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聲】從柏林新機場到疫情大逆襲

正值新冠肆虐，各地機場賓館門可羅雀時節，千呼萬喚的柏林布蘭登堡機場却終於不合時宜地落成了，這些天還在驗收試驗階段，10月最後一天才將正式開始營運。

本來是喜事一樁，但是不得不說，這是德國建築業上的一個難產醜聞。兩德1990年統一後，首都定在柏林，為了接應日益增加的航運業，原來的幾個機場都已經不堪重荷，因此數年之後就開始規劃，欲建一個吞吐量夠大的現代化機場。預計於2006年動工，5年完成，於2011年啟用。誰知一拖再拖，工程造價也一再追加，其中緣由甚多，除了設計不合格，行政管理出紕漏，官僚主義，甚至腐敗的暗箱作業，也都逐漸曝光。柏林市長換了幾任，造價也從開始的19億歐元翻了幾翻，到如今算是將近80億才打住。

難兄難弟的機場和愛樂廳

這個機場以從前的柏林市長、後來的德國總理威利布蘭特命名，正式名稱叫「柏林布蘭登堡威利布蘭特機場」（Flughafen Berlin Brandenburg Willy Brandt），國際航空的代碼是BER。布蘭登堡是德國東北部的一個州，從地理位置來看，柏林剛好位在它的中心，所以柏林和它就形成了「柏林／布蘭登堡大都會區」。新機場在遜內菲爾德區（Schönefeld），這裡本就有東德原來的機場，所以交通網是現成的，直接有非常便利的電車、火車，大巴士連結到柏林市中心。

剛剛落成的柏林布蘭登堡新機場。圖／Günter Wicker，作者提供

從這個機場建造過程的尷尬醜聞，可以管窺當今德國社會的各種弊端。建築業的另一個「難產」項目是漢堡的「易北愛樂廳」（Elbphiharmonie），它和柏林機場可謂是難兄難弟，其「誕生」前的「陣痛」同樣地令德國人感到痛心甚至憤怒。構想好、設計美的易北河畔的愛樂廳於2007年開工，打算2010年完成，結果往後拖延了6年，直到2016年末才完成，而且造價從原來的7700百萬，躍升了11倍多，高達8億6千6百萬。當然落成的大工程的確美輪美奐，每年吸引了上百萬的聽眾和數倍的參觀者。

柏林新機場建造了14年才完工，造價翻了4倍。圖／haz.de，作者提供

德國建築業堪比落後的第三世界

世人對德國人做事的效率和精準都十分佩服，但是在建築業上，筆者實在不敢恭維。別說像機場、大樓這樣的大建築，就是在我居家的科隆市，整個城市有數百個挖開的路面，修修補補的小工程，只要是一動工，不論多小的項目，哪怕是埋個網絡電纜，或下水管道的更新，一開工就收不了攤，拖上個把月甚至幾年都是常事。就拿科隆城南增修的地鐵工程來說，十多公里的工程，從開工到結束超過了十幾年，路旁的商店都因工地的防礙，一家接一家倒閉，待到全部工程於十數年之後竣工，一切都很美觀方便，却凸现了一個缺陷，就是沒什麼市民搭乘它，這根本是一個多餘的、浪費的「無用工」路段，顯然是工程計畫的預測評估不周密。

作者家門前中世紀的古老城樓，已經有700年歷史。圖／作者提供

我家門前的舊城樓，美麗古老，是每年嘉年華會的龍頭出發點。兩年前開始要改建地下安全通道，春去秋來，白髮徒增，至今還是深坑一個，偶爾有一個升降的起重機在那兒打轉，平日幾乎看不到工人在幹活，不知何年何月能完工。整條路都重新改道，擾民真是「到家」了。而這種情況遍及整個德國。每每看到中國在短期內建造的華麗大樓、跨海橋樑、飛天公路，都驚詫不已，怎麼工業技術先進的德國，在建築業上竟呈現一副第三世界落後國家的態勢？實則是，德國法律對於任何動工動土的工程，有條條框框的限制，繁文縟節，不堪其煩。平常自己家要改造或增建一個陽台，只要房屋外觀有所改變，都得向當地的工程局申請，批文一般都得好幾個月，甚至一年半載，很是惱人。

城樓底部要加修一個地下通道，建築工程一拖就是兩年，何時完工還遙遙無期。圖／作者提供

社會風氣受到數據化的衝擊

年紀大的人都愛抱怨時代變了，懷舊的情緒濃厚。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來到德國，那時學生運動餘波盪漾，青年一代挑戰歷史詮釋、顛覆社會既有的成規和秩序，但是社會大眾依然比較傳統守舊，一般人衣著整潔，言談有度，沒有人在公共場合上吃喝、化妝或高聲談笑。而今在電車、火車或者街道上，有時可以看到年輕人手拿著啤酒瓶，邊喝邊玩手機；女孩子們放縱嬉鬧、打電話，將公共交通工具的空間當成自家的化妝室或客廳。行人道邊總有無業遊民或吉卜賽人坐在那裡向路人伸手。尤其是數據化時代的來臨，很多人對其他人或周遭環境都視若無睹，只專注地活在自己手機裡的世界，走路時常會被旁邊人高聲的話語或笑聲嚇一跳，待要反應，才發覺自己並非對象。以前人們隨時都在閱讀書報，現在低頭族隨處都是，連過紅綠燈斑馬線時，眼睛不是盯著手中寶貝，就是拿著它在講電話，教養全無，還危害公共安全。

疫情氾濫顯出東西方民族性的差異

進入秋季，新冠病毒第二波反撲，來勢兇猛，歐美依然是重災區，美國那無賴無能的川普總統只會說，現在檢測數量增多，因此確診人數也多，美國每日感染人數將近9萬，總統都能無恥地無作為，只一心想繼續霸著權力，不過他的日子也到頭了，美國人民會用選票將他趕下台的。歐洲許多國家再度進入緊急狀態，閉市封城的措施，似乎又要實施了，然而這又會讓經濟滑坡加速，民生凋敝，失業飆增，真是情勢堪憂。德國的局面雖然不樂觀，據說抗疫疫苗明春就能問世，從醫療系統和經濟層面上看，似乎還能安然應對這次危機。但歐盟一體，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周邊國家如今紛紛告急，9月間歐盟輪值主席德國梅克爾夫人領銜主持的聯席會議中，提出了救援計劃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設計的，現今的危機並未計算在內。冬季以後的情況將如何，誰都說不準。

以前常聽說中國人的民族性不團結，是一盤散沙。現在看來，時代變了，人也改變了。武漢病毒爆發，中共政權鐵腕手段，雷厲風行，將1100萬武漢人禁閉家中，於短短兩個月之內，就控制住疫情，並在全國進行嚴厲管控，病毒就如「異議份子」一般，硬是被老共壓制下去。中國老百姓倒也服服貼貼，沒有人反抗政府的強制手段和措施，極力配合。習近平政府打出大外宣，宣揚中國抗疫的傲人戰功，對自己作為病毒原發國，給世界帶來的巨大禍害，沒有一點歉意和表示補贖的態度。不論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服貼是真的團結表現，還是為了保命的妥協，都還是能看出，專制獨裁採用的洗腦宣傳和強制手段，能讓人民在某種程度上，將自己的命運跟統治者（中共）的命運綑綁在一起，甚至在某些認知上模糊了界線，失去了個人的意志。

民主社會包容，極端份子和小眾唯恐天下不亂

反觀西方民主國家，傳統以來的個人主義遠比東方文化中佔有更高的比重，加之法律上明確保護個人的公民權利，限制國家的公權力，一般人很清楚，個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不是國家、更不是政府能越權控制或侵犯的。當疫情氾濫，各國政府開始下禁足令時，人民反抗之聲時有所聞。各國都有大規模的抗議「抗疫」示威遊行。據調查，雖然80%的德國人同意政府的防疫措施，但是少數的小眾很會鬧事，他們唯恐天下不亂，以常理跟他們無法溝通。德國的這些「抗疫份子」竟然不知羞恥，自稱是「橫向思維者」（Querdenker），在全國都有組織，時不時跳出來跟警察對峙，痛責政府。在當下疫情反撲，朝野上下傷透腦筋地在佈局應對之時，10月25日的週末，柏林還是有數千人在不同的地點群聚，反對政府的各種限令。這些人的逆向行為，對東方社會的人來說，很難理解。也許新冠疫病不夠厲害，很多人覺得這不過是類似感冒的小事一樁，政府何必用大砲打蚊子，鬧得社會雞犬不寧。如果新冠如中世紀的鼠疫或黑死病那麼厲害，想來就不會有人反對防疫措施了。總之，西方民主社會普遍尊重個人的意志和權利，即便在生死關頭，政府也不能越權越界，運用強制的禁令手段。當然，目下如果有人在封閉式的公共場合或人群密集的室外不戴口罩，是會被罰款的。但是在有成百上千人的街頭抗議行動中，這些參加者故意不戴口罩，不保持一米五或兩米距離，警察管不過來，有時發生肢體衝突。令人不能忍受的是，許多極端的極左或極右組織混進人群，打出自己組織的旗幟，利用空隙，製造暴力行為，而警察百般忍耐，只採取防禦策略，儘量不讓暴力的場景出現在公共視野。

民主社會普遍尊重個人的意志和權利，即便在生死關頭，政府也不能越權越界，運用強制的禁令手段。10月25日的週末，柏林還是有數千人在不同的地點群聚，反對政府的各種限令。示意圖／擷自DW網路影片

新冠病疫橫掃全球，亞洲國家處理應對得比歐美國家好，究其原因，似乎亞洲人的行為模式跟西方人有別。在東方文化裡，人們交往時的肢體接觸少很多，握手、擁抱或親吻都十分有限，而且一般人更耐得住寂寞，自我隔離和減少社交活動，對很多人來說並不是太困難。在西方人的習慣裡，這些禁忌都是很難忍受的。這也並不限於年輕人，人們慣於群聚，往往病毒就在私人的慶生聚會、宴請、婚禮等場合擴散開來。雖則當局一再警告，但是違規的例子不斷出現。由於長期的孤立隔絕，許多人在精神上都承受不了，心理醫生一再警告，病毒所造成的心理傷害不可小覷，而心理又波及到生理，衍生出許多平日不會出現的病例。這種現象在亞洲似乎並不頻繁，也許亞洲家庭成員之間關係比較緊密，甚至兩三代人居住在同一屋簷下，孤獨的老年人比西方少得多。

漫長而嚴寒的冬天即將來到，為喜愛低溫的病毒創造了良好的繁衍條件，疫苗問世之前的幾個月將如何渡過，各國政府還有什麼保護（限制）民眾的措施出台，一切都是未知數。本來以為進入新的二十一世紀，我們這代人已經跟戰爭、瘟疫這兩個催命符無緣了，誰知它們就近在眼前。

滄海桑田，世事難料，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