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強制對居家隔離者配戴電子手環有無法律正當性？

隨著武漢肺炎疫情的升溫，須接受居家隔離與檢疫的人數不斷上升，內政部長徐國勇強調對失聯者要以通緝犯的規格來協尋，而台北市長柯文哲也拋出使用電子手銬的想法，以來防堵可能出現的防疫漏洞。只是這些手段，除了考慮防疫的必要性外，是否於法有據，也是必須檢討的課題。

目前違反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最直接的處罰效果，來自於傳染病防治法第67條第1項、第69條第1項，分別可處六萬到三十萬、一萬到十五萬元的罰鍰。而因此等違反僅是行政不法，故刑事訴訟法中，有關通緝須製作書面，並將之公布於檢警機關，甚至刊載於媒體以呼籲民眾協尋，且檢警得逕行逮捕的強力作法，恐皆難以適用。

以刑事犯處理失聯者的盲點

只是違反居家隔離、檢疫的禁令而四處遊走，難道不能以傳染病防治法第62條，即不遵行指示散布傳染病而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現行犯逮捕？因此罪於主觀上須明知染有傳染病、客觀上須有傳染他人的事實，則在居家隔離或檢疫者，尚處於十四天的潛伏期內，不可能明知自己有傳染病，更遑論有傳染他人的可能下，要以刑事犯處理，實屬不可能的事。從此也衍生出一個修法問題，即在現行傳染病防治法第62條的刑罰要件，於主觀上，是否要限定明知的確定故意、客觀上，是否從結果犯改成無須結果發生的危險犯，實皆屬立法政策必須考量的問題。

故對違反者，仍以集中隔離與檢疫為最有效的防疫方式。惟此種強制措施，畢竟涉及人身自由的拘束，當屬最後與不得已的手段。（可參考筆者著〈強制隔離與人權保障〉）故強制隔離與管理，就只能針對違反禁令者，但對居家隔離、檢疫者的監控問題，仍然存在。而現行發給居家隔離、檢疫者手機，以來監視其行蹤，並要求其回報身體狀況的方式，乃屬於被動式監控，在無法強制其隨時攜帶手機、回報身體狀況亦基於誠實原則下，就會產生許多漏洞。也才有柯文哲市長所提出，以讓其配戴電子手銬，或者智慧手環的構想。（參考筆者著〈必須強化居家監禁的法制基礎〉）

至於電子監控的法律依據，最早出現於2005年修正的性侵害防治法，其中第20條第3項第7款規定，對性侵害的緩刑與假釋犯，於保護管束期間，經檢察官許可後，得對之施以電子科技設備為監控。而於去年中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於第116條之2第1項第4款，也明文法官停止對被告羈押時，為保證其能就審，亦可為電子監控。而此條款，也同樣適用於檢察官不聲押或者法官決定不羈押時，為防止被告逃亡的替代手段。

行政機關不能逾越法律

而對刑事犯的電子監控，是於手腕或腳踝配戴發射器，再加以GPS定位，致能為全天候的監視。故只要被監視者未遵守居家命令而離開處所，或者拆除發射器，執法機關就會立即進行逮捕。而拜科技進步之賜，如於美國加州，甚至還可對酒駕累犯、吸毒者等，於此發射器加裝偵測酒精濃度、毒品含量的晶片，以隨時掌握其是否違反誡命。

故若能將此種監控方式，移植於居家隔離或檢疫者，甚至在配戴電子手環時，加裝可隨時監測體溫的智慧手錶，實就可完全掌握行縱及身體狀況，並在查獲其違反禁令時，也同步得知經過的地點，致能於第一時間為緊急的防疫措施，實屬事半功倍。

只是這種高密度的監控，因涉及行動、甚或是人身自由的限制，於現有法制，就僅針對性侵害的緩刑或假釋犯，以及刑事訴訟法作為羈押的替代手段。則在傳染病防治法未有任何明文授權下，行政機關實不能自作主張而逾越法律的界限。故若真要對居家隔離、檢疫者進行高密度的電子監控，勢必得為修法。只是面對疑似傳染病者，若採與刑事犯相等同的強制處分，這是否能通得過憲法比例原則的檢驗，卻又落入防疫與人權如何權衡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