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臺灣民主運動最大平臺應該思想傳播，包括媒體。在1980年代前後，媒體事業仍屬特許行業，執政當局控制甚嚴，因此，自由開放的言論尚不多見，僅聊聊出現在少屬之政論雜誌上。
林鐘雄秉持知識份子報國理念，支持自由民主的價值目標，並參與民主化運動。在戒嚴肅殺下投入耕耘《大學》、《八十年代》雜誌系列，播種民主自由、關懷政治、扶助受難者家屬；彙聚群英診斷經濟，參與反對派國會公聽會。林鐘雄以其經濟社會地位關係，在經濟層面對臺灣民主化過程的影響，扮演著相當重要的關係角色。
半世紀以來，臺灣由經濟現代化到政治民主化，林鐘雄與許多知識份子一樣熱情投入。他參與臺灣民主運動的貢獻，和對臺灣經濟現代化的付出同樣讓人尊敬。
思想報國：支持自由民主
真理和知識的追求是人類至高的品性。身為讀書人，林鐘雄一生在書海的歲月尋找著人生的價值。他的理想到底是什麼？由於他一向沉默寡言，除了教學，也鮮少見他抒發自己的抱負，因此，我們很難知曉他內心世界的理想。不過，由他在教科書上隱約透露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約翰克利斯多夫》傳達的訊息（另文再說明），可以窺知其對自由價值的高度肯定與追求。
世界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為他的祖國，一生努力的以知識支援他猶太祖先嚮往建立一個自由、快樂的國度目標。與愛因斯坦一樣，這種為自己同胞的情境，我很清楚的看到林鐘雄以知識分子在動亂不安的局勢中，關注支援臺灣同胞對自由民主嚮往的道路。
俄羅斯偉大思想家貝德葉夫（Nicolas Berdyaev, 1874-1948），早年是一位狂熱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當他發現共產主義的一切政治與經濟的措施是泯滅人的自由與尊嚴時，他忿然反抗。他終生致力於探索存在人生困境的種種心境，而高舉存在主義哲學家所揭露人存在的最高價值，就是自由。自由，是人類的共同理想。[1] 由於中國國民黨在臺灣反共教育的徹底，使得國人根本不能接受共產主義。林鐘雄是自由的信仰者，相對貝德葉夫的遭遇與奮鬥，我們很清楚他希望國人同胞都不應重蹈貝德葉夫過往信仰錯誤困境，堅決為臺灣民主而鼓吹自由。
肅殺環境耕耘「黨外」雜誌：播種民主自由種子
林鐘雄平日不談政治，卻是道地自由主義者，早在40年前就和「黨外」雜誌結緣。早期自由派所創辦的《大學》政論雜誌，參與者主要多為法政學者，經濟學界參與較少，僅王作榮、李登輝等，林鐘雄卻熱心相挺。
《大學》雜誌為張俊宏與陳鼓應在1968年創刊，是少數知識青年所創辦的文化思想性刊物，1970年中改組擴充成為呼籲政治改革的言論刊物，社長陳少廷，總編輯楊國樞，支持者包括臺籍與外省籍學界菁英。1971年1月號《大學》雜誌開始大幅度表達對現實政治的關切，林鐘雄以「邵雄峰」筆名發表〈臺灣經濟發展的問題〉呼籲改革。《大學》雜誌是當時臺灣知識分子聯合對舊有統治結構中的積弊提出多面性批評建言的平臺，所推動的政治革新運動，直接感染當時在大學校園內的部分青年。在這個過程中，林鐘雄積極參與，他關心臺灣政經問題，並默默播下民主自由種子。
1978年間，林鐘雄交來一大包文稿，要我為康寧祥編輯他的《問政六年》一書，我請了三天假，將林正杰未編竟之任務轉由我完成。[2] 1979年，他又交代我為康寧祥創辦的《八十年代》雜誌寫稿並撰擬〈發刊詞〉[3]，從此，林鐘雄引導我們為「黨外」打拼，我們一些他的學生追隨老師的理想，戒慎恐懼、「秘密地」也投注在臺灣民主化的「地下工作」，我們也變成「黨外」。當時，我找來我在財政部及合庫的幾位同事，以及一些臺大、政大研究生（包括林鐘雄的學生），開始替黨外雜誌撰稿，我們以小團隊姿態為臺灣政經體制改革及邁向現代化發聲。處在當時黨禁、報禁、經濟全面管制的戒嚴時期，林鐘雄領導我們不畏生命風險、不懼強權高壓恐怖，大家心甘情願為臺灣民主挑燈奉獻不求回報，直讓我們深入體會生命之價值與意義。
回顧在與他共事為康寧祥創辦的《八十年代》雜誌系列，到《首都早報》等撰稿，以及協助美麗島事件受難家屬許榮淑國會問政的那段期間，我真正體會政治對反對派人士的威脅恐嚇壓力，讓我們也一直為臺灣黨外獻身「撩落去」。雖然我長期與林鐘雄老師相處，知道他於臺灣戒嚴時期所遭遇的一些情事，但更敏感具體的事情真相，在他辭世之後才更明白一些他的處境。這些感觸我曾記述於〈紀念一代經濟大師──林鐘雄教授〉一文。[4]
關懷政治：扶助受難者家屬、參與基金會創辦與運作
林鐘雄關懷臺灣政治，參與海內外臺灣民主運動，早在《大學》時代即見端倪，到康寧祥創辦《八十年代》後，更積極投入參與。由於康寧祥募集到100萬元交給我們一群21位學界朋友師生，才得以「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組織正式以以團體力量關心臺灣社會。這個基金會是跨領域的學術結合，目的為了奠基立國軟體基礎工程。林鐘雄是主要參與者，並與鄭欽仁、李永熾、李鴻禧、林玉体、楊維哲、蔡墩銘、林明德、劉福增、趙天儀、張國龍等教授領銜共同發起創辦 [5]， 林鐘雄也是基金會經濟組召集人，他和我是基金會中唯二的經濟成員。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創辦迄今已20餘年，結合學術界力量，造福臺灣人群。[6]
美麗島事件是臺灣民主發展史上本土力量爭取民主的一次大集結的重要轉捩點。[7] 在美麗島人士相繼被羅織入獄之後，1980年底，恢復兩年前未完成的選舉。美麗島受刑人家屬中，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張俊宏之妻許榮淑、黃信介胞弟黃天福，分別高票當選立委及國代，康寧祥也高票連任。顯示人民用選票重新審判「美麗島事件」，更推動臺灣的民主運動繼續進行。林鐘雄要我為南投同鄉張俊宏效勞，沒有二話，我們一群學生輩朋友開始積極協助受難家屬許榮淑立委的國會問政工作（撰寫質詢稿以及助選等），我也把甫念博士班的舍弟埋名隱姓推入「政治火坑」長期協助許榮淑直到他先生張俊宏八年後回到社會，為此，我們家幾乎丟掉一名成員。這也是迄今仍有一些人訛傳我是「許榮淑助理」的背景。
林鐘雄也參與陳文成紀念基金會的創辦。[8] 從1987年創辦臺美文化交流中心開始，到「臺美文化交流基金會」、「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一直到2001年住院時，林鐘雄一直都擔任基金會董事，為本土文化與臺灣民主人權盡力。
參與反對派國會公聽會：彙聚群英診斷臺灣經濟
林鐘雄的經濟社會地位關係，曾協助我負責推動的許多活動，而大大促進臺灣民主化的進展。其中，甚具啟蒙影響的經濟覺醒，包括協助並參與我進入立法院後所負責策劃舉辦的大型國會公聽會的思想傳播，當時，我透過與林鐘雄的關係動員社會菁英，這項活動影響後來具有相當程度地突破政經體制結構調整，助益推動臺灣民主化。
在我擔任立法委員身兼黨團財經小組召集人後，我策劃對臺灣經濟總診斷，動員全部黨團立委同仁主持具歷史性之國家政策探討工程之國會公聽會。由於過去與辜寬敏先生合作出版《臺灣春秋》雜誌的關係，於是自1990年10月中旬起，民進黨立法院黨團與《臺灣春秋》雜誌社共同具名在立法院舉辦了每週一次連續11場的【臺灣經濟總診斷系列公聽會】，詳細內容如下表列：
這在當時而言，確是突破當時重重壓力、備受矚目並深具意義的活動。在中國國民黨仍然掌控國家政經資源的執政威權與保守阻力下，我必須負責策劃主題並須順利邀請得到社會賢達能夠參與公聽會討論，在當時「黨國一體」環境下，這是一項極不容易的挑戰工作。最後由於林鐘雄在學術地位的助力，我終於順利完成民進黨首度在國會殿堂以經濟角度向社會訴諸概念的11場次國會公聽會。這些與會專家學者，除林鐘雄外，包括：陳博志、許嘉棟、朱雲鵬、陳師孟、許松根、黃世鑫、陳世璋、楊雅惠、薛琦、吳聰敏、曹添旺、王志文、鍾琴、黃茂榮、林嘉誠、瞿海源、林山田、邱正雄、黃天麟、曾巨威、吳惠林、林全、李庸三、李鴻禧、朱敬一、蕭新煌、魏啟林、郭文政、張秀蓮、吳榮義、馬凱、周添城、林忠正、陳添枝、張慶輝、柯飛樂、李宗哲、藍科正、陳文郎、張榮豐、張瑞猛、吳忠吉等43位學者，皆是一時俊秀，也是臺灣經濟史上值得銘記的一頁紀錄。日後，他們分別對臺灣政經發展的影響力確是不可言喻。[9]
這些朋友大都是林鐘雄的好友或學生，現在回想起來，如果不是林鐘雄的關係，以當時的政治氛圍，民進黨要進行這項活動實非易事，我很感激他們對臺灣的義行。提供10萬元經費奧援本項公聽會的《臺灣春秋》雜誌社創辦人辜寬敏針對該系列活動的意義，在《臺灣經濟總診斷》（1991）一書序中指出，這項公聽會的兩大特色：第一、規模大。動員所有民進黨立委（20位）輪流主持，邀請之學者專家俱是一時之選，人數達43人之多，規模宏大引動視聽；第二、有系統。11次公聽會範圍，幾乎涵蓋當前臺灣最迫切解決的各項經濟問題及衍之各項問題，鉅細靡遺，進行有系統之討論。
就歷史的發展而言，我尚須表達，林鐘雄在經濟層面對臺灣民主化過程的影響，由這次國會系列公聽會的發酵，確係有其相當重要的關係角色與深化作用。
未竟之業：籌創智庫續為21世紀紮根
臺灣智庫成立構想源於林鐘雄，2000年政黨輪替後，他以知識份子的理想企盼用智庫作為知識與政策的溝通平台，結合各界才俊，致力公共議題探討，提出政策建言，擘劃國家社會發展之願景藍圖，帶動臺灣進步。臺灣智庫以臺灣為名，以臺灣為念，這正是林鐘雄一生所繫。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付出心力歷經一年多籌設的智庫卻在正式成立之前二個月，林鐘雄卻病倒住院，未能看到一手培育的臺灣人智庫誕生。
2002年4月3日，林鐘雄轉任榮譽董事長。其後，在陳博志帶領下，臺灣智庫今已發展茁壯，成為捍衛國家與人民利益，嚴正監督政府施政，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公共政策知識機構，正逐步領引臺灣邁向進步理想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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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為整理出版「林鐘雄專輯」與《民報》推出【林鐘雄經濟特別專欄】拋磚引玉之需要，改寫自〈一代經濟學宗師的終身職志：自由〉。（原文收錄於施正鋒主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本土人文社會學者》，臺北市：臺灣國際研究學會，2011年）
[1] Berdyaev, Nicolas Aleksandrovich（蔡英文譯），1978，《奴役與自由》（Slavery and Freedom）。臺北市：長鯨。這是一本詮釋人權思想的經典之作。
[2] 康寧祥（1978），《問政六年》，自印，臺北市：長橋總經銷。
[3] 《八十年代》由康寧祥任發行人兼社長，創刊號（總號第1期）是1979年6月發行，共發行至總號117期止(1986年9月10日)。處於當時戒嚴時期（1949.5.20-1987.7.15），在黨禁、報禁等層層言論封鎖下，《八十年代》以批判性的論政，力爭臺灣民主，但刊物多遭中國國民黨政府查禁及停刊；查禁階段，仍嘗試以《亞洲人》、《暖流》、《八十年代之亞洲人》等闖關出版。
[4] 彭百顯（2006），〈紀念一代經濟大師──林鐘雄教授〉，《經濟日報》，2006年9月25日。
[5] 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自創立起，成員除極少數異動外，幾乎一直擔任董事迄今，在艱辛環境中，所有成員均一秉初衷，全力參與奉獻。第一屆董事會成員包括：鄭欽仁、蔡墩銘、李鴻禧、林鐘雄、楊維哲、劉福增、張國龍、林玉體、趙天儀、陳永興、王世榕、林嘉誠、廖運範、周弘憲、彭百顯、張炎憲、洪貴參、李筱峰、李日章等。
[6] 鄭欽仁（2008），〈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創辦的回顧〉，《現代學術研究》，16期，頁3-14。
[7]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在高雄市組織群眾以和平遊行訴求民主與自由，卻遭國民黨政府派遣軍警全面暴力鎮壓，造成大規模流血衝突。這是臺灣自228事件後規模最大的一場官民衝突，反映臺灣民眾對國民黨政府高壓統治的長期積怨。
事件發生後，12月13日清晨六點，國民黨政府展開全臺同步的大逮捕，1980年2月20日，警總軍法處以叛亂罪將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秀蓮、林弘宣等人起訴，其他30多人則在一般法庭遭到起訴。最後判決結果，黃信介等8人全部被判有罪，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黃信介被判14年有期徒刑，其餘6人12年有期徒刑。
[8] 在美取得博士學位的陳文成對臺灣的民主運動和人權運動甚為關心，1981年5月20日，陳文成攜妻、子返臺探親，7月2日早上被警備總部約談，7月3日凌晨陳屍於臺灣大學研究生圖書館旁，命案震驚國際。為了紀念這位熱愛鄉土、為臺灣前途付出生命的勇者，海內外臺灣人踴躍捐款，計畫成立陳文成文教基金會。申請立案一事，政府以「命案未破」為由，駁回申請。1990年5月31日改名成立「財團法人臺美文化交流基金會」，2000年7月再正名為「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距命案發生，已逾19年）。
[9] 活動籌劃當時，立院黨團總召集人邱連輝就曾明確表示「在雙重壓力下財經小組負責成員的策劃，籌備【臺灣經濟總診斷系列公聽會】是倍極辛苦的。」我為當時黨團財經小組召集人，負責籌劃此項工作，於舉辦完成後，我曾特別強調，這43位學者專家以具體行動參與公聽會，正是社會各界突破臺灣不合理政經體制禁錮的表徵，可見工作相當沉重。參見民進黨立院黨團（1991），《臺灣經濟總診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