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人重葬典，棺槨必選良材。坑穴必欲深，最稱古聖賢喪死之遺旨。唯葬送之際，傭泣人數名，白衣倚杖，成伍追隨，哭聲動四鄰；而靜視其人，未嘗有一滴淚。是全屬虛禮，可笑也！」
這段文字，是來自日本的警政官員佐倉孫三，對台灣早期「孝女白琴」的描述，收錄在他的《臺風雜記》。該書記錄他在台灣三年（1895-1898）的所見所聞，可見台灣喪葬怪俗「孝女白琴」，至少已有120年歷史了。
從近代化日本，看前近代台灣
不過，這段文字最重要的，是他的觀點，那是一個經過「近代化」洗禮的人，對「前近代」社會現象的觀察，而看到「虛禮」（形式主義、表面工夫）的一面。這種「從近代看前近代」的觀點，貫徹全書，是本書一大亮點。不幸的是，他看得太準，因為「表面工夫」正是台灣文化的精髓，至今發揚光大，「孝女白琴」只是涓滴之例。
佐倉孫三（1861-1941），號達山，福島人。少孤，好學，從名師遊，精通經史，且喜擊劍。他的老師是日本「三大文宗」之一的漢學家三島毅，因此他也精通漢文，《臺風雜記》就是以文言文寫成。1895年5月，34歲的佐倉與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同乘「橫濱丸」抵台，是日治時代第一批來台官員。他在台任「警視」（中階警官），三年後喪偶歸國。期間因職務關係，到處趴趴走，北到大稻埕，南至高雄，東走羅東，西遊澎湖，大開眼界，返日後出版《臺風雜記》（1903）。這是他第一次渡台。1910年，又從「征番軍」來台，配合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的五年「理番」計畫，從事番地調查，也留三年。
佐倉孫三雖然是殖民官員，但從《臺風雜記》考察，並沒有一般殖民者的傲慢自大，這點難得。特別是他來台不久，乙未戰爭在全島燎原，日軍殺戮甚烈。但他並沒有歌頌皇威、教訓「清奴」，反而在〈耶穌教〉一文提到：「台人信耶穌教。觀十字會塔聳立於街上，又觀信徒集合唱贊美歌，亦盛矣…余曾觀台人坐叛逆罪處斬首刑者，概從容就死，毫無鄙怯之態，竊怪焉。自今日思之，知宗教之力居多矣。」從死刑犯身上看到宗教的莊嚴，這完全不是殖民者的思維。
佐倉孫三的《臺風雜記》雖然是觀察「異文化」，卻非獵奇文章。獵奇文章有特定的題材選擇，競奇炫異，沒有或很少同理心。以「性文化」來講，這是獵奇文章酷嗜題材，且內容常以輕佻誇誕為能事。但佐倉寫〈賣淫婦〉是：「台婦賣淫者亦多。而大抵有夫之婦為之，處女則甚稀；是不獨恐妊娠，且忌汙節也…深察其事情，固非好而為之；一則家貧而苦育兒、一則為夫得煙資，衷情亦可憫矣！」這段點出賣淫背後的社會問題：一是貧窮，二是鴉片；前者普世皆然，後者台灣特色（男人吸鴉片，女人墮火坑），「亦可憫矣」則是同理心的流露。
從比較文化學，看台灣文化深層結構
本書充滿「比較文化學」（台灣文化vs.日本文化；近代vs.前近代）的色彩，既然「比較」，重點就不在奇異，而在相異。《臺風雜記》的「近代化」觀點，體現科學、理性、實用、效益、客觀、進步、人權等價值觀，但又揉合日本人的自制和道德，因此沒有流於功利性，讓本書親切、耐讀。功利性的文章，缺乏人文深度，縱夸夸而談，也味同嚼蠟。
筆者最有興趣的，是從本書觀察日治最初三年的台灣（當時日化未深，可視為清治末年的台灣），和現在的台灣，在深層結構、精神文化上的異同。理論上，如果本書勾勒的一些面向，在今天依然存在，那就表示它是台灣文化深層結構的一部分，即使經過日本、國民黨統治的全面性改造，也不受影響（甚至強化），這對研究台灣人的精神史就有幫助了。
例如，作者在本書多次強調台灣人「勤於貨殖」：「台人勤業貨殖之風，無貴賤、無老少皆然。是以一年三百六十餘日，營營栖栖，未嘗休業撤勞」（盂蘭會）；「島人蓄財之思想，出於天性。自幼至老，雞鳴而起，營營栖栖，貨殖是勤、生理是務」（蓄財）；「台人急於生理，殖利之事，莫不講究，如市場最為然」（市場）。這和現代台灣的重商精神，以及最流行的口號「拚經濟」完全合節。
據此可以推論，「賺錢」或「逐利」對台灣人特別重要，已經成為台灣文化（或台灣精神）深層結構的一部分（也許是最重要的部分）。進而可以申論：只要讓台灣人有利可圖，要統治他們其實不難——這個論點雖然邪惡，但從後藤新平、中國國民黨到中國共產黨，都懂得抓這個罩門，而誘之以利，台灣人想要自覺自救，更不能不懂這個民族性。
又如作者敏銳的觀察到，台灣兒童非常聰明，「指字讀之，強記如流，不讓內地兒童；如筆跡，則遠在其上」，但又說：「蓋聞台島兒童，大抵敏捷伶俐；漸長至壯年，勞力廢學；又嗜鴉煙，消耗精氣。前寧馨兒，變為魯鈍漢…可嘆矣！」（學房）。台灣兒童至今依然聰明（中學生常在「國際科學奧林匹克」競賽拿獎，可為佐證），而兒童是民族之本，因此可以說，台灣人是一個聰明的民族。但為何這麼聰明的民族（寧馨兒），只匹配二流的國家（魯鈍漢）？既無鴉片，台灣人的精氣消耗哪裡去了？吾人不能不有佐倉之嘆。
台灣人好逞口腹之欲，在《臺風雜記》也得到印證。作者在〈割烹〉提到，他曾遊「支那割烹樓」，滿桌五味八珍，「其最貴品者：曰燕巢、曰熊掌、曰鳳雛」，這一餐共吃掉「八十餘金」。他說泰西諸邦（歐美各國）以割烹誇世，最貴者不出二十五金，日本只有一半；台灣竟然吃掉八十金，「其貴可知耳」。
福爾摩沙的美俗與陋俗
不過，有些百年前的「臺風」，在日本統治下，現已不存。作者多次提到台灣人的不衛生：「台人不厭物之污穢。凡自飲食器具至家室井池，塵埃堆積、發異臭而不毫介意。且垢膩滿肌膚，不施沐浴，可怪矣」（婦女濯衣）；「台地市街…不潔堆積、溺水泛濫、豚鵝雜還，異臭撲鼻，使人發嘔吐，而台人毫不顧」（不潔）；「台人不好湯浴。塵垢充體，則以湯水洗拭手足耳。是以身體常有異臭」（浴場）等。但經過日本五十年公共工程的建設，和整潔習慣的培養，台灣人已經變成相當「清氣性」。反而是戰後國民黨來台，再度帶來髒亂。
佐倉孫三對台灣的美俗不吝稱讚、兼以自省。他讚美台灣人尊師重道，「師弟（按，即師徒）之情，亦有一種可掬者；不似我俗日頹廢，師弟之情漸如路人」（重師道）；讚美台灣人酒品好，「操行溫靜，不似我酒家粗豪之態」（紹興酒）；讚美台灣夫婦不輕易離婚，「台島破鏡少，而我反之」（娶妻）；讚美台灣男女互敬互重，「本島風俗可觀者不鮮。其最可稱者：男女間畫然有別，頗存古國之風。蓋男子營營勵生業，婦女則裁衣、炊食，細心經理。兩者之間，肅然如調琴瑟，未嘗相媟戲淫語、未嘗相紛爭諠怒」（男女有別）；更讚美台灣家庭的團圓之風，「台俗之最美者，莫若於一家團欒之風」（一家團欒）。
不過台灣的陋俗，也出現在佐倉筆下。除了女人裹小腳、男人吃鴉片等典型案例外，他還發現兩種駭人習俗：一是「錮婢」，「台地民間之婢女，年迄三、四十，有猶未嫁者；甚則終身禁錮，髮白齒落，尚被轉售」；二是質女，「典質子女，借金於人，名曰媳婦。及破瓜年紀，為娼妓，從賤業。及二十歲以上，尚不得贖還者，比比皆然」，對此他特別斥為「背反天理」。兩者都顯示當時台灣女權的低弱（上段的男女有別，並不包括婢女和典當女），可作為台灣女性史研究的參考。
還有一段，作者也感到駭異：「台人嗜豚肉。每家必畜豚…吸濁水、吃不潔，溺水狼藉，尿糞堆積，怪臭撲鼻，而家人視之如孩兒，愛撫成育。及肥大而屠殺，碧血淋漓，叫聲動人，至此時，家人視之如仇人，毫無悲哀惻隱之色，甚可怪矣。」（畜豚）
土匪作亂常綁票，原漢相爭吃生番
作者對台灣的匪亂有生動的描述：「台地多害物，曰瘴癘，曰生番、曰土匪，是為三害。而土匪之害最慘烈，不可名狀。其嘯集夥黨，多者百餘人，少者二、三十人，各提銃劍，暮夜擁炬火，驀然來襲。壞門戶、破牆壁，奪主翁；主翁不在，則奪子息而去，抑留於深山幽谷之中。以人需償金，或一、二百金或四、五百金，不見金則不放還。若夫不能得財，則舉水牛、雞、豚之屬而奪之。其狀殆似我國往昔山賊者，可謂可惡之極矣。」（土匪）
至其對生番、原漢衝突的描述，則可視為重要史料：「余曾帶特命，巡視宜蘭地方。過羅東，土人齊飛報曰：『昨夜生番襲民家，殺八人，冀賜臨檢。』乃奔就其眾，家眷八口，橫屍相枕，皆無首級；碧血淋漓，腥氣撲鼻，不覺豎毛髮。」（生番）作者說，村民用銃（土槍）打死一名生番，痛恨之餘，剖其胯肉，投鍋煮羹，吃番肉以弔死者。原漢衝突激烈由此可見。不過，佐倉對土匪和生番，倒有一套殖民者才會想到的絕招：向當局獻策，「驅番奴夾擊土匪」，而且奏效。
佐倉孫三的《臺風雜記》是一扇窗子，讓我們窺見120年前既熟悉又陌生的老台灣，頗值得研讀。此外，它也為台灣人示範一個態度：當你站在權力、身分、文明、知識的制高點，遇到一個「位置」（而非水準）比你低的異文化、異民族時，你如何客觀以對，並保持同理心？這是個人修養問題，也是文化涵養問題。
延伸閱讀：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台灣文獻叢刊》第107種，1961年5月出版，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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