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總共經歷3階段的黨外雜誌時期，為台灣民主進程、言論自由，扮演催生角色，並動員台灣民眾共同完成對抗戒嚴法使命。《台灣公報》（Taiwan Communique）創辦人，前荷蘭外交官韋傑理(Gerrit van der Wees)，2018年1月23日，在台灣英文媒體《台北時報》（Taipei Times）發表一篇專文，名為「台灣邁向民主進程的黨外雜誌」（Taiwan’s “outside the party” magazines on the road to democratization）。內容指出，台灣從1979-1992年的民主奮戰轉型過程，是讓台灣人真正感到驕傲的歷史一頁；該歷程改變台灣國家認同的方程式，並為人民的共同未來願景奠定基礎。
塑造台灣民主轉型運動的重大事件，一般較為人知者，包括有1.)1979年美麗島事件；2.)1986年民進黨創立；3.)1987年解除戒嚴法；4.)1991-1992年完成國會改革，憲法增修；5.)1996年進行總統全民直選，以及國會全面改選。
除了上述5項歷史重大進程之外，較少被觸及者，為促進台灣民主轉型的重大推手，1970-1980年代的「黨外雜誌」風潮。以下概述其3個不同時期的發展梗概。
台灣在1979年以前，少有反對派刊物，得以順利出版；康寧祥所代表的反對派本土菁英，成功在1975年推出《台灣政論》，是其中異數；不過，其影響規模相當小，而且以短命收場；因為國民黨政權很快加以查封。
到了1979年，島內情況有所改觀，因為美國不再承認國民黨做為中國合法政權代表，轉而在1978年12月承認中共北京政權。那個充滿焦慮緊張年代，國民黨政府在時局動盪之際，終止了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選舉，導政黨外人土，開始有機會形成鬆散結盟。
1979年夏天，兩股黨外勢力分別各自創辦黨外雜誌；其一、康寧祥創立《八十年代》，由江春男擔任編輯；《美麗島》則由黨外運動老將黃信介所創辦。到了同年秋天，這2分雜誌皆打出一定知名度，不過卻成了秘密警察鎖定，大力打壓對象；另外，當時的促統幫派人士，以及反共義士們，亦極力抹黑這些黨外雜誌，並將其視為中共聯合陣線的同路人。
1979-1983/噤聲與發聲
1979年的黨外雜誌運動，最後以「美麗島事件」收場。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當天在高雄的紀念活動，約有萬名群眾參與一場和平集會，結果警方擴大動員包圍，並對參與活動民眾發射催淚彈，故意製造黨外人士暴動，蓄意滋事的混亂場面。3天之後，國民黨政權幾乎全面逮捕黨外領導人，並指控其意圖煽動叛亂（sedition），陰謀推翻政府。
「美麗島大審」從1980年3-5月，共歷經三次。就國際觀點而言，它清楚明白顯示，那是鎮壓性政治系統，以及完全偏頗司法體系下的不公審判過程。當時的《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頭條新聞，就將這一系列審判，視為「滑稽司法大戲」（Comic Opera Trial）。
美麗島事件之後，一直到隔年1980年年底，不再有黨外雜誌出現。國民黨也一度暫停國大代表，以及立法委員選舉。不過，隨後的選舉顯示，美麗島事件受難者家屬的參選，多數獲得勝利；例如受難者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當選國大代表；張俊宏的妻子許榮淑，以及美麗島雜誌發行人黃信介的胞弟黃天福，該2人參選立法委員皆高票當選。
上述國會議員增額補選的勝利，給尋找民主出路的反對黨，帶來一線希望；僅管，總體而言，台灣當時持續欠缺民主與人權根基；而且許多反對派人物正處於身陷囹圄困境。
1981年春天，數家黨外雜誌重獲天光，陸續出刊；包括有康寧祥創辦的《八十年代》，再度復刊；立法委員許榮淑出版《深耕》雜誌；國大代表周清玉推出《關懷》雜誌。總計到了1982年夏天，台灣發行的黨外雜誌，成長到12家之多。
1982年夏天到1983年，台灣出現第二代黨外雜誌的接棒現象（因第一代雜誌創辦菁英多數被關在牢房）。當時美麗島的辯護律師尤清，發行《博觀》雜誌；黃天福則推出《縱橫》、《鐘鼓樓》（後來改名為《蓬萊島》雜誌。）
出版審查/國內外接連謀殺命案
雨後春筍般冒出的黨外雜誌，不可避免引來國民黨強力鎮壓。其監控手段包括有4種方式：其一、移除或直接下令某些敏感文章不得刊登；其二、直接禁止當期雜誌出版（僅管在許多書報攤，仍然可以購得）；其三、沒收該期刊物；其四、吊銷其出版字號；不過，當時黨外雜誌發行者，多半會申請多個出版核准字號，以備不時之需，所以類似的文章內容，照樣得以偷渡出版。
黨外雜誌之所以遭到出版審查監控，主要原因包括有，揭露高雄事件政治犯在獄中的嚴酷遭遇；討論台灣在國際間孤立處境；號召籌組反對黨；揭露國民黨不光采事蹟以及蔣家（蔣介石）獨裁者內幕。
黨外雜誌之所以遭執政當局深惡痛絕的其它原因還包括有，頻頻討論1980年228當天林義雄家人在台北住宅遭遇的滅門血案；1981年7月任職於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陳文成教授在台大校園內的返台死亡命案；以及在美國本土發生《蔣經國傳》作者劉宜良（即江南）遭殺害命案。
1984-1986/黨外雜誌第三世代
1984年初，台灣黨外雜誌進入第三階段（或名之第三世代）；其中包括有林正杰創辦《前進》雜誌；鄭南榕推出《自由時代》雜誌；這個階段的黨外雜誌創辦人，並未參與高雄事件，也與美麗島事件沒有直接因緣；相當特別的是，這時期的黨外雜誌，不但發行刊物，也透過街頭遊行，向執政當局施壓。
隨著運動領袖提倡的自由、民主化思潮，得到民眾廣泛支持，KMT政權卻逆勢操作，增強當局的言論出版審查；甚至在1984年10月間，還召開一項研擬「思想警察」的官方會議；出席單位與人員，包括有警備總部（即當時政府安全資訊部門的主導機關）、行政院新聞局長張京育，以及當時擔任國民黨要職的宋楚瑜。這場會議紀錄曝光之後，被外界視為根本就是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預言小說《一九八四》的翻版，統治者意圖透過思想警察，迫害獨立思考者與異議者。
到了1985年初，國民黨更加激烈進行其對付黨外雜誌的「沒收運動」（confiscation campaign），並派出1千位警察沒收違禁言論的黨外出版品；同時對一些刊物祭出司法行動，例如，當時擔任《蓬萊島》周刊社長的陳水扁，曾因該刊物的言論入獄。到了1985年9月，約95%黨外雜誌，盡遭KMT當局沒收。
隨後的黨外運動，展現強大群眾動員能量，最知名者為1986年，由鄭南榕、江鵬堅等黨外人士共同發起的「519綠色行動」。他們以紀念「台灣戒嚴日」為由，要求KMT解除戒嚴；其運動主張認為，打從1949年5月19日以來，國民黨於台灣施行戒嚴令，並且以動員戡亂時期的法律作為最高依據，導致《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自由權與人權，盡遭嚴重限縮；當局宜早日解除戒嚴，還權於民。
台灣黨外運動提出的解除戒嚴令訴求，在美國國會，亦獲得部份舉足輕重的參議員與眾議員聯手支持。這些國會議員，常在國會召開聽證會，指證台灣不民主，未致力人權保障。他們要求KMT當局，早日解除戒嚴，朝民主政治體制發展。
1987-1992/解嚴與廢除國安法
1986下半年，台灣政治景象經歷鉅變，黨外領導菁英創建了民主進步黨；同年10月間，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告訴美國《華盛頓郵報》，他將解除戒嚴令。同年12月的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增額選舉，新成立的民進黨在國會席次大有斬獲。
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信守承諾，解除戒嚴令；同時間KMT亦頒布「國家安全法」取代其地位；另一方面，刑法100條內容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皆屬犯罪行為，所以當時人民的言論自由，仍遭受國家箝制。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過逝，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然而，不民主的政治體制依舊延續下去。
為了爭取「言論自由100%」，1988年12月鄭南榕在《自由時代》雜誌，刊登一篇「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主張台灣的自由民主，卻遭煽動叛亂罪名指控；警方隨之對其雜誌社辦公室展開包圍。圍困攻勢進行約3個月後的1989年4月7日，警方鋸開鐵門，強行進入；為了對抗警方強力逮捕，鄭南榕透過點火自焚方式，捍衛他的言論自由信仰。
鄭南榕事件過後，來自國內外要求台灣民主化的持續壓力，以及李登輝善於引導內部政局，導致台灣在1992年5月，宣佈廢除國安法，以及刑法100條；從而也讓台灣正式揮別長達40多年，透過羅織罪名藉以打壓異議人士的「共黨叛亂時期」（或名之為白色恐怖。）其後李登輝主政時期，所領導的立法與修憲，完成國會全面改選；隨後並在1996年，完成台灣總統直接民選的萬願望。
目前在維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教授台灣史的前荷蘭外交官韋傑理，於專文尾聲之際強調，台灣成為自由、民主國家的轉型過程，大半歸功於黨外雜誌時期（有名或無名的）男女英雄，他們以無比勇氣對抗國民黨政權的蠻橫打壓，為台灣後來的光明前景，開拓出一片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