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台北的記憶，於我，牯嶺街要算一重鎮。上世紀五十年代，全家由父母領著坐三輪車到幽深巷弄中探訪親戚，便已見過成排舊書攤的壯觀場面。但自己實地漫逛，則始自四十多年前初中時。我們班的班長和我二人每個星期六下午必被教務處留下來罰寫一周來未繳之作業，這罰寫措施有點像虛文，我們只費了一個小時，隨自己意思抄滿兩頁英文單字，字還故意寫得大大的，就算罰過了，約下午兩點半，二人頭戴船形帽、肩背書包，已出現在牯嶺街頭。
逛看些什麼呢？那時的我，是個看過很多電影、很多漫畫、讀過一些出租店的武俠小說、費蒙黑社會鬥狠小說、鄒郎間諜小說及極少數言情小說的孩子，原沒有太多可以縱情於牯嶺街之處；教科書又非當時之需，卻也就這麼東翻翻西摸摸的開始了。然一投身書閣之前，也為這琳瑯滿目、書冊與畫紙紛陳的舊物世界所不禁專注起來，兩三個鐘頭過去，雖然一本書也沒想到買，又雖然好像沒看進什麼，卻一點不感乏趣。這種專注，似不在書義，而像是在於山石上之苔痕呢。
六十年代的牯嶺街，除書外，尚有很多字畫、月曆，臨空懸起，又有日式小几、家具、瓶罐古玩，隨處堆置，成疊的舊唱片，其中不乏七十八轉的日據時代留下的古典音樂，另外尚有裝訂成冊的電影本事、成疊連期的愛國獎券。種種物事，大約總是昔年人們寶愛，隨歲月最終都先後離鄉背井來聚於此。也於是牯嶺街瀰漫那股腐舊、閒逸的情氣。靜沈沈的午後，樹蔭下一張張支開的布棚，舊書及舊玩意毫無條理的散在架上、地上，任逛客站著蹲著，就著光斜起脖子盯著、摸前翻後把玩著，就這麼消其永畫。這剎那，世界他處之要緊，全無干於此一角落。
夏日，午後忽遇雷雨，閃電數下，接著傾盆灑落，來人只好躲棚下，心焦如焚，亦有人掏出紙煙吸著，但見處處棚下皆有一二逛客等雨，而貼鄰兩個老闆安閒下其象棋。俄而雨霽，空氣清涼一洗，5路公車駛過，水聲沙沙脆響，棚外光線淨亮明透，兼綴有此一滴彼一滴滑落自棚簷的水珠﹔當此時也，人自書堆抬起頭來，恍如在園林書軒，原先迷注於書中所敘者，此刻腦中渾空，是凝在這份情景裡了。
何以是牯嶺街？據說戰後，日本人在遣返回國前多有將家中物品堆放拋售之舉，而牯嶺街與平行的南昌街雖一街之隔，而南昌街商業繁盛，未必允許在店家騎樓下擺貨拋賣，牯嶺街乃一完整的住宅街，大門少，牆面長，最是理想的擺攤地。逐而漸之，在五十年代已成為全市最大的舊書之街。
我最早所買書中，有一本叫《楊傳廣田徑訓練法》，那書新價極貴，不想在牯嶺街發現，以買秘笈之心買下。從那書上得知跳遠時在空中腿呈剪式、若踩車輪，未必弱於傳統的挺式(胸先後仰再向前縮)跳法。也買過《因是子靜坐法》（蔣維喬），照著習練，打過幾天坐。那時對於「練功」，有一種中國孩子的、老年代的、此生托付式之宿命景仰。還買過一本書，是再早幾年因聽連續廣播劇《怪指紋》而深有感動，居然真有這樣一書，是翻譯自日文的推理小說，由一家不曾聽過的小店印行，其作者，後來才知是大名鼎鼎的江戶川亂步(下圖)。
文學書之涉覽，我開始得極晚，約要到十九、二十歲時，並鮮少購買。這點不同於我那當班長的同學，他逛完牯嶺街，回家前，還要再到剛遷至峨嵋街的文星書店去繞一圈才肯罷休。雖如此，那些架上長時寓目的文學書名與出版社名，卻清晰迭閃，像《藍與黑》、《向日葵》、《廢園舊事》、《荻村傳》、《雙雄義死錄》、《尼采柏拉圖蒙田》等，此起彼落；明華書局、重光文藝出版社、華國出版社、高雄大業書店、百成書店、長城出版社等，亦是你來我往，隨處相逢。多年後回想，那時書的部頭大，寬闊書脊上印大字，不由你不認識它。再則舊書攤的擺置是繁類雜陳，並不分門別科，你看到它，是披沙瀝金後看到，印象尤其深也。潘壘、繁露、郭嗣汾、郭良蕙、于吉、孟瑤等，書雖沒看過，名字卻多有目接，向不陌生。此亦舊書攤一特趣文化。
書若以唐詩名句做題，亦予我清晰記憶，《碧海青天夜夜心》(姜貴)、《同是天涯淪落人》(杜若)、《天涯猶有未歸人》(吳癡)、《妾似朝陽又照君》(海明威)。何也，或在你眼受這七字時，心中隱隱有吟誦之韻律。
眼掃書架，是一奇妙感覺，某幾個剎那的視後心念暫留，造成特殊效果；譬之詩人姓葉何其多也，葉泥、葉珊、葉笛、葉維廉。再就是眼韻先飄上徐鍾珮的「鍾」，再一掃，常疊上鍾梅音的「鍾」；而鍾梅音的「音」，往往就恰在左近搭上林海音的「音」。且不說「梅」與「海」在書架上乍看去那份相似勁呢。
舊書攤雜插亂放，一書多冊，固能造成這視覺效果，然若無走馬者如我，未必能順利竟功。
磚頭書(厚本)，頗吃侷窄書肆的架上容量，售價未必博高﹔大陸版書即使冊小，實是書商厚利所寄。六十年代中期，台灣開始流行四十開本「口袋型」文庫，先是文星，繼有商務的人人文庫、三民的三民文庫，還有仙人掌、水牛、大江、立志、大林、阿波羅，另還有河馬文庫（林白），霜葉文庫（嘉義明山）等頗多，蔚為一時風尚。這些口袋書漸流入舊攤後，便在逛者的注目上，添了一些工夫，而非早先那些磚頭書之一眼了然。(本文原載於民報2015-0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