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協會是日本時代台灣最重要的「民族主義啟蒙文化團體」。1919年末，蔡惠如、林獻堂等人在東京組織青年學生成立「新民會」， 採取民族自決主義的立場，開展台灣的啟蒙運動。1921年1月，林獻堂領銜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同年7月，蔣渭水與吳海水、林麗明一同起草台灣文化協會主旨書與會則，並向島內各地與內地留學生寄發入會申請書。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在靜修女學校舉辦發會式，推舉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並以總理的名義，指定四十一名理事，四十四名評議員。賴和因蔣渭水的推薦，獲得指名擔任文協理事。
1921年文協成立時，賴和已從廈門博愛會醫院退職，返回彰化市仔尾開業屆滿兩年。小說手稿〈阿四〉留有加入文協前後，賴和個人的思想變化。當蔣渭水推薦賴和擔任文協理事時，賴和回信婉拒並謂：「古人云有死天下之心，纔能成天下之事。足下所創事業，是為吾台三百餘萬蒼生利益打算， 僕亦台人一份（分）子，豈敢自外，但在此時尚非可死之日，願乞把理事取消」。由此可知，賴和對於文協最初是抱持著消極的態度。
促成賴和轉向積極投入文協的關鍵，是1923年2月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集結。因為留學東京友人的「遊說」，賴和／阿四確認了議會請願不僅是「政治運動」，更是引導台灣民眾的「啟蒙運動」，而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 其目的同樣如此。在後來賴和的新文學創作中，這個「啟蒙」的精神被提煉成為「覺悟」，以及更進一步被推進成為「覺悟的犧牲」。賴和所謂「覺悟的犧牲」，就是黃宗羲的「死天下之心」。賴和／阿四抱持這樣的「覺悟」， 在此之後「成為一個熱心的社會運動者」，並積極地參與文協的工作。
1923年10月，文協第三回總會指定《台灣民報》為機關報；約略同時， 賴和開始有意識地轉向新文學創作。治警事件之前，賴和在11月5日的日記中提出十篇小說寫作計畫；治警事件之後，賴和在漢詩手稿裡，大量練習新詩寫作。1925年8月26日，賴和在《台灣民報》上發表〈無題〉， 12月20日發表〈覺悟的犧牲〉，1926年1月1日發表〈鬪鬧熱〉，2月14日發表〈一桿「穪仔」〉，新文學的賴和在「講文化的」浪潮中正式登台亮相。
與新文學的開展同時，賴和也活躍於各種社團結社與演講場合。1925年1月在文協彰化支部演講，2月協助彰化婦女共勵會創辦，同時組織流連索思俱樂部。4月在彰化戲園，5月在斗六支部，9月在大甲支部，11月又在斗六支部，賴和積極對一般民眾演講。1925年的賴和是「新文學」的賴和，同時也是「社會運動」的賴和。
1926年5月15日，文協理事會在霧峰召開，賴和應邀赴會。文協的兩派爭執已不能妥協：「一派以社會科學做基礎，主張階級利益為前提，一派以民族意識做根據，力圖團結全民眾為目的。」5月16日會議結束時，廿餘名出席理事一同攝影，作為紀念，這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台灣文化協會第一回理事會」影像，但事實上這已經是「全島一致」的文協最後的理事會了。
1926年10月，文協在新竹舉辦第六回總會，賴和代表彰化支部出席，文協會則變更案正式提出。11月，會則起草委員會在霧峰召開，蔡培火、蔣渭水之提案合併為「本部案」，與連溫卿提案並陳送臨時理事會審議。1927年1月2日，文協臨時委員會在台中東華名產會社召開，左派的連溫卿案在投票中獲勝。林獻堂在日記中對當天會議的評論是：「起草委員之提案而被否決，誠出意外。前聞溫卿、敏川往彰化運動，余想諸理事當不為其所惑，今竟反是，台灣人作事，大多數皆以感情用事，而歿卻主義，此其一端。」林獻堂所批評「以感情用事」的彰化「諸理事」，當然也包括了出席會議的賴和。
1927年1月3日，文協臨時總會在台中公會堂召開，文協左、右分裂。蔣渭水、蔡培火退出文協，林獻堂勉強留任，賴和卻獲選為新文協的中央委員。「由此連溫卿一派的共產主義系新幹部掌握文協的實權，文協的方針由原來的民族主義啟蒙文化團體的形態，變換成為無產階級啟蒙文化團體。」1928年5月，新文協另設的機關報《台灣大眾時報》在東京創刊，賴和擔任監事及囑託記者，並發表散文〈前進〉，以一對兄弟的分手寓意文協的分裂，而賴和明顯是站在「受到較多的勞苦的」一方。至1928年底， 賴和的堂弟賴通堯，以及當時寄居彰化的楊逵，都已是新文協的積極參與者。
但在新文協內部，以王敏川為代表的「上大派」（曾留學上海者），和以連溫卿為代表的「非上大派」已經出現分歧。1929年11月，文協在彰化座舉辦第三回全島代表大會，楊老居為議長，賴和擔任副議長，會中農民組合提出「抗議連溫卿案」。不久之後，文協中央委員會即將連溫卿除名。文協再次轉向，逐漸與台灣共產黨合流。1929年之後，文協解散論已經甚囂塵上。1931年1月，文協第四回全島代表大會在彰化戲園舉行，以王敏川為議長，賴和擔任會計審查委員，但此時的文協已近乎台共的外圍組織。同年6月，台共大檢舉；12月，王敏川因「台灣赤色救援會」案被捕入獄，至此台灣文化協會在事實上已經消滅。
文協左、右分裂之時，賴和確實是支持無產階級新文協的一方；但與此同時，賴和仍然與舊文協的民族主義者保持聯繫。1927年7月，退出文協的舊幹部另組「台灣民眾黨」，賴和出席了9月1日民眾黨彰化支部的發會式，並當選為支部委員。此後，賴和仍活躍於民眾黨舉辦的政談演說會。但是，賴和也確實和舊文協幹部產生了隔閡。直到1931年為紀念《民報》 發行十週年的文章，賴和仍在質疑1927年文協左、右分裂，與同年8月《民報》獲准返台發行，兩者之間是否有不為人知的關聯，以及一般民眾（當然也包括賴和自己）對《民報》（同時也是舊文協）的懷疑。
文協時期（1921～1931）的賴和首先是一個社會運動者，然後才是新文學作家。1930年8月，賴和獲聘為《台灣新民報》客員，並主持新闢「曙光」新詩欄位；與此同時黃石輝揭開了鄉土文學論戰／台灣話文論爭的序幕。1931年在《台灣新民報》文藝欄，以及1932年脫離《台灣新民報》後在《南音》雜誌上，都可以看到賴和以「台灣話文」嘗試新文學創作的積極努力。但賴和始終是站在「民眾」的角度在考慮文化／啟蒙運動的發展，不管是「台灣話文」的主張，還是1935年《台灣民間文學集》的編撰，都可以看到清晰的、站在「民眾的真實底思想和感情」一方的賴和立場。文協時期的賴和如此，文協之後的賴和也是如此。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分合中，歷史舞台的帷幕不斷起落，眾多的臨時演員爭先恐後的搶占主角的位置，但賴和始終如一的站在代表「民眾」的角落，堅持地直到屬於他的戲份／時代告終。
台灣文化協會第一屆理事會，攝於1926.5.16。示意圖／擷自維基共享資源
※本文轉載自《百年情書：文協時代的啟蒙告白》（前衛出版社，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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