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獻璋君來…他像預知將受到嚴重的追究，一味謝過，一味求我體諒他的立場…後以他腹痛，他就中止談判。他說要到城內喫麻糍，也就一塊出去…」
前一陣子再讀《楊守愚日記》，始注意到藏身在1937年1月3日的日記裡的麻糍。而一旦知道它的存在，每回翻閱至此總不禁想，那城內、彰化城內的麻糍到底是怎樣的麻糍？可以令從外地來的李獻章即使腹痛也忘不了它的滋味；或者說，可以令正在談判中的楊守愚與李獻章放下已經糾纏了將近一個月的爭執，一同進城去嚐它一回？
1937年1月3日，《台灣民間文學集》出版以後，李獻章第三次來訪楊守愚。因為發行者與印刷場的糾紛，延宕了一年多的《台灣民間文學集》終於在1936年的11月出版了。這是李獻章「不惜費了三、四年的功夫，搜集了約近一千首的歌謠、謎語；更動員了十多個文藝同好者，寫成了廿多篇的故事和傳說。」
「在民間文學還不被重視的今日，此書是寶貴的集子。我真希望此書一出版，能夠引起台灣文壇對於斯道加以深甚留意。」楊守愚作為其中的一個撰文者，也早在1936年4月14日一度聽聞它即將出版時，便於日記寫下他對這本書所寄予的厚望。
誰知書出版以後，其中一篇由楊守愚執筆有關霧峰林家祖先故事的〈壽至公堂〉竟遭疑失實。儘管收集到的材料或片斷或各異，但也是「拜聽過十多個老者的講述」後據實呈現的；且「傳說也自有其不斷的生命力，就使不經我記下來，他同樣還是流傳的。」楊守愚自認毫無半點歪曲事實的惡意而無愧於學術。
從1936年12月8日，收到李獻章轉來林家後代林幼春寄給他的抗議信，往後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楊守愚的日記幾乎天天記載。他們或藉由書信，或由李獻章或楊逵與葉陶夫婦來往於彰化與霧峰之間的折衝。在改作不行，編者或作者置名訂正也難的狀況下，終於要抽起（抽稿），但抽起又陷入補償金的曖昧糾葛。
1937年1月3日，可說來到最後攤牌的時刻。對於作者楊守愚質疑屈服於補償金的抽起決定，編者李獻章「支支唔唔，窮於答辯」的窘境，沒想到竟讓彰化城內的麻糍給化解了。
《楊守愚日記》從1936年4月10日寫到1937年2月16日，322日，日日不輟。這段時間，除了逢這本賴和稱之「極盡台灣民間文學的偉觀」的《台灣民間文學集》的出版，剛好楊守愚也擔任《台灣新文學》雜誌的編輯，又參與台灣第一本《台灣小說選》的編成。那是自1925年8月、12月到1926年1月，賴和陸續發表台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散文、第一篇新詩、第一篇白話小說，拉開台灣新文學序幕以來，歷經十年磨練，台灣新文學正進入一個高峰的時代。不料為了推動皇民化運動，日本總督府於1937年4月下令禁止漢文創作，全台各報的漢文欄被禁。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台灣新文學創作可說面臨了中輟的重大危機。
時間不到一年的《楊守愚日記》，雖然只記到1937年的2月，但山雨欲來風滿樓，作為一個追隨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腳步的寫作者，甚至一個編輯，多少煩憂，多少困頓，都自他的日記流瀉，正好見證台灣新文學發展的一個關鍵時刻。而這也是它自1998年出土以來，所受到的注目焦點。
以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為首，帶領賴賢穎（賴和之弟）、楊逵、周定山、朱點人、王錦江和吳新榮等人出入楊守愚日記，撐起了台灣新文學的一片天。然而穿透這一頁台灣新文學發展史，回歸到日記中的日常生活時，那些偶而浮現的食物反而存在更大的張力，帶給人無限的揣想。
322天的日記，出現食物，不過10天，街頭小食更只有5天，麻糍竟占了2天。就在楊守愚與李獻章將爭執擺一邊，一起去吃麻糍的兩個多月前，1936年10月18日，逸生來訪，楊守愚也同他一起去嚐小食。除了擔仔麵、肉圓、肉粽，麻糍也在楊守愚細數的彰化名食名單中，只可惜那天楊守愚心儀的麻糍擔沒有出來賣。
逸生，乃吳松谷，1927年「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的主要成員，當年楊守愚亦曾追隨之。儘管來到日記的年代，他們成了輕描淡寫的小食同嗜者；但走過共同為追求一個自由平等社會而抵抗強權的歲月，近十年的光陰，同樣作為小食愛好者，想必不乏並肩共嚐的機會。而過去種種熱血的青春記憶，必然隨著一次又一次的美味追尋，越沈越深越難抹滅。
1936年，4月30日，楊守愚聽聞彰化的南門巿場有賣鴨仔米糕，好不容易抽空一嚐，竟大失所望。不由得想起前一年，上台北參觀台博時，王錦江、朱點人還有李獻章，招待他到艋舺龍山寺口吃的鴨仔飯，還有所附清湯的可口。
王錦江，即王詩琅，也是當年「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的初始成員。當年他和松谷還因此被取締，失去自由，吃了一年半或半年的牢飯，而楊守愚也曾被拘役了十七天。從昔日奮不顧身投入的社會運動開始，到盡心盡力為了開創台灣文學的新頁而付出，他們的生命不時相互牽絆著；而小食就在被忽略的角落，不知不覺發揮鞏固作用，加深他們彼此的牽絆。1937年1月3日，面對李獻章和楊守愚之間的僵局，便幸有彰化城內的麻糍緩和了情勢。
那一年，他們一起進城吃麻糍；比起那一年，「台灣文學界的漢文陣，已經是像十五後的月亮，漸失消失了其光明」的大事，或許微不足道。不過，回想那一年，「行年三十三」，小說既賣不了錢，自十七歲以來授漢文所執的教業也遭禁，書房（私塾）關門大吉，只有淪為失業者的無盡茫然；回想那一年，「生計難獨立，一家八九口，嗷嗷相對泣。老妻哭且瞋，道我不掙錢，鎮日不釋卷，咿唔如瘋癲」的無量感慨，啊！理想與現實交迫，面對「民文集之出世」的「波瀾重疊」，若非城內麻糍的召喚，楊守愚「自認獃子」，自言是「守愚」的心情可能更難釋懷。
是啊！那一年的日子真不好過。「家裡又沒有錢」，本要帶女兒到醫院裝假齒，「就只得等明天向信組借了錢去了」。而彰化巿區改正，如火如荼進行著，家裡「墻壁被折毀，非得重新搭上一座不可」，「要連拆工、修築工共起來，這注意外的錢，又非花上十二、三元不夠。」「賣新穀本來我是不曾幹過，但，因為遭逢拮据，且價也相當，也只好糶一次試試看。」而就因還擁有二甲零田產，常被一些窮親戚、窮朋友視為「財神」。那一天，大姨母又來借錢了，唉！「家用不足，不借她呢，說是薄情。」「只得拿給她四五元」。「一年間單這一筆『有賬』，也要支出五七十元，自己沒錢呢，向誰訴苦？」
那一年，「身上背的債項，一筆近三年可還清，另一筆還要再等十三年。」唉！日子再難過，兩個唸小學的女兒隔天要去遠足了，仍得去買「二匣乳糖、兩個蘋果分給她們」。還不時前往北門的金子商店堂，為孩子們買自習書；或到真光堂買童話、畫冊，甚至買《幼年俱樂部》雜誌給他們當暑假的課外讀物。夏天到了，「又要添製新衣，妻子吵著要租一台裁縫車。一家八口，一人一套夏衣，也夠麻煩了。」且妻子又懷孕了，還要照顧未滿周歲的幼子，「真非靠機械不行啊！」
一年一度五福戶的請媽祖如常的進行著，「未能免俗」，「也陪著花了廿元上下，不過樂得請幾個朋友來暢飲兩盃」。至於「半島舞姬崔承喜到台中表演」卻去不了。「一則對舞踊感不到多大趣味，一則還是因為觀覽料、車賃太多。當此借來的錢，快要花完，而租穀又未賣出，衣袋裡空空如也。」
清貧苦悶的日子，只能就近到和樂館看看電影，或到彰化座看戲，或者趁迎媽祖的日子到天后宮觀賞傀儡戲的演出；平日便靠高爾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還有郭沬若、魯迅等等中外作家的作品解憂；或讀讀讓人拍案稱快的蒲松齡的《聊齋白話韻文》，或者折服隨園老人信札的「淺白易解」、「通情達意」。
只可惜，那一年傳來魯迅往生的惡耗，「我於十八九歲時，就讀到先生的作品」，「平淡裡藏著一股強烈的反抗力。其冷誚，直比之所謂革命文學家之熱罵，還來得深刻有力。」連被他奉為世界大文豪的高爾基也在這一年離開人世。先前聽聞他生病，還在日記裡祈禱其無事，沒想到還是走了。
那一年，長楊守愚數十歲的大哥也因病往生。楊守愚六歲失怙，「問寒問飢，全靠阿兄友愛，方幸同氣提攜，俾得自立。」「三十多年手足深情，從此永訣，怎不叫我心碎。」而那一年，年末，楊守愚懷孕的妻子臨盆了，又一個孩子來到人間。
啊！人生無常，生命自有榮枯。只有獨自一人外出覓小食時，時空靜止，可置身事外。「趁著月明，我獨個兒出去散步。覺得人很爽快，因為像這樣的殘冬，能夠不大寒、不陰鬱的天氣，真是很少有的。我由北門經南門而東門，跑了一環，還飽喫了三種點心。真合乎世人說的『也飽、也巧』。於歸途，偶聞鼓樂之聲，憶及外四汛王金連在慶壽演戲，便折向公共浴場邊那條小巷，去站看了一會兒，然後緩緩兒踏月歸來。」
1937年1月27日，322個日子當中「很少有的」一天，甚至可說絕無僅有的一天。「緩緩兒踏月歸來」，所有的煩憂退去，只留下「吃飽又吃巧」的三種點心伴著樂聲入楊守愚之肚。到底是哪三種點心？今或已難考，但無庸置疑的是，比起單純的看戲或閱讀，它們展現了更強大的力量，從飽了楊守愚的肚子開始，巧妙的安了他的心。就像1937年1月3日，從李獻章和楊守愚僵持不下的爭論中浮現的麻糍一樣。因為它們的存在，一種簡單的滿足，困頓的時光被突破了，日子得以繼續過下去。
而更神奇的是，日子來到了今天，想像著楊守愚日記裡的麻糍，想像著陸續從日記中被翻出的肉圓、擔仔麵、肉粽、當歸鴨，還有糯米炸、四果冰，甚至那三種不知名的點心，不知它們的滋味如何？今安在否？但即使如此，一頁台灣新文學萌芽史，早已隨之在1936年至1937年間彰化城內庶民的日常生活中開展了。
感謝那些一直以來在時代的角落默默於街頭挑擔行商、販賣著小食的人，在一頁台灣新文學史寫成的當下，或許也有他們付出的無名力量。而也因為他們一代又一代的接力，今日的我始能一邊嚐彰化小食，一邊展開這場跨時空的旅程。啊！彰化麻糍的滋味果然了得，才能如此讓人欲罷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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