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思想家阿多諾說過：「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也是野蠻的。」在這句話裡，詩歌被定義爲一種奢華的、自戀的藝術與精神的遊戲。但是，如果詩歌有另外一種定義，即「一種反抗謊言和暴力、捍衛真理和自由的藝術形式」，那麽，奧斯威辛之後，不寫詩才是野蠻的；同理，六四之後，不寫詩也是野蠻的。
2014年，離六四屠殺那一年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在二十五週年紀念日前夕，我在臺北的水牛書店參加了《六四詩選》的新書發表會和詩歌朗誦會。小小的書店裡，擠滿多半是一九八九年之後出生的、滿臉稚氣的年輕讀者；而幾名與會的作者分別來自中國、香港、臺灣及北美，其生命歷程多多少少都受到六四的衝擊，用主編孟浪的話來說：「對兩岸三地及流散海外的很多文學人，身為當年事件的親歷者、目擊者或見證者，『六四』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他（她）們當年至今四分之一世紀漫長的人生軌跡，並非不重要的是，『六四』的悲劇所昭示的精神向度可能始終還迎臨著他（她）們。」
這是一本遲到的詩集。不過，珍珠和琥珀都需要時間的積累與打磨，才能脫穎而出。既是作者也是出版者的臺灣詩人鴻鴻，將《六四詩選》命名為「反國家暴力的抗爭紀錄」，他指出：「書寫六四，是對詩與政治關係的考驗，是詩的隱喻與論述能力的考驗，也是內在歷史如何表呈的考驗。這本收錄多達百位詩人的《六四詩選》，就是一本較為全面的觀照。」這本《六四詩選》，不僅是一百名作者對六四的真實記錄與深切紀念，更是對被六四改變了軌跡的生命歷程的回顧與反省——這本書的若干作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肩起了六四這道沉重的閘門。
六月四日，那個日曆上沒有的日子
屠殺之後，在中國的日曆上，六月四日是一個「被消失」的日子。二十五年來，劊子手們繼續實施第二次謀殺：不准母親悼念孩子，不准妻子悼念丈夫，不准孩子悼念父親，不准傷殘者悼念那一部分失去的軀體。在這個意義上，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分享了鄧小平主持的這場「吃人」的盛宴，以及作為吃人者的傲慢與罪孽。
於是，詩人們站出來，像隻身抵擋坦克的王維林那樣站出來，用詩歌捍衛記憶和真相。詩人楊小濱在《輓歌》中寫道：「我聽見無數頭骨在／鋼輪下輾碎的聲音／從北方傳來！還有淒厲叫喊的影子／在子彈下慘痛撲倒……我觸摸到新鮮的血燒成灰土！／／從謊言到屠刀，只有一夜之隔！」這首詩像錄音帶一樣還原了屠殺的現場，更揭示了中共統治的秘訣：毛澤東說過，中共奪取政權靠的是槍桿子和筆桿子。也就是說，中共維持政權的兩大法寶是暴力和謊言。1989年六月三日的深夜，當謊言掩蓋不住真相之時，暴力就昂首登場了。
殺人是共產黨遇到威脅時的本能反應，這一天之前，共產黨早已殺人如麻；這一天之後，共產黨繼續快刀斬亂麻。詩人簡政珍在《我們的影子》中寫道：「我們被放在一個色彩過重的山河裡／歷史在戰車的履帶下成形／我們用血水／醬泡老人癡呆症的時代／在揮揚的旗幟下／質問身世。」癡呆的老人偏偏要扼殺青年的希望。殺入在這個老人統治的國家變成了常態。哪一天，又不是六四？哪一個日子，又不會因爲「敏感」而被「和諧」？
那天晚上，究竟有多少人被殺害，迄今為止依然是這個國家的最高機密；那天晚上，更多人的生命斷裂成截然不同的兩半，前者沒有意識到被奴役的處境，後者拒絕繼續奴隸的命運，香港詩人廖偉棠在《寄自北京：六月四日晨歌》中寫道：「如果我是早晨，我需要進入黑夜。／如果我是熱風，卷起碎石，我將砸破自己的頭骨。／如果我是死者，我的骨灰將在水泥深處飛揚、閃爍。」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成為死者，死者一了百了，更痛苦的是那些失眠的倖存者——此後，倖存者成為很多人的第一身份。比如，每年的這一天，劉曉波都要爲六四寫一首詩歌，即便在沒有紙和筆的獄中，也要把詩歌鐫刻在心中。
那些不屈不撓地爲六四守望的人，要麽流亡異國他鄉，要麽出入大小監獄，要麽在沉默中把牙關咬出血。經歷過八九學運的詩人師濤，後來在湖南的某媒體任職，投書海外媒體揭露中宣部封殺六四消息的命令，而被以「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入獄八年。入獄前，師濤寫過一首題為《六月》的詩歌：「所有的日子／都繞不過『六月』／ 六月，我的心臟死了／我的詩歌死了／我的戀人／也死在浪漫的血泊裡／／六月，烈日燒開皮膚／露出傷口的真相／六月，魚兒離開血紅的海水／游向另一處冬眠之地／六月，大地變形、河流無聲／成堆的信劄已無法送到死者手中。」六月是會下雪的夏天，六月是苦難的開端。師濤並不爲這八年的苦役和折磨而感到後悔，反之，他認為這是一場遲到的牢獄之災——在六四的那一年，自己早該就是一名光榮的囚徒。
天安門廣場，那個暴力肆虐的地方
時間定格在六月四日那天，地點則定格在天安門廣場。那不是人民的廣場，而是獨裁者的廣場。
每一個獨裁者都需要一座顯示其權柄的廣場，毛澤東要把天安門廣場修建得比「老大哥」史達林的紅場更宏大，這個願望毫不費力的實現了。紫禁城裡深居簡出的皇帝們，從未在如此寬廣的地方接見他們的子民；即便是在納粹黨代會上得到萬人擁戴的希特勒，在令數百萬學生如醉如癡的毛澤東面前亦黯然失色。
近代以來，歐美各民主國家的廣場，是開放、自由的，是各種團體舉辦多姿多彩活動的場所，也是市民休憩及公開發表言論的地方。但是，正如歷史學者洪長泰所指出的那樣，天安門廣場與西方廣場不同，它明顯是政治廣場，要爲中共共產黨服務，「天安門廣場是官方控制的，封閉的，要服從單一政治思想的，氣氛是嚴肅的，是一處強調紀念意義的地方。」
毛澤東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權謀大師，天安門廣場是其對人民實施催眠的最佳場所。不過，毛沒有在廣場上演出殺人的曲目，這不符合他的暴力美學。而標榜「摸著石頭過河」的鄧小平，因為缺乏足夠的領袖魅力，對羊群只能胡蘿蔔和大棒併用。當人民發現僅有胡蘿蔔是不夠的，還要尋求公義和自由的時候，鄧小平就不惜翻臉，祭出了讓人血肉橫飛的坦克和機槍。
在中國，廣場是一塊被鮮血滲透的土地，四川詩人周倫佑在《厭鐵的心情》中寫道：「在火焰中，廣場突然變得很小／被巨大的熱情舉起來／又從很高的地方跌落／光芒的碎片把目擊者變成瞎子。」廣場為什麼很小呢？因為它會被子彈穿越。而只有瞎子才能看不見屍體和鮮血。
作為劉曉波的同窗好友，詩人徐敬亞分享了那代人對六四刻骨銘心的記憶、憤怒與羞愧：「為甚麼這個國家的花圈裡／總是滲出鮮血／為甚麼這些腳不能自由走動／為甚麼總是孩子們／一輩輩走上街頭，為甚麼／大人躲在後面偷偷觀察。」這首長詩《紀元》，在當時曾經排好版準備印刷，又被強令撤稿，直至二十五年後，才如同出土文物一樣，在這本詩集中與讀者相會。
更年輕的餘叢則希望穿越時間的河流，重新在廣場的中央舉起自由的旗幟，他在《廣場》中寫道：「多年來，我是孤獨的／更多的人與我形同陌路／是的，黑壓壓人群／我未能指認出你們中的誰／／多年來，我自尊尚在／軟弱的人群也是有力量的／是的，當你們散去／我還堅定站在廣場中央。」廣場被他們佔領，被分而治之的人民無比孤獨。但是，總有一天，廣場將如同一九八九的五月，從獨裁者手中轉移到人民的懷抱裡；總有一天，廣場將變成悼念與狂歡之地，爲死難者招魂，也讓更多的孩子在陽光下自由地奔跑。
天安門廣場是中國最大的廣場，卻不是唯一的廣場。在中國，大大小小的廣場，扮演著與天安門廣場相似的角色：炫燿權力、魚肉百姓、泯滅個性、打造奴隸。詩人通常遠離廣場，除非廣場發出召喚。在這個詩人與廣場對峙的時代，鴻鴻敏銳地指出：「廣場無處不在，而這些詩人的清醒聲音，正是照亮當今與未來的希望之光，也是文學必須挺身而出，填補淹埋了的歷史的有力證明。」詩歌理應承擔此種崇高的使命。這些爲廣場上消逝的生命而寫的詩歌，終將在廣場上被人們大聲朗誦。
孩子與未來，以及我們的自由
那麽多孩子在太陽升起之前死去，死不瞑目。這些孩子，是我們的兄妹，是我們的兒女。在任何一個時代，殺害孩子的惡行都應受到譴責、受到懲罰。
然而，六四屠殺二十五年以來，屠夫仍然高高在上、頤指氣使，更多的官僚、商賈和御用文人爭先恐後地爲屠殺辯護。江澤民、溫家寶、馬雲、孔慶東們，這些醜陋的面孔像走馬燈式地一一登場。他們說，如果沒有那一天的「果斷處理」，就沒有今天的「大國崛起」。
然而，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即便犧牲一個無辜者的生命就可以獲取世界大同的目標，他也不會同意。每一個孩子的生命，都是神聖而獨特的。你既然可以殺死一個人，那麽，還有什麽罪惡是你不能做出來的呢？
這本詩集中的許多詩歌都與孩子有關，或者說，是爲孩子而寫。亢霖寫道：「從戴紅領巾的孩子／到不吃飯的孩子／透過淚水，／你看見廣場上開滿了鮮花。」這裡，「戴紅領巾的孩子」和「不吃飯的孩子」構成了奴隸和自由人的兩極，而鮮花則成為抵抗坦克和機槍的唯一武器。詩人所夢想的廣場上開滿鮮花的場景，何時才能變成現實呢？
宋琳寫道：「歸來吧孩子，異鄉不可久留，／榮譽和知識都不可寄託。／快快啟程呀，作為我的回聲歸來！／我手中的艾草將為你驅邪辟害，／南山的澗水已照亮你家的門楣。」這首詩是像屈原的楚辭致敬。可是，離開的孩子永遠不能回來了，母親親手包的粽子，孩子再也嘗不到了，孩子們跟屈原在一起，在水中，享受永恆的安寧。
蕭冬寫道：「我在對你的懷念中／一天天成人／一直大到／能把你的年齡叫做孩子／一直大到／我的孩子和你當年一樣高大。」時間如河水般流逝，但是，「日光之下無新事」。孩子是殺不完的，還有更多的孩子出生和成長，而孩子們追求自由的事業誰也擋不住。從當年的北京天安門到如今的臺灣太陽花，從昔日十九歲的學生領袖王丹到今天十五嵗的香港少年英雄黃之鋒，孩子們更加聰明、更加勇銳，我們並沒有失去這場戰爭。
嚴力寫道：「悲哀也該成人了／一拖就是多少年啊／那時候的死亡也長大了／大到悼詞也能生兒育女了／一部分留在那年的我也長大了／儘管長成了一個被攔截的網址／但學會了翻牆翻柵欄／翻閱歷史的沉冤。」在這首詩中，悲哀、死亡、悼詞這些名詞和形容詞，像人一樣，「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從坦克到防火墻，魔鬼還是魔鬼。但我們堅信，沒有人能歪曲全部的歷史，所有的血跡和淚水都將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這些年來，在臺灣、香港和北美，我遇到過不計其數的追尋真相的年輕學子，六四是他們思想啓蒙的催化劑。
六四是一塊烙鐵，在當代中國詩人心頭留下痛楚的印記。六四之後不久，因為一個子虛烏有的「反革命」案件，十多名四川籍詩人鋃鐺入獄。詩人在骨子裡最接近孩子，因而對孩子的死亡念茲在茲。詩人是拼命捍衛自由的一類人，因而詩歌是最難被馴化的一種文體。孟浪將寫作「六四」主題的詩人歸入「創傷性壓力症候群」，對這群人而言，寫作是自我療傷、自我拯救、自我超越。這本詩集再次確認了我此前的一種直覺：詩人與六四之間的關係，比小說家、散文家、戲劇家和新聞記者更加密切；因此，關於六四的詩歌的數量與質量，大大優於小說、散文、戲劇和新聞報道。
當然，平心而論，由於精神向度和宗教情懷的薄弱，在書寫六四的當代漢語詩歌中，還沒有出現如同德國詩人保羅·策蘭書寫奧斯威辛集中營的詩歌那樣的傑作。即便如此，這本詩集展示了當代漢語詩歌直面極權主義災難時所能達到的深度與廣度，是對二十五年的「地下寫作」的一次彙總，必將啓發更年輕的一代詩人向更深更廣的領域探索，也將成為未來的六四博物館中一份不可或缺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