閱兵．廢惡法」行動，之後，努力奔走了好幾個月，從在立院協商，到街頭抗爭，最後逼得國民黨政府不得不通過「刑法100條」修正案。（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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