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臺灣阿片（鴉片）之害，政府無難禁止，然為習慣上、人道上而觀，故有再行特許之議，命各保甲曉諭有癮者自行申請，再由醫師診察，以驗其癮之輕重，可謂周至！今若遲疑不決，收回成命，則當局失信於保甲，保甲失信於人民，而政府之威嚴損矣！聞臺北市內各保甲已聯名申請照行，此亦民意也。夫治民者，在安民，不在擾民；在順人之情，不在拂人之性。今政府既有特許之意，人民又有希望之心，自可照議而行。其受特許者，苟非體氣之大弱，痼疾之癮癒，自任改除；即舊時之特許者，互相勸勉，冀斷其癮，以促成政府漸禁方針之美意。如是，不及三十年，臺灣阿片不禁自禁，豈非持平之道哉」！
這是連橫「臺灣阿片特許問題（新阿片政策謳歌論）」文章的結論，彼時台灣抵抗鴉片運動的亦達最高潮。相對於連橫等緩禁論者，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積極行動，透過四處演講、致電國際聯盟 （國聯，League of Nations）等方式，力陳鴉片之害並請求國際重視台人權益。
根據朱真一教授文章提及，「1928年12月28日及稍後的新鴉片令雖不准吸食，但有「但書」，特准上癮者吸食及不少不能嚴禁、刑罰及治療的藉口。新法令顯露日本政府沒有嚴禁誠意，可能反會使吸食特許者的人口增加，台灣不少人士及團體，提出嚴正的抗議。而蔣渭水領導民眾黨，適時地推動鴉片抗爭，1929年就常有反對鴉片的全島性活動，當年的《台灣民報》登過一篇〈阿片撲滅講演會〉文，描寫由民眾黨台南支部開的講演會。報導該會有千餘人參加，會場無立錐之地，可見盛況外，更說「聽眾莫不側耳靜聽」。
朱真一教授也提到，「很多的文章說，國際聯盟因蔣渭水的電報，才派人來調查台灣的鴉片問題，這不是事實。國聯並非特別來台灣調查，調查團早於在1929年9月就已經出發，1930年1月2日蔣渭水打電報時，調查團早已出發幾個月，台灣本是調查的一站。不過蔣渭水打電報給國聯，促使國聯調查團約見蔣渭水等人」。而當時（日日新報）及過後卻也有人以未見真本誣指「偽電」，致對此事產生質疑而眾說紛紜。
以下這篇文章的作者、蔣渭水文化基金會顧問蔣智揚，是蔣渭水先生的長孫，他以自己的力量搜羅網路，總算找到當天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發給國際聯盟的電報與相關文件，讓「台灣鴉片戰爭」的終極證據，不致湮沒在歷史檔案中。
除了還原歷史，他在文章中還特別提到，「筆者先父蔣松輝，直到前年（2014）去世前，念茲在茲的就是希望當年國聯的收文記錄能夠公諸於世。以還原歷史真相。2003年夏天， 瑞士蘇黎世大學漢學教授費瑞實博士來台時，先父也曾特地拜託他就近洽詢在日內瓦的相關機構」。
他說，多年來他在浩瀚的網路世界裡努力地搜尋耙梳，最近終於從聯合國設在日內瓦的國聯檔案館，找到經過整理歸檔的相關資料，「總算一償先父畢生的夙願」。蔣智揚日前更將原件由英文翻譯成華文，並將相關資料整理、撰文以饗《民報》讀者，讓這些重要的台灣史料首度公開曝光。
以下為蔣智揚【台灣鴉片戰爭終極證據出土了】全文（文件圖片亦為蔣智揚提供）：
台灣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為了彌補財政收入的短缺，不惜提高鴉片專賣的價格，甚至在1929年12月發行新吸食執照（特許鑑札），准許密吸者免費申請，作為次(1930)年1月要實施的鴉片律令修改之配套措施。這種罔顧台人健康的政策違背了殖民政府當初所作「漸禁」的承諾。
台灣民眾黨為了挽救同胞的身心，避免民族趨於墮落，便進行各種反對抗爭， 包括向警務局長提出抗議，致電拓務省陳情等等。最後並向國際聯盟發出「違背人道之罪行，亦違反國際公約」的控訴電報，將鴉片問題國際化。民眾黨努力的結果，國聯的鴉片調查團便轉來台灣，與民眾黨幹部會談。殖民當局在國內與國際的雙重壓力下，只好改變政策，設立「台灣總督府台北更生院」， 進行對煙癮者的戒除治療。
控訴電報能夠順利發出，其實可說由於「偷渡」成功。民眾黨黨魁蔣渭水利用正值元旦連假期間，叫當時還是學生的長子蔣松輝，於元月二日下午快下班前，騎著腳踏車自大稻埕趕到北門郵便總局遞件。由於懂英文的主管已經下班，承辦的下屬也就未問原由地將電報拍發了。
雖然當時「台人唯一喉舌」的《台灣民報》全力報導民眾黨的抗爭活動，但御用報紙對民眾黨的打壓， 無所不用其極， 竟誣指其向國聯所發的是「偽電」。
筆者先父蔣松輝，直到前年去世前，念茲在茲的就是希望當年國聯的收文記錄能夠公諸於世，以還原歷史真相。2003年夏天，瑞士蘇黎世大學漢學教授費瑞實博士來台時，先父也曾特地拜託他就近洽詢在日內瓦的相關機構。
筆者多年來也在浩瀚的網路世界裡努力地搜尋耙梳，最近終於從聯合國設在日內瓦的國聯檔案館，找到經過整理歸檔的相關資料，總算一償先父畢生的夙願。
下圖：現藏於聯合國「國聯檔案館」，台灣民眾黨致國際聯盟關於台灣鴉片問題陳情文件與編號及華文譯本。圖／蔣智揚提供
所尋獲之檔案文，包括國聯的電報收文與其內部的相關處理紀錄，以及民眾黨後來所寄發6頁之陳情函。從所收電文，可看出其發自taihoku(台北)， 收文者為League of nations geneve(日內瓦國聯)，並有-4-JAN-1930收文日期之戳章。
電文內容為「日本政府蓄意准許台灣人吸食鴉片，此違背人道之罪亦違反國際公約。我們期盼停止此非文明之政策。代表400萬人之台灣社會民主黨」。
此處發文者署名「台灣社會民主黨」，這當然是「台灣民眾黨」之誤譯，因為民眾黨是當時台灣唯一的合法政治結社，別無他黨。這可能是「民眾」與「民主」的日文發音相同，譯者當下匆忙中無暇查證所致。而又為何冠上「社會」? 這可能是因為收文對方單位為國聯的「社會問題處」， 表示衝著該處而發之意。
國聯收到後的處理，就是該單位於元月八日將此電文原樣轉寄給正在遠東巡察的鴉片調查團。由該透過菲律賓馬尼拉之渣打銀行轉呈調查委員會任柏格委員長的信函所述，可看出電報在傳送中已受損殘缺，也可看出調查團已經上路來到遠東，民眾黨可能早有消息，難怪蔣渭水急著發電報，也因此來得及約請他們於二月下旬來台見面會談。
下圖：現藏於聯合國「國聯檔案館」，台灣民眾黨關於台灣鴉片陳情文件及華文譯本，內容可見「社會民主黨」，即當時「台灣民眾黨」。圖／蔣智揚提供
另外民眾黨於當年1月30日所寄發6頁【陳情書】，則依據政府當局所公布鴉片專賣統計數字，詳細列舉所抗議事實。
陳情書首先指出，雖然1926年的鴉片吸食人數約為1907年的四分之一，但1907年與1926年的收益同樣約為4,000,000円。這是因為當局逐年提升鴉片的價格， 以維持其財政收入。可見在約20年間殖民政府以人民健康的代價謀取暴利。
其次再由歷年鴉片專賣總收入額的變遷來看，自1916至1921年為高峰期，收入持續保持在7，000，000円左右，但後來逐年迅速減少，截至統計最後的1928年已經減至僅剩高峰期的半數而已。
所以可看出當時政府要修改鴉片專賣律令，其背景就是鴉片收入的突然顯著減少，亟思設法彌補財政短缺。
饒富趣味的是，陳情書最後搬出「大日本帝國的榮耀」之大帽子來壓殖民政府，可能讓他們咇咇掣吧！
最後，筆者在史料搜尋過程中，承蒙檔案館的Monsieur Jacques Oberson多方協助，謹此敬表由衷謝忱。
蔣智揚先生翻譯，「台灣民眾黨」致國際聯盟陳情書全文如下：（原件照片見本文末）
陳情書【關於鴉片專賣問題】1930年1月30日
台灣民眾黨
敬致 日內瓦 國際聯盟
鴉片吸食的特准辦法及台灣政府對其所採專賣，是與葡萄牙政府在澳門所採者完全相同。
採行此等非文明的施策，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政府將在人道歷史上，留下永久的恥辱烙痕。
自1895年日本佔有台灣以來，不論日本政府如何以人道的名義專賣鴉片，其實一直都在貪圖專賣所得之不當利益。
該政府已蓄意降低民眾之體質，並敗壞我族之性格。這點我們可由如下台灣政府當局所公布「政府之專賣措施」與「台灣現況」內的統計所獲資料，加以證實。
上述資料所顯示值得注意的是，雖然1926年的鴉片吸食人數約為1907年的四分之一，但1907年與1926年的收益同樣約為4,000,000円。這是因為當局逐年提升鴉片的價格，以維持其財政收入。
由此事實，可看出政府根本不顧及我人民，因為他們表面上說要廢止允許鴉片吸食政策，卻根本連密吸者的增加也未加阻止。反而提升鴉片的價格並放任密吸行為，為的就是要填補其財政困難。
換言之，台灣政府形同故意鼓勵我民嘗食此殺人的毒品。
最近在本年一月要修改鴉片條例之前，台灣政府遊說新吸食者申請吸食執照， 但卻乏人問津。
由於上述情形，政府大為失望。為了彌補失策，乃在去年(1929)12月22日至29日期間，於台灣全島准許人民免費獲得執照。
此等政府之政治操作， 不僅是攸關人道大義之罪惡，也是國際誠信之破壞。今日世界上已有許多不飲酒國家，然而日本政府卻無恥地嘗試允許我民吸食比任何毒品還糟糕的鴉片。
因此我們認出政府的心思絕非單純，其動機是蓄意虐待。這些就是本黨之基本的理由， 為何要激烈反對政府的齷齪伎掚。
石井警務局長在其公布中曾說：「修改鴉片條例時，從人道觀點並無法以峻法嚴處鴉片密食者」。然而事實上，明顯的是當局藉其所謂道德之名，只是一心想持續追求此等不當利益。
我們知道這是比任何懲處惡劣百倍的做法，因為准許我民自由吸食鴉片，將使我族墮落，體質衰弱而導致國家財收減少。
由若干入獄而禁吸的一般吸食者之實例，可證實他們經釋放後能夠恢復健康與活力。累吸慣犯可經由適當醫療而痊癒，這也是事實。
因而嚴刑峻法即等同一種強制醫療。政府容許新吸食者而不禁止，我們敢說其實這是罔顧後果而採錯誤措施。
儘管該公布說：「單靠峻法下的嚴處， 其實也不能治癒所有的秘密吸食者。以強制措施找出此等吸食者， 這也是非常困難」，然而這顯示台灣政府承認其無效率。
我們無法相信台灣政府在管控此簡單之鴉片問題上，僅是無效率而已，因為該萬能當局時刻管控著所有政事，包括自1895年以來已經敉平我族之革命起義。
以上幾點可看出，台灣政府對我民全無信心，而其政策無德野蠻。
我們確信在如此小台灣島上，很容易杜絕鴉片吸食。只要數年內停止鴉片製造，並不一定需要施行此等峻法來懲罰人民。若政府有誠意，一般吸食者或密吸者都會決心透過醫療來戒除或減少吸食。
另一方面，政府也須嚴防鴉片偷渡。由於台灣島不連接其他洲陸，這點較易防範。
我們知道日本政府依據國際公約義務，絕對嚴格禁止其國民吸食鴉片，但卻在嚴禁之下，蓄意網開一面容許新吸食者，以獲取專賣收益。
總結本案，在帝國對台灣政府之保護支持下，石井警務局長強辯所面臨困境， 徒然令我們反感與憤怒，並洞悉其為彌補政府財政之突然短缺的真正意圖。
根據台灣政府所公布統計，我們容易觀察到關於鴉片收入的實情，就是在明治期間(1905-1910)的收入保持到4,000,000円左右，在1912年保持到5,000,000円左右，而自1916至1921年持續保持到7,000,000円，但至1922年又成功地減回至5,000,000円，並持續減至4,000,000円直到進入昭和期間，截至1928年又減至僅剩7,000,000円(1916-1921)的半數左右。
以上所舉實例，就是依據當局所公布如下的鴉片專賣總收入統計表：
如上述統計所清楚顯示，鴉片收入的突然顯著減少，讓政府有機會藉口開始准許新吸食者。僅放任密食者難以彌補財政短缺, 而另需提升鴉片價格。
結論就是台灣政府罔顧大眾意願而沾汙了日本帝國的榮耀。從人道立場觀之，他們犯了無可寬恕的罪孽，也違反國際公約。
基於這些理由，吾黨已經向台灣政府與東京的日本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同時我們也希望所尊敬的國際聯盟能給與充分的支持。有了貴協助，我們希望台灣政府能重新考慮並尊重這股四百萬人的台灣民意。最後我們誠摯期望，為了台灣的健康與世界人類的幸福，此項鴉片吸食特准執照的體制能儘速被廢止。
下圖：陳情書原文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