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往來，在兩方面處於兩難的局面，一是政治，一是經濟，這樣的難局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愈其富裕強盛而越來越沉重，甚至於台灣有一種坐困愁城之態。從台灣的角度看，長久以來面臨被中國共產黨殲滅的壓力陰影，社會中產生了普遍的「圍城幽閉症」（Siege-phobia）。這種被圍而滅的恐懼與恐慌，其肇因並不是這幾年的事，而是可以回溯到1949年國共內戰中華民國政府失敗以及其後撤台過程的痛苦經驗。如此「紅色死亡」的焦慮夢魘（Red Death）文本，長期來一直在台灣以各種的形式論述著，不論是早年聲嘶力竭的田單復國、反攻大陸，還是中期的建設台灣、革新保台，或是後來的兩國論、一邊一國，以及近年的台灣獨立、九二共識，都無法掩飾其中的一種驚惶感，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來到台灣的時間，一直在滴答、滴答地被眾人在心靈中倒數著（其實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各國都在觀看中國人如何收場的這齣大戲，目前世界上只剩台灣海峽兩岸以及朝鮮半島兩個地區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延續當中）。
而這種終局，並未發生，可能發生，可能不會發生，也可能發生的方式與結果未必是一個世界末日（Armageddon），還可能是一個破啼為笑的喜劇（comedy）。這種不確定感無法逆料，可是從1949年前後的歷史以及解放以來中共的表現來看，邏輯上，悲觀的感受是強烈的（如果不是悲慘的話──the end, passive if not a misery）。於是侷促於中國東南邊緣一隅孤島，百年以來命運乖舛，又曾經中興奮發的台灣／中華民國與其上的百姓，便面臨兩樣可能的歷史舞台劇的再現，是希臘抵抗住波斯的百年征伐，還是終究滅於羅馬的鐵蹄？
在兩岸這樣奇幻的戲劇性和現實性的異想世界裡，在民主政治（帶著馬英九式的規矩與挫敗以及柯文哲式的混亂與喜感）和專制政權（帶著習近平式的驚人改革以及阿里巴巴的帕克式（Richard Parker, 少年Pi）的紐約上市轟動），兩者的交流對抗中，似乎要找到一種可能有效的合作模式，可以歸類於史上十大數學猜想極高難度的益智活動（前總統李登輝去年底謂台灣海峽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地區）。
然而，歷史的可厭處，在於該發生的總是要發生，而其可怪處，則往往是不該發生的事居然發生了（作為一名歷史學者，發出這樣的論述，不是說明了該人的不學無術，就是其學問已臻某種境界），這其中的原委何在？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在於人的智慧與意志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說，中國與台灣未來發展的過程與結果，其歷史的變動與轉變，在於兩岸人民，包括官員、知識份子、商人、學生、一般百姓，不斷地互動與學習，而不只是落於英明的政治領導人肩上。進一步說，歷史一方面，是有其進程的（歷史主義的史觀），另一方面，則是可以轉向的（歷史發展中的不可決定性）。
我們在處於兩岸如此複雜的政治與貿易競合的環境中，應理解到其實幾乎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起作用，可能是良性的，可能是非良性的。而有一點是關鍵的，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是甚麼？這是主要的，其次的考慮是做法的問題。而人的出發點，往往看似複雜，千奇百怪，其實可以簡化為人性的兩個動機，一是要求無恐懼的生存，一是要求自我實現。在兩岸的環境中，若不能逐步解除人的第一個基本動機，相處與合作必然是充滿了困難。然而，無恐懼的生存要求，不只是台灣的處境而已。中國近百年的內憂外患並非誇張的歷史，台灣的現狀即是其中一個結果。也就是說，中國若固定化失去台灣，不是打擊了中共領導人的歷史使命，亦非破壞其中國夢的一部分（這並非人民的關切），而是實實在在地使中國東南沿海與東海的門戶永遠洞開，直接影響中國與中國人的安全與發展，這形成了中國與中國人的生存恐懼。我們必須以同理心去理解對岸的感受，就如對岸也必須以同理心理解我們的感受一般。
而由於兩岸關係的過往充滿了敵意與不信任，由於國共內爭留下的話語遺產，兩岸的關係發展已經在語彙與姿態上慣常地落於失敗的邏輯推演之中。也就是說，我們彼此都需要更新自我的意識、觀念、語言與行為方式，而非慣性地沿著國共內爭的歷史幽靈軌道滑行。在如此的覺醒下，所謂統獨並不屬於兩岸最優先的層次（至少目前），而透過歷史的迷霧認識彼此，看見對方真實的身影與面容，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良性關係，是最優先的工作。
在中共方面，常常將彼此的交流定義與定位在統一戰線工作方面的工作，使得他們落入政權保衛戰的成功哲學與功利主義的思維陷阱之中，而缺乏人溺己溺、愛人如己的真誠感。更使得他們縱使不想虛偽，也不得不為了「執行黨的任務」，而將人與人的關係工具化、利益化。我認為這是中共首先應該嘗試學習的，這對他們是非常困難的一步，因為統戰是他們成功的核心經驗，已經演變成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基本上是他們的行為準繩與行為模式。統戰的基本出發點是分化敵我，轉化中間分子，打擊首惡分子。由於一時一地的情況不同，敵我關係也不同，形成內外不斷鬥爭論。因此，在中共能夠有效地、慢慢地改變其待人接物的慣性以前，台灣需要理解中共（包括許多他們治下的老百姓）的思維與行事方式，也許我們不喜歡、不習慣他們的做法，但是必須學習認識他們、接納他們，從而嘗試建立一套對彼此有效、有益的對話與對應模式（protocol），否則會一再地一起走入負面溝通模式以及不良的合作過程與結果。這在政治和商業方面尤其重要。
而在台灣方面，我們的盲點之一是被迫害妄想症，這當然也是歷史的過往與現實的處境形成的。我們常常疑神疑鬼，總覺中共日夜謀我甚殷，以及懷疑內部藍綠族群中有人與中共發生不可告人之事。事實上，台灣對中國／中共是很關鍵，但是目前還沒有到比他們內部社會秩序的安穩與國際地位的層次更重要。我們應有適當的策略與作法管理我們與中國／中共的關係，但是不需要恐嚇自己。由於我們如此恐共厭中的生活已經太久了，成為慣性，我們的言語與行為模式幾乎也已經定格，變成了我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綜合以上論述，我認為台灣與中國，像是歷史舞台上的雙城，也像是被歷史綁架的兩群人馬，他們可以互利，他們也可以彼此傷害。但是，過去他們彼此傷害的程度遠大於他們互利的程度（事實上，我們自己內部的狀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如果，他們嘗試去聽一聽一位（歷史的與社會的）心理醫師客觀地諮商，也許他們會發現其實對方沒那麼壞，自己也沒那麼好。那麼，當他們離開精神療養院的時候，他們可以比較成熟的處理他們與他們下一代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